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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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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其它法師：佛教在香港社會整合中的角色及其作用（宏明法師）
◎宏明法師 引 言 香港六大宗教基督教、孔教、伊斯蘭教、天主教、道教和佛教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了“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每年兩次舉行座談聚會及發表新年文告、聯誼訪問等，並以回應不同國際年的呼吁，舉辦關於老人福利、兒童教育、無家可歸者安居年慈善步行，以及涉及道德教育、社會福利等范圍的各類活動，對於香港社會的穩定發展，致力貢獻，至今已有整整二十五年。在這銀禧慶典之際，對於宗教在香港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社會功用，作一些回顧及展望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充份體現了六宗教同人對香港社會的關懷及宗教在社會的使命感。 我們知道，宗教的緣起有其社會的需要，超越了一切物質的價值，對社會有獨到的功能與作用，提供人類靈性的修持，應屬人生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並且往往是其他社會組織和團體所不能替代。今從佛教的角度概略地去探討佛教在香港社會整合中的角色及其發揮的功用。 一、回顧歷史，佛教在香港社會的殊勝功用。 佛教是現行世界上比較古老的宗教，傳到中國已有二千余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經歷了與中國本土文化的沖突、激蕩，融合與發展，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之佛教，並隨著時代的發展，煥發生生不息的生命光華。 香港佛教歷史可追溯至西元428年，時值中國南北朝時期，有杯渡禅師(380-458)來港弘法，於新界屯門青山和元朗開創寺院，為香港佛教之嚆矢。說佛教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宗教可謂有史可考，有跡可尋。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進程中，香港佛教在歷代祖師大德的主持及四眾同人的護持下，法源流長，生機盎然。在上個世紀中葉以來，以覺光大師為首的香港四眾弟子發揚“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佛陀精神和“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菩薩弘願，不僅把香港佛教引領向世界，而且在香港社會的整合過程中起到了較大的功用。 近二十五年來，香港經歷了不平凡的歷程，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和改觀。植根於社會的土壤及民眾意識之中的各大宗教在這不尋常的歷史性階段，充分發揮了各自宗教的信仰理念與踐行方式，各盡所能，各顯所長，造福社會，利益人群。佛教主要從以下幾方面，扮演它的社會角色及發揮其社會功用： 其一、佛教扮演心理調節的角色，發揮疏解個人危機的功用。個人是信仰的最基本單位，會影響到家庭、團體乃至整個社會。佛教重視自力解脫，有“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心即佛，是佛即心”等理論，勸化世人以一念心來轉變受困擾的心境。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遇到種種不如意之事，諸如天災或人禍，以及個人及親屬的疾病、痛苦和死亡等。人們可從宗教信仰中舒解種種身心失調的困擾，積極地面對人生。 近年來，由於經濟不景等各種社會客觀因素，廣大市民壓力增加，情緒不安。許多青少年受不良風氣影響而往往有不端的思想行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有見於此，曾聯合多所佛教學校，舉行一個為期一年的“心靈探索行——個人價值觀重建計劃”，在校內透過進行禅修與義工服務，帶領同學考察國內佛教聖地，讓學生體驗宗教信仰對個人內在生命的影響，幫助同學疏解內心彷徨，建立一個正面與積極的人生觀。 以人為本的佛教，有關自力他力互補的信仰力量，有助於人們消除恐懼，得到心靈撫慰及精神寄托，疏解個人心理危機，從而起到減輕痛苦、穩定情緒、達到內心平衡的作用，為個人的人生提供了意義與目標。 其二、佛教扮演社團組合的角色，發揮凝聚群體力量的功用。凡是宗教皆有一種凝聚力，它能使一個群體，一個集團，一個社會團結整合。佛教有一個殊勝的理論——緣起論，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T72,67a《雜阿含經》)說明彼此的相關性和有無生滅的因果關系，由此強調因緣的組合是一切法成就的主導因素。“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雜阿含經》卷第二)，所以佛教重視“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理念落實和群體協作的配合精神。 香港佛教在經過數年的不懈努力和積極爭取，以及各兄弟宗教同人及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於1998年終於成功申請“佛誕公眾假期”，佛誕成為社會公眾法定假日，不僅是特區政府對東方傳統宗教及文明的重視，而且對發揮佛教所提倡的“同體”精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榮辱與共，生死依存的精神起到積極的作用。 尤其在現代社會，重競爭，快節奏的生活使人際關系趨於淡化冷漠，而佛教的組織和活動為人與人之間較密切的交流提供了條件，如佛教道場舉行的誦經，禮忏，佛七、禅七及各種類型和規模大小不一的共修活動等。香港佛教界在每年佛誕節，除分區舉行各類慶典之外，還聯合全港佛教各道場假紅磡體育館或會展中心等大型公共場所，舉行規模盛大的慶祝佛誕多項活動。通過諸如此類法會活動的籌備與開展，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配合和有意義的交往，以及大局為重，集體為上的理念，凝聚集體智慧，重視集體創作，對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發揮著重大的功用。而佛教的慈悲平等的教理教義，又決定著這種凝聚的團體力量，有助於人心的向善，風氣的淨化，從而促進整體社會的穩定，此為香港社會當前尤所需要。 其三、佛教扮演倫理建設的角色，發揮加強道德規范的功用。美國宗教社會學家羅納德L.約翰斯通《社會中的宗教——一種宗教社會學》中講到：“宗教在宣講和強調與整個社會相同的規范與價值的范圍內，在社會中有增強的功能……宗教是把社會的核心價值教化給公民的幾大機構之一。”，這裡羅氏所講的社會的核心價值，在我們認為就是社會的道德規范，在佛教而言就是相關的倫理德目，主要是體現在佛教的戒律上及其戒律的擴展方面。如佛教所講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YIN、不妄語、不飲酒”，作為佛教最基本、最重要的戒規准則，含有更深層的內涵。不殺生，體現了對一切生命的尊重和無限同情，是“人我一體”的生命哲學。不偷盜，體現了對財富取得的合理渠道及正確的財富觀。不邪YIN，體現了人事交往的清淨如法和維系家庭的和樂保證。不妄語，體現了人格品行的端正與誠信處世的准則等等。這都有利於提高人的道德素質和淨化世道人心，提升人格品質。正如著名佛教學者方立天教授在《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中談到佛教五戒時所說的︰有利於社會結構與社會秩序的穩定，也有利於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因而可以說是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規范。 香港佛教的寺院、庵堂、精捨共四百多間，遍布於港九、新界、離島各地。這些道場經常舉辦佛學講座及佛法交流等活動，把佛教中去惡從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等思想以及大乘入世精神，與大眾分享，為信徒提供行為准則和道德規范，使許多人在面臨道德選擇時，可以有所遵循，在行為發動時，有所依歸和約束。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種種基本教理的深入和普及，並與中國傳統世俗倫理相結合融匯，就擴展和深化了世俗倫理的內涵，對於提高和完善人的道德修養具有特殊的意義。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大師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一日假佛聯會禮堂邀請各宗教新春團拜聯歡會中就講到： “研討時弊和需要，各盡所長，以宗教的信仰力量淨化人心，改造社會。……社會秩序的建立，除了用以強制外在的法律，就是導向心行的道德，道德是自發自覺的操持，可以啟發誘導。……甚麼是道德的基本規律呢?那就是中國儒家的仁恕，道家的法自然，基督教的博愛，伊斯蘭教的忠誠，佛教的慈悲。”(《覺光法師弘法集》第二集，p624)。 由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所佛教寺院道場就是一所學校，是一所品道德培育學校，是一所德之教育，覺之教育的學校，推動並加強社會的道德規范。 其四、佛教扮演慈善服務的角色，發揮開展社會福利的功用。佛教的教義教規，不僅對信徒起著陶冶品性，淨化思想的作用，並且在佛教倫理德目的指導下，投身社會公益事業。香港佛教團體和寺院全都是非牟利的社會福利機構，充分並合理利用各類法會的淨資、公眾的自願捐獻以及政府提供的津貼等，開展興辦各類慈善事業，佛教團體成為社會福利事業的重要發起者和促進者之一。在醫療服務方面，早在一九七○年，香港佛教聯合會就開辦了一間佛教醫院，一九七七年被列為港府分區醫療統籌計劃的輔助醫院，並於一九九三年創立安養(善終)服務，成為九龍中醫院網絡中僅有少數提供此類服務的機構之一。在幼兒服務、安老服務、葬殓服務方面，僅香港佛教聯合會就辦有佛教慈慧幼兒園一所，大型政府津助護理安老院一所，長者鄰捨中心三間，長者文化服務中心一間，及占地2.65公頃的佛教墳場，供佛教人士安葬先人或安奉先人骨灰。在生、老、病、死人生各個環節，提供並落實全部關懷。另如正覺蓮社，在一九九○年即首先興辦佛教寶靜安老院，其後近年並先後建成“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均獲李嘉誠先生個人捐建，設備先進，院務建全。其他如菩提學會、志蓮淨苑、湛山寺等佛教團體，也都設有安老服務機構，並且開展各種慈悲福利服務。 香港佛教界的社會福利事業更不僅局限於香港本地一隅，近年並向大陸內地開展相關服務，包括成立各種慈善基金、救災、解困、恤艱，對於一些邊遠貧窮地區的教育、衛生、慈善等方面支持不遺余力。如大嶼山寶蓮寺計劃在內地捐助一百八十所希望工程學校，將陸續籌建落成，另有其他多個佛教道場在內地捐建醫療診所、學校等等，均獲得社會各方的贊許和認同。 由於香港佛教社會福利事業的持續深入與不斷擴大規模及受益普及面，對樹立佛教理性、健康的形象，建立佛教社會良好觀感，攝受更多有心向善之有緣人士加入佛教行列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五、佛教扮演文明載體的角色，發揮延續傳統文化的功用。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老居士曾說過：“宗教除了具有長期性、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復雜性以外，還具有文化性。”。中國佛教文化淵源流長，是中國傳統文化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香港佛教界亦從事發掘、整理、出版佛教文獻、收藏和保護佛教文物、組織人員編輯、撰述宗教著作等等，繼承、開發和延續中國傳統文化起到積極作用。出版及文化事業方面，各佛教團體常年不斷地出版各類佛教文獻書籍，設置圖書館、佛學書局等多間佛教文化機構。其中香港佛教月刊創刊至今已有四十三年歷史，已出版五百二十二期。香港佛教聯合會設有佛學課本編纂委員會，編印初、高級佛學課本。香港佛教文化協會於一九九八年出版了《佛梅電子大藏經》，不僅是世界第一部漢文電子大藏經，而且在當時是收錄經典最多、集佛教經典、佛菩薩像及佛教梵呗於一體的能永久珍藏的漢文版電子大藏經，集中體現了香港佛教四眾同人利用現代科技的智慧結晶和團隊協作的勞動成果，開辟了佛經流通史上的一個新的裡程碑。 佛教對傳統文化的影響同時體現在建築、雕塑、繪畫、音樂、舞蹈、戲曲等藝術和文學的各方面，乃至落實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佛教的許多方面都體現一種文化和藝術，如寺院布局的園林文化、寺院的造像藝術、素齋的飲食文化等均融洽了佛教的理念，擴大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增加了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走進一所寺院就如同走進一所文化藝術的殿堂，聽到的、看到的無不體現佛教精神和傳統文化的內蘊。 從佛教文化的弘揚到教育的開展方面，僅香港佛教聯合會至今就辦有政府津貼中學十三間，小學八間，非牟利幼稚園七間。其他佛教團體尚辦有大專、中、小學、幼稚園等多所。為弘傳佛教文化，推行佛化教育，香港佛教聯合會協助香港大學於二○○二年成立了香港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培養佛教高級研究人材。同時香港佛教聯合會從香港佛教的未來前景著想，經過數年的努力，亦於二○○二年創辦了香港佛教僧伽學院，開創香港佛教僧教育世紀工程，吸納青年學僧，造就法門龍象，為香港佛教事業的明天准備後備資源。 香港是介於東西方之間，相容並蓄的多元文化社會的一個國際都會，佛教的弘傳和興盛對以華人為主的香港社會來說，對延續中國傳統文明，促進華人文化的發展，發揮了歷史性的作用。 二、瞻望前景，佛教與香港社會同創輝煌。 二十一世紀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資訊網絡化的時代，世界成為地球村已成為事實，生命之間彼此休戚相關。現代科技的發展一日千裡，發明成果的實際效用和傳播速度大大縮短，令人矚目。但同時又面臨著一切波及全世界的文化的危機，這就是現代科技與人文精神之間的沖突。由此產生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矛盾，人類自身的異化，與自然對自我的疏離，在精神和心理上孕育了一種不安和的氣氛，整個世界也充滿了暴戾，不道德及喪失理性的現象隨處可見。宗教的歷史使命就是要拯救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在調節現代科技與傳統人文之間的矛盾沖突時起到一個潤滑疏解的仲介作用。香港在近幾十年來，經歷了許多大事、喜事、難事、苦惱不如意事，香港普羅市民經受著苦、樂、憂、喜人生百味。時代在發展，時代需要宗教；社會在進步，社會需要宗教。宗教在香港社會中勢必繼續扮演其獨特的社會角色，發揮其殊勝的社會功用。 太虛大師在《中國佛學之重建》一文中提出：“中國佛學能在新世界中成為世界性的佛學，非但要主持教理的人能夠闡明佛教發達人生的真理，依之以趣大乘行果；並須在人間實行六度四攝菩薩道，以盡力推行佛教利益人生的事業。”香港佛教有近百萬的信眾，接近全港總人口的六分之一，遍布在香港社會各階層及行業之中。我們只要積極發揮佛教的感召力與團體凝聚力以及共存共榮的精神，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良傳統，落實人生佛教的關懷理念，推行大乘，饒益群生，促進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香港佛教在弘法利生、文化事業、社會福利、慈善服務、文化傳播及旅游事業等諸多方面，必將契合香港社會的時代脈抟，與時並進，奮力開拓，邁入新的裡程，與香港社會同創輝煌。 結 語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大師在二十五年前的一次佛誕典禮致辭中的一段話，今天讀來，意味深長，值得我等深思。謹錄如下，以作本篇結語： “我等當發誓願，以佛志為志，以佛心為心；弘揚佛陀教法，挽救人類危機。我人深知，五蘊皆空，所以無我我所；無我我所，所以能大；消滅無明，所以生大雄大力；體解平等實性，所以能大慈大悲。以大雄力行大慈悲，宣般若法，演慈悲教；世界為眾生依賴，人心和平，世界即和平。重整人間道德，改造社會秩序，消弭亂源，創造淨土，絕非空談，指日可待。”(《覺光法師文集》，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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