阿含經和聖經道德觀的比較
釋德明
阿含經是佛教史上的原始經典，或稱之根本佛典；聖經是基督教的正式經典。佛教和基督教這兩大經典中包含著豐富的道德思想，各自架構了完整的道德教說體系。對前者而言，其道德體系包括人天乘善法中的善惡、因緣、業報等基本觀念及戒制；對後者而言，涉及新、舊約中有關道、原罪、救贖等觀念及教誡。本文從道德觀建立的基礎、目的及有關道德教戒或訓誡等幾個方面，大略地比較說明阿含經和聖經的道德觀，從中亦可初步透視佛教和基督教這兩大宗教教義的氣質和旨趣。
一、阿含經和聖經對人性的基本判斷
道德觀念建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從對人性的基本判斷來考察說明。
阿含經對人性的基本判斷可用“明”和“無明”來概括。
所謂“明”，依《大毗婆沙論》，就是“生得慧”。這是人生而具有的思維能力和道德能力，或可稱為本能。後天習得的能力是聞、思、修慧。正因為人具有先天的“明”即“生得慧”，道德才有了可能，也才能進一步發起聞、思、修慧。《雜阿含經》(卷第二十八)說：
若起明為前相，生諸善法；時，慚愧隨生。慚愧生已，能生正見。正見生已，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次第而起。正定起已，聖弟子得正解脫貪欲、嗔恚、愚癡。
與明相反的是無明。《雜阿含經》(卷第十二)說：
彼雲何無明？若不知前際，不知後際，不知前後際；不知於內，不知於外，不知內外；不知業，不知報，不知業報；不知佛，不知法，不知僧；不知苦，不知集，不知滅，不知道；不知因，不知因所起法；不知善、不善，有罪、無罪，習、不習；若劣、若勝，染污、清淨；分別，緣起，皆悉不知。於六觸入處，不如實覺知。於彼彼不知、不見、無無間等，癡暗、無明、大冥。是名無明。
簡言之，無明是人的思維能力和道德能力的自我障蔽，也就是人的有限性一面。作為趨向聖道解脫前提的人天乘善法，其目的就是“復明”，阿含經等經典稱之為“開眼”，即去無明而走向自我覺悟。如果“明”決定了道德的可能性的話，那麼，無明決定了道德的必要性；離卻無明而向“明”，體現了人類對自身的道德要求。至於大乘的聖者境界，當是最終了達諸法空性，如心經言“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在此自不必說。
聖經對人性的基本判斷是原罪。原罪，就是人的原始罪過。始民亞當和夏娃經不住蛇的引誘，在伊甸園吃了知善惡樹(也是智慧樹)的果子，這違背了神即上帝的告誡，從而犯下了罪，受到懲罰，被逐出樂園。而亞當和夏娃是人的始祖，他們的罪自然就是人的原罪。人類的一切罪惡和災禍的根由就這樣與生俱來。上帝的獨子耶稣降世，其目的就是救贖信他的、帶著原罪的人類。而聖經或基督教的道德，實際上就是尋求救贖原罪之道。
這裡存在人類的一個根本性悖謬。知善惡(智慧)使人“眼睛明亮”(《創世記》)；知道了善惡，人才知道什麼是罪，人才會犯罪或有罪感——這使道德有了可能，可正是因此才使人有了罪——這使道德有了必要。聖經道德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同時存在於此一悖謬之中。
二、阿含經和聖經道德觀的基礎
緣起觀是阿含經乃至整個佛教道德觀的基礎和前提。所謂緣起，是“增法”，即“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以及“減法”，即“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雜阿含經》)。簡言之，緣起就是緣此故彼起。緣起之於有情而言，如《雜阿含經》(卷第十二)：
……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
緣起法揭示了自然界萬事萬物互為因果相生相滅的真相，也揭示了人及諸道有情生死輪回的真相。由緣起法，我們可以發掘出佛教的宇宙主義和徹底的平等主義。盡管在實踐的意義上，阿含經是立足於人本的，是立足於人本身的解脫和覺悟，但這不妨礙它在認識論上的廣闊視野。所以嚴格來講，佛法就是空相應緣起法，而非本體論。
佛教的善惡業報、因果報應說，都是以緣起觀為前提的。善惡果報隨所造業因而有，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正是基於緣起觀，佛教才能夠高倡並充分發揮人作為個體的道德主體性。也正是因此，我們才說，佛教是自力的宗教。
聖經道德觀的基礎是絕對的精神本體，是永恆的道，是舊約的神耶和華；在新約中，聖子耶稣是“道成肉身”(《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人在上帝跟前所得的原罪，依人的本性是根本無法洗淨的，基督受難體現上帝的“威嚴”或法則——人必須償還欠神的債——因而耶稣上十字架以肉身(罪身)死；而這同時也反映了上帝對人的“仁慈”。上帝既使其子代人贖罪，這就要求人必須信耶稣，他只將聖靈賜給信他的。聖靈降臨、內住於信他、靠他的人，為他們開了通往“父”那裡——天國去的一條路。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聖經與阿含的截然不同。聖經信仰及其道德基礎是神本的，而阿含的人天善法卻基於緣起觀。阿含的空相應緣起，說明一切事物的相待相成和因果的必然理則，從而非遣任何外在的本體。在阿含的“道德體系”中，既不存在一個絕對的精神本體或者神，也不存在一個高踞人上的個人或道德審判者。佛陀說他自己“我在僧數”，勸告弟子要“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大般涅槃經》)，正顯明這一點。
三、阿含經和聖經道德的目的
阿含經和聖經道德的目的各有取向。前已分析，阿含經和聖經對人性的基本判斷，及兩種道德觀建立的基礎是不同的，由此出發，我們對兩種道德觀的目的就會有自然而然的理解。
阿含經道德的目的，簡言之就是前面所說的復明、開眼。“開眼”而覺悟，“復明”而“具明”。阿含所開示的人間道德實踐，有豐富的內涵和明確的目的。用《中阿含經》(卷第十)的概括就是：
……是為具善人已，便具親近善知識。具親近善知識已，便具聞善法。具聞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護諸根。具護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念處。具四念處已，便具七覺支。具七覺支已，便具明、解脫。如是此明、解脫展轉具成。
顯然，具明、解脫在終極意義上必然是一種高度智慧、高度覺悟的成就。所以，阿含的人天乘善法或人間道德實踐，實在是趣智趨覺的階梯。故阿含的道德觀，是為覺、智而道德，即其道德服務於正覺解脫，服務於“成人”。“成人”是道德主體的高度完善，又是真正的自由，“人成”亦即是“佛成”。
聖經道德觀的基礎和前提，決定了其道德實踐、人間善行的目的，是為了得到神的眷顧，為了得到基督的拯救升入天國，最終與神同在。如果說阿含的道德是為成人、成佛，那麼，聖經的道德是通過個體的被救贖而實現神的絕對精神或正義，即它是為救贖而信，為救贖而道德；它服務於最終的拯救。
所以，阿含是在人的終極實現的意義上“建立”人間善道的，而聖經是在人的終極拯救意義上“建立”道德的。前者具備完整的聞、思、修解脫道次第，而後者首先要求對上帝的服從和對聖子的信。
四、五戒十善與摩西十誡
阿含人間道德實踐的內容，從發起道德實踐的主體意向——慚愧心，到實踐道德努力的意志——不放逸，以及安處諸善業等，以經典來看可謂詳備。而其中五戒的授受以及行十善業道，是阿含人間道德實踐的基本標准和根本的內容。五戒為在家男女受持的五種制戒，是佛教所識做人的根本。其條目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YIN，不妄語，不飲酒。十善業道是身、口、意三業中所行的十種善的行為，是止惡行善的正道、增上道，也叫作十善戒、十白業道。其條目如《雜阿含經》(卷第七九一)說：
何等為正道？謂不殺、不盜、不邪YIN、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绮語、無貪、無恚、正見。
聖經中作為維系道德倫理體系的規約是摩西十誡，其內容見於《出埃及記》及《申命記》，條文大致是：1、禁拜別神、偶像；2、禁妄稱耶和華名；3、守聖安息日，不可作工；4、孝敬父母；5、不可殺人；6、不可奸YIN；7、不可偷盜；8、不可作假證陷害人；9、不可貪戀別人的財物；10、不可貪戀別人的妻子。
十誡自十三世紀起開始作為基督教的告罪手冊，這標志著它已成為“日常德育”的基本和中心的內容。顯而易見，聖經十誡與阿含的十善業道在殺、盜、YIN、妄語、貪等方面的禁戒，在條文的內容上是相同或相近的。這具體地說明，在總體上，兩大宗教的世俗道德觀是接近的。不可否認，佛教和基督教在淨化世道人心，或對世俗道德建構上所起的作用也是相近的。當然，在道德要求上具有相近的取向，也反映了宗教本身的特質。而本文對阿含與聖經道德觀的比較，主要是在二者的不同之處，或者說，主要在於顯明二者各自的特質。在“道德規約”的具體實施，在“操作機制”上，佛教反對任何形式的、單純的懲罰。佛陀是先知先覺者，自然是一切善法的先導。《中阿含經》(卷第二一四)說：
如來……離欲，欲已盡；離恚，恚已盡；離癡，癡已盡。如來成就一切善法，斷一切不善之法。教師、妙師、善順師，將御、順御，善語、妙語、善順語。是故如來必行此法。
佛具大威德，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絕對的權力，卻在於他已實現正智覺悟。而佛制戒也體現了高度的人本性和現實性；制戒既是為了維護僧團和敬、正法住世，戒律自然也是佛法本身的組成部分之一。
在這一點上，上帝迥異於佛陀。耶和華在為希伯來人立約時，對摩西說：“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記》、《申命記》)；新約《約翰福音》說：“信他(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顯然，神(耶和華)本身既是一個最高立法者，又是實施者、監督者和懲罰者。 五、道德主體性
宗教實踐最終要歸結於每一個體的道德生活。阿含經和聖經的道德主體，在其能動性發揮的方向或維度上也有所不同。歸根結底還是取決於兩者對人性的基本判斷，乃至兩種道德觀建立的基礎的不同。如上所說，佛陀與上帝在兩種宗教的“道德實踐”中所起的作用有明顯的差異，這實際上也反映了兩種宗教道德主體的主體性差異。
聖經信仰及其道德實踐，強調道德主體與道德本體的二元關系。舊約中的信上帝者或新約中的信耶稣者，作為信仰的主體，作為道德實踐的主體，總是“作為特殊性的單一個體”；而道德的本體總是作為絕對的上帝。二者的關系，用克爾凱郭爾的話說，就是“作為特殊性的單一個體與絕對”形成的“絕對關系”。這種絕對關系，首先要求個人對上帝的絕對服從或對聖子的虔信。上帝是“仁慈”的，而上帝賜福的，是愛他、守他誡命的人；同樣，將得到永生的人是信子(聖子耶稣)的人。自然，宗教的倫理、道德，存在著與世俗倫理、道德不一致乃至相互抵制的地方，這表現出宗教要求自身超脫世間的一面。聖經在這方面的要求，有時甚至到了與世間的倫理要求極端對立的地步。當上帝要求亞伯拉罕用他的獨生子為自己獻燔祭時，亞伯拉罕的主體性就只能表現為捆綁住他的兒子以撒，並伸手拿刀了。聖經信仰的道德要求，就是在這種對神的絕對敬畏中充分反映其特質的。可以說，聖經的道德主體性就是在任何情形下對上帝、對“神聖正義”的信心不改，所以在奧斯維辛之後，祈禱者依然會祈禱。
由於取緣起中道立場，佛教既不承認世上有絕對主宰者，也反對一切形式的極端做法。我們知道，佛陀連修道中的過度苦行都是不鼓勵的。佛教中既無原罪，就無單方面的、絕對外力的懲罰，自然也就沒有絕對外力的拯救。我們在阿含經中處處可以看到對佛弟子求智求覺的主體性的肯定。阿含道是自覺道。基於緣起觀上的因果必然法則，既說明了生死的輪回在於自心無明，又決定了痛苦的解脫在於自我覺悟。《雜阿含經》(卷第三四七)說：
佛說……經已，尊者須深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須深見法得法，覺法度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無畏。
所以，佛教的信仰是自信非他信，佛教的道德是自度非他度。
我們透視到的阿含精神，是佛陀不著“神聖”色彩，不為自己樹立絕對權威。這本身，實在就是深契佛法緣起中道的真義的。佛陀是世間的佛陀。在《雜阿含經》(卷第六三八)中，佛陀對阿難說：
……阿難！當知如來不久亦當過去。是故阿難，當作自洲而自依，當作法洲而法依，當作不異洲不異依。
佛陀之所以為佛陀，在於他做到了“自”與“法”的不異。佛教信仰的核心是正法，信佛就是信正法解脫的先覺者。佛教對信仰者，也就是道德實踐的主體的根本要求，是深契法性的自我覺悟和自我解脫，而在根本的、解脫的意義上說，主體的主體性是徹底融合於法的法性的，即“自”與“法”是同一的，是非二元的。
佛教的無上正等正覺，是自覺覺他，是自利利他。而佛教“道德實踐”中的戒行，是自護護他。佛教首先要求道德主體止惡行善，自淨其意。在後來的大乘佛法中發展出的心法戒體說，可以說就是“自護”的道德要求的高度理論化。自信、自護、自覺、自度，這既是道德行為的出發點，其實也是實現菩薩行的根本。行菩薩行是度他、化他，度他、化他最終何嘗不是使他人自度、自化呢？
總之，阿含和聖經的道德觀，主要反映佛教和基督教這兩大宗教，各自在道德目的和道德的內涵上的特點，這些特點，進一步決定它們展開道德實踐的方式，決定它們是如何影響世俗道德觀念、如何參與和引領世俗道德建構的。顯而易見，兩種道德觀有基本的差異。根本原因，在於它們對人性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聖經既然以原罪為人的根本標記，那麼人的最終拯救不在此世。而此生的義務，就是背負起信仰的十字架，相信基督替人在架上贖了罪，相信基督將來會把聖靈內住於自己。不同於神本的聖經道德觀，阿含道德觀的思想基礎是非本體的空相應緣起，以此確立因果法則，從而勸導充分發揮道德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轉無明為明，實現“現法得樂”、不待來世的現世解脫。所以阿含的思想是由緣起的“宇宙主義”而立足於人本。
從更為廣闊的文明的視野中看，盡管阿含佛教與聖經基督教的基本觀念存在差異，但在化世導俗、淨化世道人心的現實層面上，二者所起的作用是相類似的。比如，雖然在教義上，佛教的“慈悲”與基督教的“愛”，一個基於緣起的無我，而另一個基於有我，但在現實中，它們都可以歸結於同一的平等思想。比較阿含和聖經的道德觀，是為了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兩種宗教各自可能以何種方式、何種姿態來解決當今世界的現實道德問題，各自可能向何處挖掘自己教法、教義中的道德元素，從而為世俗倫理和道德體系的建設提供有效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