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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佛教生命力的最終意義在何處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導語：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中國的智者已經習慣於抬頭谛聽，發現那兒有一些完全不同於身旁各種響亮聲浪的聲音，真正牽連著大家的生命內層。正是這種谛聽，漸漸引出了心境平和、氣韻高華的佛教文明。本文作者余秋雨用用自己的一些切身體驗來加以證明佛教在中國驚人的生命力。 我的家鄉余姚出過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這樣一些天下公認的“大儒”，但到我出生時，方圓幾十裡地已經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更沒有人了解他們提出過一些什麼主張，哪怕是片言只語。我家鄉是如此，別的地方當然也差不多。這個現象我在長大後反復咀嚼，消解了很多不切實際的文化夢想。高層思維再精深，如果永遠與山河大地的文明程度基本脫節，最終意義又在何處？當時的家鄉，兵荒馬亂，盜匪橫行，唯一與文明有關的痕跡，就是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吃素念經的女家長，天天在做著“積德行善”的事；她們沒有一個人識字，卻都能熟練地念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婦女還能背得下《金剛經》。她們作為一家之長，有力地帶動著全家的心理走向。結果，小廟的黃牆佛殿、磬钹木魚，成為這些貧寒村落的寄托所在。我相信，這些村落之所以沒有被仇恨所肢解，這些村民之所以沒有被邪惡所席卷，都與那支由文盲婦女組成的念佛隊伍有關。　 這些村落間唯一熟悉中國文化經典的是我外公，他以道家的方式過著悠閒而貧困的生活，自得其樂，卻全然於世無補。他偶爾題寫在廟牆上的那些田園詩，只有他自個兒在欣賞。道家不等於道教，但鄰村也有名正言順的道士。道士在村人心中的地位很低，只是幫著張羅一些喪葬、驅病儀式，平日與農民完全沒有兩樣。　 我的這幅童年回憶圖，並非特例。因為我後來問過很多從不同鄉間出來的前輩和同輩，情景基本類似。這就說明，在中華文化腹地的絕大部分，在毛細血管伸及的肌膚之間，佛教的蹤影要比其他文化成分活躍得多，也有效得多。　 遺憾的是，那個時候，佛教本身也已經走向衰微。晚明以後東南一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功利主義橫行，修佛成了求福的手段，而且出現了不少直接對應功利目標的經文和門派。這種勢頭從清代至近代，越演越烈。佛教本來是為了引渡眾生放棄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倒是反了過來，竟然出於貪欲而拜佛。看似一片香火，卻由欲焰點燃。在這種令人惋歎的場面不遠處，不少佛學大師在鑽研和講解經文，卻都是天國奧義，很難被常人理解。這兩種極端構成了佛教的頹勢。　 我重新對佛教的前途產生喜悅的憧憬，是在台灣。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佛光山幾十年來致力於讓佛教走向現實人間、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業，成果卓著，已經擁有數百萬固定的信眾。我曾多次在那裡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現代國際教育背景的年輕僧侶，笑容澄徹無礙，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著利益眾生、開導人心的大事小事，總是非常振奮。我想，佛教的歷史重要性已被兩千年時間充分證明，而它的現實重要性則要被當今的實踐來證明，現在好了，這種證明竟然已經展現得那麼輝煌。台灣經歷著如此復雜的現代轉型和內外沖撞，為什麼仍然沒有渙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佛教。除佛光山外，證嚴法師領導的慈濟功德會也讓我深為感動。以醫療為中心，到處救死扶傷，不管世界什麼地方突發嚴重自然災害，他們總是爭取在第一時間趕到，讓當代人一次次強烈感知佛教的慈善本義。慈濟功德會同樣擁有數百萬固定的信眾。無論是星雲大師還是證嚴法師，或是另一位我很尊重的佛教哲學家聖嚴法師，做了那麼多現世善事，卻又把重心放在精神啟迪上。他們充分肯定人間正常歡樂，又像慈祥的人生導師一樣不斷地向現代人講解最基本的佛理，切實而又生動地排除人們心中的各種自私障礙，從而有效地減少了大量的惡性沖突。他們在當今各地受到歡迎的驚人程度，　已使佛教發出了超越前代的光華。　 由於他們，我不僅對佛教的前程產生某種樂觀，而且也對世道人心產生某種樂觀，甚至，推衍開去，又對中華文化產生某種樂觀。　 我們這片土地由於承載過太多戰鼓馬蹄、仁義道德的哇哇之聲而十分自滿，卻終於為西天傳來的一種輕柔而神秘的聲音讓出了空間。當初那些在荒涼沙漠裡追著白骨步步前行的腳印沒有白費，　因為它們所追尋來的那種聲音成了熱鬧山河的必然需要。但是，熱鬧山河經常會對自己的必然需要產生麻木，因此也就出現了文化應該擔負的莊嚴使命，那就是一次次重新喚醒那些因自大而堵塞了性靈的人群。　 那麼，讓我們繼續谛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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