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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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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這種品格，比智慧更重要！
妙華法師：朱教授剛才講到智慧的時候，我需要給他做一個佛教角度的注釋。因為在世界五大宗教當中，佛教的智慧是非常豐富的。 我們常見的智慧有“文字的智慧”，“觀照的智慧”(內省的智慧)，“實相的智慧”(通達人與宇宙實相的智慧)和“方便的智慧”。 前面我講到了“智”的寫法和用意，後面就講一下“慧”字裡所含的深意。 “慧”字上面是兩只手，中間是“帚”，下面是一個“心”，表示一個人拿著一個掃把在灑掃自己的心地。 它這裡頭透露出一個秘密：我們中國的古人認為，人心、天心、道心，原來是本自具足，本自圓滿的。它就像一杯水，你給它裡頭放茶葉就是茶水，你給它裡頭放砒霜就變成了毒藥。 我們怎麼樣才能夠把“智慧”和“道”劃等號?那就要“時時勤拂拭，勿使染塵埃”，拿著那個無形的掃把，不斷把自己的心地掃得干干淨淨，你的心和天心、道心就相通了。 所以說“智慧”這兩個字，它相對應的心裡的本體是“道”。一個有圓滿的智慧的人，一定是悟道的人;一個悟了道的人，一定是有圓滿的智慧的人。 在這種前提下，我們博學審問，有廣泛的外部的知識，又有內省的力量，這時候才能達到一個圓滿的人格。 講到圓滿的人格，我再一次強調，按照儒家的教育，“人希士、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它是整個心理的取向，一個心靈的方向，讓人不斷地進行人格圓滿。 但是，如果你們碰到某個人說“我現在已經開悟了”，“我現在已經是聖人了”，“我現在是幾果羅漢”，那其中有詐，那一定是騙吃騙喝的。因為我們在整個人生的過程當中，不斷地追求圓滿是你的心靈的原動力，也是一種趨向。但是誰都不要給自己劃個句號，說“我現在是孔老二第三”，或者“我現在是王陽明第二”。你不能說這個話，因為你的學問、你的道德和你的功業是由後人來評定的，而不是自己給自己戴一個高帽子。 現在有很多人信仰宗教，或者是搞國學，經常給自己貼很多的標簽，戴很多的高帽子。其實，他往往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叫“自欺欺人”。如果真正懂得了聖賢教育，你會發現，那你是“自欺欺人”，因為你連“心誠”的“誠”都沒有達到。 在《中庸》裡說，“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人之道也”，“誠者自誠也，誠者自明也”。“誠”這個字對人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沒有認識到。人心誠了，自己就成功了。哪怕你是一個種菜的，哪怕你是個掏糞工，你心裡踏踏實實的，你就已經成功了。 我們現在的人，為了學歷，為了成功，盲目的去經營人事，虛妄的去勞作，搭了一個“棚子”。其實他是虛的，沒有真正找回自我。 我們今天在講到人格教育的時候，其實“誠”和“信”這兩個字，是人格的“原始點”。人格的“原始點”，“誠”和“信”比“智慧”還要重要。 誠者自成 鄭佳明：這個“誠”應該漢民兄來講。 周敦頤認為“誠”不是我們主觀的一個品德，它實際上是一個世界的本體(它其實也是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就是在萬物都存在之前，世界有著一個本體，就是“誠”。如果你不“誠”，實際上就破壞了最基本的宇宙的規律，你一定會要失敗的。這個認識，實際上是非常之高的。 妙華法師：我想關於“仁”和“禮”、“智者無憂”，我們已經闡述得非常清楚了。還有“勇者無畏”，也需要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小男孩，像黃豆芽一樣，缺乏一種擔當精神。拿老百姓的話說，現在的人怎麼越來越沒有大丈夫氣概，越來越沒有男子漢的味道了。這個在我們教學當中也經常會發現。儒家講的“勇者無畏”，請朱教授給我們大家再闡述一下。 勇敢是一種德行 朱漢民：其實“智德”我剛才說過，在儒家早期的君子教育中特別強調，古希臘的哲學中也強調。 “勇敢的德行”，也是古希臘的哲學家看重的一種品德。“勇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德性。在中、西早期，世界的兩個重要的文明的源頭，都把“勇敢”作為一個人格培養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非常可惜的是，後來我們的教育，講“仁”的方面注重不夠，“勇德”這方面的教育，是更加不夠。包括現在我們的父母，對自己的子女，或對自己的孫兒，唯恐他受什麼傷害，唯恐他沒有吃飽，從來沒有把勇敢的德性作為人格培養的基本訓練。 但是，在早期的儒家，在孔子的人格教育學術裡面，把“仁、智、勇”三德中的“勇”，作為一個重要的德性，作為人格的教育，作為一個君子之德必須去做的。可見這個“勇”的教育，在早期的君子教育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孔子也知道，很多事情，並不是我們不知道不應該做，或者很多事情知道這樣是不對的、是不仁的，但是就是做不到。那麼做不到的原因就在於我們缺乏一個很堅強的意志，缺乏一個“勇”的德性。 “勇德”的培養，孔子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在《論語》裡經常講到。比如曾子說：“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有一種擔當。這種擔當，你必須要靠自己的堅定的意志去執行。如果你缺乏一個做君子的意志，缺乏勇敢，是談不上所謂一個理想的人格。你有仁愛之心，或者你有智慧，讀了很多書，但是唯一缺的是勇，缺的是勇氣，缺的是很堅定的意志，那你在這個世界上很難做成事。 所以講到“勇德”的時候，我經常講到，包括我跟鄭老師一起講“湖湘文化”的時候，包括和唐浩明先生上回談的時候，經常講到湖南，有一種所謂“湖南人精神”。 “湖南人精神”，可能不在於他知道什麼，而在於他知道之後，敢於去做，堅定不移的去做，這才是湖南人的精神。所以陳獨秀說反映湖南人精神的，就是那些打硬仗、打死仗的書生。為什麼可以打硬仗、打死仗?他們具備一種勇敢的德行。 從宋代以來，湖南有很多的“士大夫”。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士大夫”是當時的社會精英。傳統的“士大夫”，首先是“士”，他掌握了知識，追求德性，然後又去做“大夫”，去做國家的官員，他能夠主導社會。 比方說宋代亡於元代，明代亡於清代。後來到了明清時代，王船山他們就反思，就是缺乏一種勇敢的德性，缺乏一種“豪傑精神”。所謂“豪傑精神”恰好就是勇敢的意志。所以王夫之反復強調，學做聖賢(當然是去讀很多書，去讀聖賢書，有德性)，你讀了些書，你要實現它。你追求的那些價值，你認為那些價值非常美好，你要去實現它。你必須要有這種“豪傑精神”。 所以到了晚清之後，湖南出了那麼多優秀人物，一代一代，前赴後繼，使得很多在外地的人對湖南人贊歎不已。這批人包括我剛才提到的譚嗣同。 其實當時，按道理這些人的見識，無論是曾國藩的見識，左宗棠的見識，以及後來黃興、蔡锷等他們的見識，還不及同時代的其他人，但是他們湖南人的特點，就是保持了孔子講的“君子之勇”。 這種“勇德”，不僅成就了湖南人，也成就了湖南人的精神，也使得他們成為“真君子”。這裡說的“真君子”，就是他不僅僅能夠說，而且真去做，碰到困難的時候，還是堅持去做。 湖南人章士钊說：“勢之順逆，人之毀譽，不遑顧也。”做事順也好，逆也好，人家說你好話也好，壞話也好，當你認准了那個道理之後，就堅定的去做，這就是“勇德”。所以一個人具有“勇德”，是成就君子，成就崇高人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很可惜的是，這種“勇德”的教育和培養，現在確實是在我們的教育學的理論和實踐中，都非常缺乏。所以加強這一塊教育，我認為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父母對子女的教育，老師對學生的教育，包括社會教育等等。 “見義勇為”。“見義”大家知道是“義”，能夠“勇”確實是不容易的事情。社會如果具有一大批既有仁愛之心，又有見識智慧，而且還有堅定意志的人，我認為就不會出現我們今天講的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勇德”在今天倡導，我們講人格教育、意志教育，尤其重要。 “仁、智、勇”是人生的三維架構 妙華法師：我非常同意朱漢民教授對湖南人勇敢德行的陳述和評價，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發，不但要有好的德行，不要忘記，還要有擔當精神，要有“鐵肩擔道義，敢為人先”的湖南人的精神。 如果按照邏輯推理來講，湖南人這種“鐵肩擔道義，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它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同時也是宋明理學的精神，也是儒學的本原的精神，也是“智、仁、勇”這三者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仁、智、勇”，我們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個三維架構。如果你的心理架構不是這樣三維的，那麼你的人是難“立”的，你的事業是難以成功的。“仁、智、勇”三者在人的心理結構上缺一不可，今天我們可以在這裡下一個結論。 另一方面，我為了從反面加深大家的理解，給大家做一個陳述。 我們普通的老百姓，這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結論，我們的心裡對於生命有三大缺憾。 第一個，我們內心的潛意識會“離苦得樂”。人都不願意受苦，大家都願意享福。 第二個，“避禍向福”。哪裡有災難、有瘟疫、有戰爭，我們肯定要跑掉，我們不會在那個地方呆著。這是我們的第二個心理趨向。 最後一個，和宗教有關，和我們每一個人有關，就是“貪生怕死”。 你說道理大家都知道：“要行菩薩道，捨己為人，奮不顧身。”但是大家一想到：“弄不好我命就沒了，我還是別去了。”“我扶老太太，被老太太沾住了怎麼辦?”“我去救人沒救上來，把自己淹死了怎麼辦?算了，我給你扔個繩子，扔個竹竿就不錯了。”所以說我們缺乏“勇”，實際上是“貪生怕死”。 但是，按照自然學和社會學裡頭的一個研究，在一個群體當中，為什麼在特殊的情況下，有的人可以為這個群體獻出生命?那是一種“集體意識”。他知道我為這個群體獻出了生命，但是我的精神隨著人類的發展，這個群體的壯大，會繼續傳承下去。所謂“薪火相傳”。在革命戰爭年代，大家就看到，有堵槍眼的，有舉炸藥包的，有把自己的頭伸過去，叫別人用鍘刀鍘了的。難道他不是人，他不怕死嗎?他怕死!但是他想：“我死得很值得的，我有另外一個生命在這個群體當中得到了延續。” 反觀我們今天，其實人們見死不救，有兩個缺失：第一個是極端自私;第二個缺乏集體主義思想。 我們記得在七八十年代，做好事，捨己為人，大家都搶著去。一個人掉到河裡，跳下去七八個。現在是一個人掉到河裡，岸上很多人拿手機在拍照。我現在在視頻上看到很多人從樓上往下跳，還有人在拍照。我真的想不通，那個人就要丟掉命了，你還有功夫在拍照，真的是一種諷刺! 所以說，我為什麼念念不忘要讓兩位教授講一講勇敢的德行。在今天，尤其小男孩，那就像黃豆芽一樣，像韭菜苗一樣，不像一個大丈夫。這些人一旦清華、北大畢業了，走上了重要的領導崗位，面對殘酷的現實，面對復雜的人事，他能夠“鐵肩擔道義”嗎?這個問題其實是很現實的問題。一個官人，一個學者，甚至是一個商人，當你的人生積累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如果沒有“勇者無畏”的精神，對這個民族來說就沒有擔當精神。沒有擔當精神，你的價值就不能夠呈現。所以說我認為它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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