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1經,本經為佛陀向長老比丘介紹什麼叫真正的“勝妙一住”。
我們知道,古印度苦行之風很盛行,這種風氣顯然影響到了佛教,有些出家比丘對苦行十分推崇,認為苦行可以消除往昔業障。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對苦行也從來沒有過多地排斥——相反,這種苦行思想與中國儒家的勤儉倫理不謀而合,故而佛教裡對於“惜福”十分在意,比如說“齋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愛護常住物,如護眼中珠”等等,可以說都與佛教的“苦行”古風有某種淵源關系。從生活中而言,我本人比較節儉,在吃穿方面不太講究(甚至有些寒酸),大約是受到“惜福”思想的影響。坦率地說,我沒有回避個人的缺點的習氣,我可以坦言在我身上存有很多毛病習氣,在修持方面也十分懈怠。在更多時候,我對佛法的理解十分固執而且機械——有時簡直是囫囵吞棗,斷章取義。比如說對於福報,我的想法是——福報猶如一個大水塘,倘若我們不去珍惜,使勁向外放水,我想用不了多久,水塘就會干涸枯竭。怎麼樣才能讓這個水塘永不枯竭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地往池塘裡補充水源。如此一來,我們的福報池塘必將永世都享受不完。南宋理學家朱熹就有詩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便是我有關福報想法的最好注釋。
對於佛教“破和合僧”的頭目——提婆達多其人其事,相信很多人都爛熟於胸。提婆達多為了達到個人目的,自定五法,認為此五法為疾得涅槃的唯一修持方法。究其五法內容,皆可以用 “極端苦行”四字來解釋,而這種極端苦行是博取名聞、謀權篡位的手段而已,恐怕連提婆達多本人也未必能做得到——提婆達多貪圖阿阇世王的種種供養便是例證。然而提氏五法畢竟具有相當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引使很多出家比丘誤入歧途。在1071經中,有一位比丘名叫“上座”,他的思想一方面受到了當時苦行之風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受到了提氏五法的侵蝕。他“獨住一處,亦常贊歎獨一住者”,該比丘“獨行乞食,食已,獨還,獨坐禅思”。這位比丘在當時可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喜歡過著離群索居、只顧自己的孤獨生活。
然自古以來,佛教比較主張過群居生活,即正常僧團的叢林方式。至於為什麼要求出家比丘過集體叢林生活,其原由很多,在此不作展開。但是即便如此,佛陀也從來不會強人所難,即既然你喜歡過獨居生活,倒也無可厚非,隨你去吧!可是如果你如果對獨住大加贊賞,甚至四處宣傳,“常贊歎獨一住者”,那就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它還關系著整個僧團的穩定與發展。故而佛陀命人將這位上座比丘叫到跟前,問明情況,並究其原因:“汝雲何獨一處,贊歎獨住者,獨出乞食,獨行聚落,獨坐禅思?”這位比丘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因為他沒有根本沒有搞清楚“獨住”的真正意義所在。比如說摩诃迦葉行苦行法,著糞掃衣,早期也過著獨居生活,然而佛陀從不加以呵責,因為摩诃迦葉已深谙“獨住”之法。佛教見這位比丘很是茫然,便耐心教導:“汝是一住者,我不言非一住,然更有勝妙一住。”佛陀說,這種修學方式叫做“一住者”,也就是獨居者。這種獨居,只是以身體上的獨居而已,離究竟勝妙的獨居還差得遠。那麼什麼叫“勝妙一住”呢?佛陀對此解釋是:“謂比丘前者枯干,後者滅盡,中無貪喜,是婆羅門(泛指出家修道者)心不猶豫,已捨憂悔,離諸有愛,群聚使斷,是名一住,無有勝住過此於此者。”
這樣的“一住”,才是真正的“一住”。這個“一住”的標准很高,與上座比丘的“一住”,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前者枯干”是將過去的一切悉數捨棄;“後者滅盡”是將未來的一切都捨棄干淨而無任何掛念;“中無貪喜”即對眼前的一切做到心無掛礙,心中沒有一絲的貪欲、歡喜、憂愁。若能將前中後三者都能無有牽掛,其結果自然是“心不猶豫,已捨憂悔,離諸有愛,群聚使斷”(群聚為煩惱集聚之義,泛指一切煩惱)。與上座比丘的“一住”相比較,上座比丘僅僅停留於身體上的“一住”,很顯然,這種身體上的離群索居甚至與世隔絕,對於心性的解脫,其作用十分微渺,所謂治標而不治本。相反,如果能將身體上的“一住”上升到意識思想領域內(即“心”)的“一住”,那才是真正的勝妙“一住”,可謂標本兼治。故而佛陀在偈中說:“悉映於一切,悉知諸世間,不著一切法,悉離一切愛;如是樂住者,我說為一住。”《金剛經》裡講“三心不可得”,其用意與本經十分接近,前者為過去心,後者為未來心,中者為現在心。“三心不可得”者,即“前者枯干,後者滅盡,中無貪喜”,也就是“不著一切法,悉離一切愛”。如此一來,“離諸重擔”且“自知作證”必將指日可待!(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