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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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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轉載
四個知識分子：我們為什麼出家？
暝色中的中關村盡收眼底。 “馮先生，你多大接觸佛教？”明影法師把問題拋給了前座的美國學者馮克強。“在俄勒岡大學讀書時，我學習到了禅宗。研究中國歷史後又開始研究達摩。”馮克強扭過頭來溫和笑著。 於是，他直面我說：“你看，一個1969年到1973年間讀大學的美國人，能在大學裡很輕松地讀到達摩，知道禅宗。中國大學生，包括現在的，真正了解佛教有多少？起碼在1990年以前，我是不知道佛教的。” 我們也來自北大 明影法師是河北佛學院教務長，柏林禅寺堂主。當年在北大地質系，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沒有方向感，成天沉溺於對生命的思考中。“卻有獨立思想。”他強調。 1989年，他被分配到北京海澱區政府。他的校友說他生性率直，不太適宜機關裡的生活。“我上了11年的班。其實沒什麼事。我平時就是打坐。只要你不跟別人爭什麼，他們也不會來管你。”他輕松地說。 頗有趣的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市面上佛學書籍才多了起來，我看了蔡志忠的漫畫《六祖壇經》後，挺郁悶的。原來中國還有這麼好的文化，我居然過去一無所知，還以為六祖慧能是日本人。 “從那以後，我才開始研讀經書。我過去所受的教育全是基礎教育。比如研究地質可以讓我的觀察力增強，但佛學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在深圳小梅沙的海邊，他研讀《維摩诘經》，“眼前的每朵浪花後面是另一朵浪花在推動。其實，波峰並不比其他浪花多偉大或最出色。大海是整體的生命。” 他方才釋然，在世俗中，一個社會中人的成就也不能更多證明什麼。要知道，此前他願望強烈：出家前，一定要用財富證實自己，不是混不下去才出家。 2001年，他在柏林禅寺正式剃度。 多年後重返校園，他依舊對北大的外在變化無所感知。但他卻對柳智宇出家傳聞有話要說： ——為什麼很多人要在網上嘩然驚奇？一年幾千個北大畢業生，一兩個出家算什麼？一年有幾十個出家人才是正常。 ——這恰恰是中國人注重物質，精神危機的一個信號。或者說很多人根本不關心精神，也無從談什麼危機。 華東師大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哈哈大笑：“北大一年十幾人、幾十人都去出家的話，北大不成了佛學院了？站在出家法師的立場上，我理解他的憂慮。” 這時，他在電話那廂想到了明影的師兄——柏林禅寺的方丈明海法師。 與柳智宇相似的是，北大時期，這位法師熱愛哲學，勤於思考——“他極其向往一個理想中的清淨家園。” 2003年，明海法師對北大校友們講解佛法時，談及自己的出家： 我在上大學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緣，看了一本介紹弘一大師的書，從而接觸到佛教。同時也認識了一個北大的朋友，他應該說是老師，比我高五屆，北大人口研究所的，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認識我師父(淨慧法師)，他到廣濟寺去，向我介紹那裡非常清淨。我說那你帶我去吧，後來我們就到廣濟寺去。 那天進入寺中，他的內心安靜平和下來，似乎找到了那個理想的家園。 ……我念阿彌陀佛，念一陣以後，很有感觸，身心有很大的感受，以後呢，心態有很大的轉變。晚上經常做夢，夢見和一些出家人在一起，從來沒見過的和尚，有中國的、有時候有印度的，或者晚上做夢，夢見到寺廟去，所以人的心發生很大的變化…… 大學畢業後，明海被分配到北京市一所中學任教。根據當時的家庭狀況，他盤算過，“我還要工作一段時間，成個家，給父母生一個兒子之類的。”“弘一大師是39歲出家，我想我要是40歲的話，應該差不多”。而且校內環境安靜，教學任務並不妨礙他上完課後，學習與打坐。 “1992年，他24歲那年剃度出家。出家前，他跟隨師父淨慧法師到柏林禅寺打佛七(一心念佛，不許講話)。”李向平當年去過正待重建的柏林禅寺。 那裡，除了從元朝矗立、業已衰敗的趙州禅師捨利塔，徒剩幾間破破爛爛的磚瓦房，聊作佛堂、餐廳、宿捨。 “門外一個大垃圾坑，冬天一刮風，滿院盡是風沙。非常荒涼。” “他從那裡回來後便與父母商量，他要出家當和尚。雖說他在家裡還有一個弟弟，可從任何一個角度，他父母都不會同意他的決定。這樣，他又等了一年，等到禅寺大殿落成後，他覺得不能等了，瞞著家人先出了家。” 釋迦牟尼佛出家也沒有跟父母商量，而且我們的那個師爺，虛雲老和尚出家也是一樣的，所以我給自己找的理由就是這樣的，……父母又找到我，我的心是不動的。後來他們也慢慢被我轉化了。現在也都成了佛教徒。 他最終對李向平诠釋：出家，就是回歸自己心靈的家園。 出家，各有各的因緣 “寺裡‘明’字派的法師，後面那個字都有講究。明海師，海納百川；明影，外界的一切都是內心的投影；輪到我，辛苦死了，要學玄奘啊。”明奘法師喜眉笑眼。 “來來來，她們是我的粉絲團。”他招呼著房裡的幾位年輕女尼，她們身後又站著幾個大學生。“她們都是大學生出家。我還上網瞧過那個柳智宇，專門打電話到龍泉寺問過，他還在寺裡面。他不是僧相，也沒僧氣，他太有稜角。你看看星雲大師，他也受全球矚目，但是他身上有僧氣。僧人哪怕再有個性，稜角也要深藏其中。”明奘法師指指《南方人物周刊》的專欄。 “我們害苦了柳智宇。他出不出家原屬個人行為。出了，後來發現不行了，還能回到過去的圈子裡。現在完了，三十六計中‘上樓抽梯’——上了個半截子，梯子抽走了。他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來。別擴大他，好麼？這個社會需要精英分子出家，這是精神世界的需要。”這時，他才正色道。 據傳，他離開柏林禅寺，在北京懷柔的朝陽寺任方丈，放任旗下的一群弟子不用做早課。在漢傳佛教講經大會上，別人的嚴謹分析打耳邊穿過，他則用他的“電子小玩意”偷看當紅的網絡小說《陽神》。 有人在網上批他“有拂佛理”，但佛門清規戒律似乎約束不了他，但他的弟子們說他用大白話講解《金剛經》明快了然，招人喜歡。 問他為什麼出家。他居然回答：比較怪，就是想過一種比較古老的日子—— 我家人都不信佛。我高考成績在全班63個學生中排名第一，就我一人考上了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結果我沒讀幾天，便寫了退學申請。現在如果把它搜出來，就是一篇反對中國教育體制的檄文。 遞交退學申請時，我找系主任談，找學生處談，他們全來勸我。逼得我直接跟黨委書記說，咱倆不如換個位置。我要是您，勸人都會比您說得有水平。 這句話把他氣得夠嗆，他是從越南前線回來的老軍人。如今想想，我那會兒就是一個狂妄的憤青。可我就是在那個教育體系裡面，找不到我想要的東西，我不想浪費我的生命。 當年的教育體制，想想都可怕。在我高中歷史課本裡，老子、佛陀從沒出現過。等上大學，參加完軍訓後，我讀到了一本《壇經》。讀完以後，我就說我是個和尚。 退學後，我在北京一家研究所裡，做內刊當編輯。精神上、言論上自由許多。單位裡全是一群哥們，平常就在一起下下棋，打打麻將。 好多人勸我先做居士。我不做，要做就做和尚。那時候，我一人老往廟裡跑，坐在那裡面安安靜靜體驗。這是屬於我的修行方式，到了柏林禅寺我也這樣。 1995年五一放假。我和北大禅學社幾個朋友，三五成群到了柏林禅寺。禅寺在建觀音殿，我幫著干活。 在那裡，我第一次瞧見了老和尚(淨慧法師)，遠遠觀察他走路的樣子。我直覺告訴我，他就是我的師父了。我上前跟他直說，我要跟你出家。他也干脆明了，說好。這就行了。 我懷揣一千元、十本書、一套衣服去的柏林禅寺，走前根本沒料到會出家。我提出要回趟北京，把家裡的書拿走。老和尚吩咐，算了，別回去了，自有人要用，自有人要看。 我寺院裡也是這樣。那年7月10日我做行者，7月20日寺院搞佛學夏令營活動，派我專門照顧那些講課的禅師。我給他們端茶倒水。其他行者、沙彌、僧人逮個機會就在齋堂裡向他們請教。我整天守著他們，從來不問問題。當時佛教協會的妙法法師很奇怪，問我你怎麼沒有問題。我說我真沒有問題。他說，那你來干嘛？我說，我來出家。 他說，你肯定能做個和尚，因為你沒問題。 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種對生命的關懷 20年前，華東師大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就想進行“信仰在中國”的研究，題目是《我為什麼出家》，“1949年以後，知識分子剃度出家的現象多發生在了上世紀90年代。” 他曾向年輕僧侶們發出過邀請函，“希望他們寫一段，或者我過去跟他們談一段，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不太願意談。” 他說：“人們往往對於‘出家’有一種隔膜認識，認為出家人全是萬念俱灰，生活事業不順，家庭情感受到重挫。這樣一種傳統的思維方式延續至今，所以就會出現有一些人對北大、清華高才生，或各種成功人士出家感到不理解，拿職場或官場價值觀看待衡量他們。這與人們對信仰和佛教的理解方法有關系。” 人物周刊：很多人在選擇信佛或初信時，常會圍繞一個問題，“佛教能不能改變我的現實命運？” 李向平：想通過信仰改變個人命運，這在其他宗教裡都存在。這是很現實的層面，也是較為傳統的一種信仰方法。有些人想通過信仰來解決他的考慮，也許一輩子也解決不了。但有些人可能在信仰過程中，對生命逐步有一些清醒的認識。我覺得這不是改變命運，而是使生命充實。 我認為，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種對生命的關懷。 人物周刊：個人信仰與社會進步之間到底存在什麼樣的關系？ 李向平：按照理論上的說法，道德和宗教是相關的，宗教或者是一個信仰，它能給人提供一種價值規范。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不僅僅是每個人有信仰了，就會對社會有好處。每一個有信仰的人還要基於信仰的准則進行社會交往。 人物周刊：歷代都有出家的社會精英分子。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出家，與歷史上哪個時期最有可比性？ 李向平：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有一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觀念。這樣我們就對出家、對選擇一種信仰的修行方式有了理解。 這種狀態什麼時候出來較多？唐朝以後的時代更迭、社會變遷大起大落的時候出現較多。 不同之處在於，傳統的知識分子或者文化精英選擇佛教信仰，是在“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這一互補理念下，在一種急流勇退的情況下選擇的。當代中國知識精英選擇佛教，有時候，在很多人看來也是一種互補：現實有很多問題使他焦慮，或者他的生命關懷找不到，他在佛教信仰裡面尋找。但還有一些精英走入佛門，他是把佛教信仰作為他的事業，他覺得他能夠弘揚佛教，能夠使更多的人像他一樣獲得生命的關懷。 人物周刊：也有佛教人士認為知識分子出家是社會精神危機的表現？ 李向平：出家不等於是信仰，出家是選擇一種信仰方式，要把它界定清楚。現在老百姓不缺信仰，信仰是很寬泛的。到廟裡、進教堂裡，求官、求學也是一種信仰，找風水算命看相，他也可以直接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 問題是有沒有大多數人、一群人都認同堅信的一種信仰？這個才能解決中國真正的信仰問題。 所以我說過。中國人缺的是相互關懷的、彼此認同的、精神關懷的信仰。不是缺有求必應的、臨時抱佛腳的信仰。 現在很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貧與富之間，平民與官員之間，能否相互認同接納，這是一個最大的信仰危機。這與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講信仰危機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社會的信仰危機，不是個人的信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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