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唐僧西行路”背後的故事
——佛光文化網訪談
那個故事早已結束，我也早忘記了。有緣與佛光文化網嚴博士及天月居士會面並交談，是愉快的事。然而想不到的是，佛光文化的天月他們這群青年，挖古能力居然如此之強，長長的這篇采訪稿著實讓我敬佩。那段身影早已遠逝，這群青年讓我再次回味那段美好，謝謝他們！
【導讀】一千三百多年前，玄奘大師孤身一人苦行五萬裡歷時19年西行到印度取得真經。一千三百多年後的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7月19日，來自大陸和台灣的兩位“新唐僧”開始涉步西行，重走西行之路，歷時4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於2006年11月26日到達印度那爛陀大學，把從中國帶去的玄奘大師塑像、六祖壇經、與禅宗五家法脈的法卷等聖物，回傳並供奉到了那爛陀寺。2012年11月3日，“重走唐僧西行路”的大陸代表明賢法師莅臨中華佛光文化網，接受了中華佛光文化網記者的專訪，暢談了西行路上的經歷和感悟。
【人物簡介】明賢法師，法名道笈，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長老的第11代法子，禅宗五脈傳人。1973年7月生於湖北武漢市黃陂區。19歲於安徽省九華山仁德老和尚座下受比丘戒，堅定“漢傳佛教特質在禅”的觀念。24歲，明賢法師在廬山閉關期間完成《入中論親聞記》，於如意茅棚及山南萬杉寺、江西佛學院分別講授《入中論》，不久擔任江西佛學院教研主任。33歲，啟建青海湖祥和菩提塔，進而組建北海禅院，主張“有人心就有禅、禅宗是最適宜現代人的修行法門”。2006年7月19日，作為大陸法師代表與台灣慧在法師一起完成“重走唐僧西行路”。現為江西佛學院教研主任、北海禅院住持。
雖然“重走唐僧西行路”距今已有6年之久，但已足以讓明賢法師和“唐僧西行”聯系在一起。如今一提起明賢法師，人們腦海中的第一反應就是那位歷經艱險重走西行路的大陸法師。明賢法師不僅被譽為“新唐僧”，還當選“第二屆中國十大當代旅行家”，“第二屆中國十大當代徐霞客”，被稱為“中國佛教使者”，這些殊榮在中國僧人中都是獨一無二的。當記者提及這些榮譽，明賢法師語氣平淡地說道：“這些名號是媒體封的，我真當浮雲。當時我有糾正的願望，可是媒體的傳播速度快，我沒有能力給予調整。玄奘大師是我最為仰慕的高僧之一，他捨命求法的人生歷程一直是我敬仰而不敢輕率品評的。我只是普通人，一名普通清眾，只是參加了一個活動，那些早已過去，應該說我是玄奘大師的追隨者，一名向大師學習的普通求法僧人。”言及今天的采訪，明賢法師講到：“出家人巡禮祖庭和佛法來源聖地是很平常的事情。當時也有很多媒體來采訪，因為價值取向不同，采訪和報道的重心也不一致。而我欣慰的是今天象中華佛光文化網這樣，關注更多的是佛教教義與佛教文化的未來。”
昔日取經 今朝送經 共譜佛教文化新篇章
對於從小看著《西游記》長大的80後來說，都知道“唐僧西行路”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而歷史上唐三藏的原型玄奘和尚也是歷經種種艱難險阻才成就“西天取經”的傳奇。明賢法師法師告訴記者，此次活動不是“取經”，而是“送經”和“傳法”，——把從中國帶去的玄奘大師塑像、《六祖壇經》等聖物供奉到了那爛陀大學。這個舉措在如今這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信息至要的世界格局中，倍顯重要。季羨林先生那時健在，在賀信中他寫道：……把“文化輸出”變成了與當年“文化拿來”平等的文化交流方式。
為什麼我們今天可以“輸出”，因為中國已經“有了”——比如禅宗。中國唐代的兩大高僧——玄奘大師和六祖慧能大師，一位完成了佛教教法體系在中華文明系統中的完整構建與獨立，一位完成了沉底消化、全盤落地而是佛教乃至中華文明滿盤皆活。所以本次西行重走，除玄奘大師的書與像以外，最重要的是，還攜帶了禅宗五家法脈與《六祖壇經》，這是中華文明有“積”而轉“化”的真正成果，是純粹中國佛教與文化意義上的“經”。
2006年7月19日開始，明賢法師會同台灣高僧慧在法師結伴西行，以徒步行走為主，沿著玄奘當年西去取經的路線，長途跋涉，於2006年11月26日到達西行終點——印度那爛陀大學，圓滿完成“重走唐僧西行路”的佛教使命。
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在中國生根開花、發揚光大，而在其發源地印度，卻已幾近絕跡。那爛陀寺早年是寺院，它是大乘佛教的發源地，承載著印度宗教與文化最寶貴的精粹，在佛教歷史上有著獨一無二的地位。“現在印度以那爛陀大學的名義來恢復它，裡面住了兩百多位僧眾，雖然素質都非常高，但在印度這個宗教文化非常繁榮的地方，只是一個很小眾的群體。”明賢法師的話語中透著一些唏噓，畢竟是當年玄奘法師求取經法的國度，如今佛法卻衰落到如此境地。但佛法經過歷代高僧的努力在它發源地的鄰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發展壯大，並走向世界成為三大宗教之一，也許這會讓佛祖感到一些欣慰吧。
以“和尚的心情”去西行
當記者問及明賢法師參加西行的初衷，明賢法師卻誠懇地說到當時他的第一反應是拒絕。他當時並不了解這個活動，對現今社會人情世故也不夠了解，因為擔心活動會有商業成分，法師選擇了拒絕。
活動的組委會在對象篩選過後認為明賢法師是合適的人選，經過組委會考察，他們參見了一誠長老，最後一誠長老在邀請函上簽下了“一誠同意，可以，很好。”組委會工作人員帶上這張邀請函來跟明賢法師談這件事。“這是師命啊，不能違背的。”明賢法師回憶道，“整個活動的大眾，集體成就了我的這次參學，我感謝他們！更何況，我很早就讀過玄奘大師撰寫的《大唐西域記》，研讀過他的部分經典。後人巡禮先哲，這很美好，我後來同意參加‘重走’，主因是活動與玄奘大師的求法意義有一致性，在“佛法最終歸宿”層面上有一致性，這個很關鍵。而大師的西行求法路，其實我早有願望要去巡禮。所以雖然不全清楚活動背景，但最後還是應邀參加了。出行前，有記者問我准備西行的心情，會以怎樣的心情去西行？很多人在這樣的問題面前雲裡霧裡，我卻回答得很簡單，當然是以‘一個和尚的心情’去西行。”
啟程大典上，現場有幾萬人，包括很多兩岸四地和海外的高僧大德、黨政機關的領導、四眾弟子和道友，明賢法師的五位法師父也在其中(一誠長老、本煥長老、佛源長老、靈意長老、海音長老，現已圓寂了三位)。“有人問，這麼多人隆重地來送你啟程，你激動嗎？其實很奇怪，我出奇地平靜。我從後台出來，全場的人都站起來了，場面很熱烈，當時還有長老祈福、開光等法會。但那時候我的內心卻靜到極點，就像周邊一個人都沒有似的，直到出發的時候都依然很平靜。”明賢法師表示，後來因為活動前後接待和來往的人事很多，曾令他的心緒有點浮動。“走出去看過這個五濁的大千世界，花了多長時間讓自己的念頭動起來，就要花多長時間讓自己靜下來。現在已經放下了，也就是一次參學，已經徹底過去了、放下了。假如有人提起這事，我都只能實話實說。”
明賢法師的行李中除了《大唐西域記》、玄奘大師翻譯的典籍等書本外，還備有三雙鞋子。等到了印度，鞋子的厚底都走穿了。隊伍一開始一天走二三十公裡，後來逐步增加七八十公裡，多的時候甚至達到一天一百多公裡。從第一天二十多公裡走下來開始，腳底就見了血泡，到了晚上用針刺破血泡排掉血水。為此他們還想到一個辦法：用行軍的軍用綁腿帶，在僧衣裡面從腳尖綁到膝蓋。清理不掉的血泡，就使勁捆綁，一直扎到它麻木無知覺為止，否則腳一沾地就是鑽心的疼，不能走了。每天晚上用針刺破血泡排掉血水，第二天再扎上綁腿帶接著走。“實在講，如果一個人每天這樣單純無助地、無所追求地走路，那可能很難堅持。有了這些實踐，便可想而知當年的玄奘大師一人獨行是怎樣的艱辛。”回想到那段艱難的行程，明賢法師感歎道。
對明賢法師而言，路途的坎坷和艱難還只是對體力的考驗，更大的考驗來自於必須去面對宗教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6年前當西行路上遇到世間元素以及貪嗔煩惱干擾時，明賢法師不能不說是無奈的。他只是想作為一名普通僧人去完成一次純粹的佛法交流和學習，但是在西行期間，明賢法師經歷的整個過程中，最大的艱難是要調和各方的利益，雖然調和各方利益本不是自己的職責所在。要做到不影響信仰，又要滿足一些具體的機構安排。西行歸來後，明賢法師曾面對媒體這樣講過：“可能會有人，希望西行的影響能產生一些現實利益，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在佛教形象和信仰情懷不受傷害的情況下，可以考慮他們的一些願望。但若影響到人們對於宗教信仰的純潔期盼，我會堅持原則，不會讓步。”所以明賢法師沒有簽署“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要求，雖也受到壓力，但仍與慧在法師一起，始終堅持只參加符合出家人行為原則的行動，最終得到了國家宗教管理部門的支持。“當我們遇到特別想去了解行程外的某個寺院或祖庭時，我們會爭取自由行動的時間和安排，多數時候，工作人員是不跟隨作陪同的。很慶幸。”法師所堅守的信仰世界仍是自由的，並沒有屈從於哪種不合理。
新疆佛教信仰今非昔比
明賢法師平時和要好的道友交流西行體會時，有兩個親歷問題講述得比較多：新疆的宗教演變過程和印度現在的佛教狀況。在當前的佛學界，新疆的佛教演變過程是很多專家學者和教科書避而不談的，但明賢法師覺得作為出家人非常有必要去了解。
“當年新疆、吉爾吉斯、阿富汗等周邊這些地方統稱為西域36國，在玄奘大師那個時代幾乎都是佛教信仰國家，但是為什麼他西行回來後不久，佛教就在那邊消聲匿跡了呢？”對此明賢法師有著自己的思考：“佛教信仰的消失與公元950年開始的一場宗教戰爭有關。當年的波斯國(現在的伊朗)和新疆於阗國(和田)的戰爭持續了50年，後來穆斯林世界用了整整600年把西域清洗成為穆斯林信仰，600年後新疆幾乎都由伊斯蘭教覆蓋了。”而明賢法師西行走到新疆時在那裡更直觀地觸碰到這一真實的現狀。
明賢法師一行剛到阿耆尼國(焉耆縣)時，當天晚上半夜兩點有老居士來敲門，勸他們不要去新疆，在當地穿出家人衣服，恐有不測，因為有歷史根結。“我們說不行，一定要去的，這是一次公開的佛教友好交流活動，出家人自有出家人的原則。”明賢法師回憶道。
當地的居士告訴明賢法師：在當地不能舉辦佛教的集體活動，因為沒有佛教協會。當地穆斯林信仰幾乎全民化了，法律法規是“民族區域自治法”，要求一個佛教宗教活動場所只能有兩個出家人，但是清真寺可以在每一個村落存在。整個烏魯木齊只有兩個佛教寺院拿到審核通過的手續，但是在周邊卻存在有三四千個清真寺。
明賢法師告訴記者：在清末民國時期曾經有一位心道法師，懷惴著很大的弘法願望和決心，想恢復西行路上的佛教信仰。他由敦煌來到烏魯木齊，成立了一個名為“法幢”的協會，但不久後被迫離開。新疆宗教演變的後續影響，使如今整個新疆的出家人總共僅有幾十人，實質上，多數人的佛教信仰，是因工作關系從外地帶進的，在新疆本地的集體佛教活動和集體宗教生活是絕少的。
親歷——讓人放下執著、遇事朝著更遠的方向去考量
在西行路上有很多可圈可點、值得記憶的事情。明賢法師認為如果從商業和對外貿易的情況來看，那條絲綢之路基本可以廢止了，但從現代社會和佛教信仰來看待這條路線，仍然可以發現它的現代價值。他覺得此行至關重要的是“親歷”，例如明賢法師在《大唐西域記》記載中看到進入大唐西域的第一國——阿耆尼國(焉耆縣)後，文中記時的方式變成“又7日、再15日、再30日……”，當時明賢法師看書時不理解為什麼把時間的跨度拉得這麼大。後來在西行路上當他們出甘肅過星星峽來到新疆邊界，再往前面走就發現那條路是非常筆直的，兩邊都是戈壁灘，在路的遠方橫著一道天山山脈。他們朝著這道山脈的方向垂直前進，當行進了差不多五百公裡後，兩邊的景觀一直都是大戈壁，沒有變化過，而遠處山梁的高度也沒有什麼變化。“這種地方一般人去了還不叫人絕望嗎？當年玄奘大師獨自一人一天一天走，的確什麼變化都沒有，肯定要走十天半個月才有點改觀，所以他的計時方法我經過行走一下子就能理解了。”
參加此次活動，明賢法師最真切的體會是：西行讓他更深入民間，實地了解佛教界的狀況，包括法師們的參學狀況、居士們的學佛狀況。西行也讓明賢法師接觸各種民俗，體驗了佛教在各地發展的生態，以及沿途諸多勝地、大祖庭的狀況。“當時沿途的一些居士們信佛狀況和祖庭法師們的生活信仰狀況都不是很好，我覺得佛教還要改善，才能趕上這個社會的發展。”明賢法師鄭重地說道。
而在明賢法師眼中覺得最有價值的還是沿途所看見的那些祖庭和大石窟。 當西行隊伍途經玄奘大師在《大唐西域記》裡所描述過的一些石窟時，明賢法師發現大多數石窟都荒廢了，從敦煌出去大概平均每10公裡左右就有一個大型石窟，但也只有莫高窟、克孜爾千佛洞在作保護，再往前面去的石窟就沒有什麼保護了。“現在雖然名義上有文管部門在管理，但事實上也沒什麼保護。很多檐畫、壁畫都被破壞得一團糟，如今仍然有牧羊人把羊趕進裡面燒個火做個飯什麼的。能看到過去的輝煌，也能看到現在的慘狀。”明賢法師憂慮地說道。
當記者問及明賢法師當時看到那些石窟和歷險感受時，明賢法師用一首詩回答道：“不是豪俠，身無劍氣；並非懦夫，何來淚痕；不是冒險家，敢問天下道；不是中天月，夜夜供佛前！”明賢法師告訴記者，站在無數先輩不惜身死成就的石窟與祖庭前，只是滿懷崇敬追古思今。他似乎瞬間穿越回到那個時代，宗教情感聯接起那個境界。之前玄奘法師文字所描述的那些印象，都印在心裡了，而眼前的一切會喚醒這種理解。這是很難得的體驗，而這就是“親歷”的價值。
明賢法師認為，現代社會中的每個人天天忙於應付工作上班下班，就很容易對周邊環境產生忽略、產生麻木，心裡就會一直糾結在“我”這個問題上。而當“我”越來越大以後，就很容易把一些小事變成一個個過不去的坎，說到這裡的時侯，明賢法師用前段時間廣州地鐵發生的老人和年輕人打架事件的例子加以說明：“假如有了以上歷史和文化方面的親歷，開闊了視眼，有了廣大的歷史觀、世界觀，對眼前不如己意的事情就能給予理解，就能放下執著，‘我’就沒那麼大了。”
西行過後明賢法師還有一個很深刻的感悟：“遇事學會朝著更遠的方向去考量。把心一直放在‘我’上面，這是慣性思維，是一件比較遺憾的事情。心應該了解這個世界，了解歷史，了解文化，了解人性的智慧。如果僅僅停留在自己這個圈子就太可惜了。君子慎獨，把一己之私看得太重就容易出問題。這次歷程不只有媒體報道的那些價值，作為出家人，我實實在在地享受了參學的好處。”聽到這裡，記者認識到：跳出“我執”去看世界這是明賢法師通過行走最深刻的感悟，也是重走玄奘法師西行路送給明賢法師的最大的禮物，而現在明賢法師又把它饋贈給所有的有緣人。
佛教的互通有無就是文化的互通有無
西行活動的發布會上采用了大陸與台灣水土交融的儀式，後來明賢法師在北海禅院的奠基儀式上也采用了漢藏兩地水土融合這一形式。這很符合目下信息時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格局。“大陸與台灣兩岸水土交融更側重於彰顯領土完整與骨肉相連，但就宗教文化意義而言，兩者還同屬漢傳佛教。而中原與藏區的水土交融則是漢藏兩個民族佛教的融合，而這兩個地區的佛教恰恰從未得到過很好的交融。再不交融，以後局面會越來越被動。”明賢法師鄭重地講到。
“對於漢藏來講，佛教的互通有無就是文化的互通有無，西藏文化來源於佛教，而大部分印度的梵文經典都埋藏在藏傳佛教的古文中，值得漢傳佛教借鑒。雖然近年來去西藏旅游的人很多，但是基本停留在好奇與獵奇，對充滿神秘感的西藏文化根本不了解。文化不交融而僅憑借活躍的經濟往來支持，長此以往會使民風衰落，沒有文化鋪墊的商貿活動會導致低俗習染的相互傳播。” 2006年，明賢法師啟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北海禅院。
北海禅院背靠祁連山，面朝廣闊的金銀灘草原，旁邊是1365公裡的青海湖，曾有著深厚的佛教傳統。歷史上這裡的佛教各自傳承，植根於不同的文化而展現出獨特的風貌，而交流甚少。“我們已經進入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時代，北海禅院在漢藏佛教乃至中印佛教交流史上具有重大的價值和獨特的意義。把寺院建造在漢藏銜接的中間位置，讓漢藏僧人都來接受教育；建立漢藏經教寶庫，漢藏經書互譯，實現十一世班禅大師對民族祥和的祈願——文化互通及和諧比什麼都重要。北海禅院的環境高曠悠遠，是修行的好道場。每年有禅修營，以大學生為主，社會人士也可以參加。在那裡禅修和生活會很惬意。你到那裡容易忘‘我’，回來你會想起‘我’。”明賢法師的幽默激發起采訪現場大家的笑聲和無限向往。
佛教的“核心”問題
西行讓明賢法師開闊了眼界，常對自己和佛教發展進行反思，目前比較關心的是佛教的“核心”問題。“外圍看來佛教是個香噴噴的大饅頭，很吸引人，但我覺得，還是缺‘核心’。”
就像一艘船，如果是小船，隨著季風去漂流，可能不會有太大危險；但如果是一艘大船，越來越大，大得無邊無際，在海裡隨著季風漂流，非常危險，它不能自我把握方向的時候，隨時有可能觸礁。“我的想法不知道會不會有點極端，現在的佛教表面上看是比較壯大了，但是，實質上主要還是生存問題。要安全地生存下去，就要給這艘船裝一套把握方向的系統——這是‘大饅頭’的核心所在，這核心必須立足於教內僧團‘思想界’。”
明賢法師語錄
★二十多年的出家生活讓我逐步明白：對於成佛而言，進步的路徑是比結果更為重要的條件，如法的成佛路徑，有千千萬萬條，而適合自己、適合大眾的成佛道路，不會因為佛法廣大便不需人求地來到面前。正法需要捨生忘死的努力才能直接獲得，你有黃金，便能換得白銀。
★漢傳佛教興起必需先構建教內僧團思想界、必需先興復漢傳佛教禅宗，當代佛教的生命在於“復原”。
★以禅修實踐為人間佛教現行核心、以禅修實踐為人間佛教現行核心競爭力。
★當代中國佛教的發展需要一條路，這條路也同時屬於當代信息社會。
★有人心就有禅，禅宗是最符合現代人修行的法門
★《中觀》是靈魂，《道德經》是祖墳，信仰是命，文化是脈，兩手構建，一意擔當，“不立文字”是中華文明的最高境界。
★人生難說目的，但可獲得意義。
★寄語年輕法師：青春易逝，奉獻佛法，用求佛法。要把精力放在有意義的事情上，不要浪費在“我執”、“幻想”、玩高級科技產品等事情上，如果把這些當作人生目標真是太膚淺了。
(文/中華佛光文化網記者 天月、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