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的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來出自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的,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就是達官顯宦,絕無寬容。應攝受的,後生末學,沒有拒絕,縱然是農夫僕婦,也給與優容。一種平常心懷,三根普利,情沒有厚薄,只講道理。只是想到衰亂的時代,世風日下,不提倡因果報應,不能夠挽回頹風而正人心。人的根性陋劣,不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脫生死而出輪回。所以不分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是有來請教的,必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實事實理,諄諄啟迪,令人深生憬悟,作為立人處世的根基。進一步用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往生西方淨土的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作為超凡入聖的捷徑。雖然深通宗教,但從不談玄說妙,必定使人人都知道而且能實行,聽到的人都能當下受益,這就是蓮池大師評論辯融老人的話:“這老人可敬處,正是在這裡了。”因為大師平實無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實踐的人士,都樂意親近,致使來請教問道的,也多得難以勝數。並且大師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不放在心上。民國十一年(大師六十二歲)定海縣的知事陶在東,會稽道的道尹黃涵之,匯集大師的道行,呈請徐大總統,題寫“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送到普陀山,香花供養,盛極一時。信眾欣喜,大師卻好像不知道。有人詢問,大師回答“虛空樓閣,沒有實德,慚愧不已,榮從哪裡來”等語。當今世道都是爭相浮誇,而淡泊如大師的,實在可以挽既倒的狂瀾,作中流的砥柱,或信道的或俗家的,獲益良多。
大師節儉自己,厚待別人。凡是善信男女,供養香敬,全都代人廣種福田,用於流通經籍,與救濟饑貧,只是權衡輕重,急需要的,就先措施。如民國十五年(大師六十六歲)長安被困,解圍後,就把印文鈔的錢款,急撥三千圓,托人快速寄去振濟。凡是聽到哪裡被災告急,必定盡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民國二十四年(大師七十五歲)陝省大旱,得到王幼農居士的來信告知,就取存折,叫人快速寄一千圓幫助急振。寄去後,叫德森查帳,折中剩余的,僅有一百多圓了。而報國寺一切需用,全靠這些錢維持,也不介意。民國二十五年(大師七十六歲)應邀到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時,聽說綏遠災情嚴重,就對眾發表,把當時一千多人歸依求戒等香敬,共計銀洋二千九百多圓,全部捐去,再撥自己原本存有印書的款一千圓作為倡導。後來回到蘇州,眾人在車站迎接,請大師上靈巖寺一觀近年景象。大師還急忙往報國寺,取存折匯款後,然後才伴眾人登山。大師的導眾救災,感同身受的深心,都是如此。魏梅荪、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大師參加,並且訂定寺規。接著由任心白居士,商請上海的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絅之、黃涵之等大居士,在其中開辦佛教慈幼院,全都是仰仗大師的德望,啟人信仰,而得成就。而且對慈幼院的教養赤貧子弟,大師更是極力助成。其中的經費,由大師勸募,以及自己捐助的,為數很大。就是上海市佛教會所辦的慈幼院,大師也極力贊勷。至於法施,就是自己印送安士全書以來,以及創辦弘化社,二十多年,所印各種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也在百萬多幀,法化的弘大,也是影響中外。綜觀大師的一言一行,無非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使賢才輩出,福國利民。而他的自奉,只是充饑就可以了,不求適合口味。衣服能御寒就可以了,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衣食,不是推卻而不接受,就是轉送他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讓人持交庫房,使大眾共享,決不自用。這雖是細行,也足夠成為末世佛子的楷模了啊。
大師的維護法門,功難思議。其中最重要的,如前次歐戰時,政府有遷移德僑駐到普陀山的打算。大師恐怕這樣有礙大眾清修,特意寫信囑咐陳錫周居士,轉托重要人物疏通,那事應該避免了。民國十一年(大師六十二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請省府借寺廟作校捨。定海知事陶在東,寫信請大師挽救。大師就寫信請王幼農、魏梅荪二居士想辦法,並派妙蓮和尚奔走,於是得到當局的明令保護。民國十六年(大師六十七歲)政局剛變更,寺產毫無保障,幾乎伏藏滅教的禍,而普陀山首當其沖。由於大師捨命力爭,才得到苟延殘喘。還有某君長內政,數次提起廟產興學的倡議,竟然導致全國的信眾,驚惶無措。幸好大師與谛老在上海,能匯集熱心護法居士們的計議,先疏通某君,然後派代表請願,那倡議就沒有實行。直到某君要退休,又頒布驅僧奪產的條例,期望依次第剝奪,達到滅教的目的。幸虧條例公布,某君就交卸權力,趙次隴部長接任,大師特別寫信去設法,於是無形取銷,接著囑咐焦易堂居士等鼎力斡旋,才將條例修正,僧侶能夠暫時安穩。民國二十二三年(大師七十三四歲)安徽阜陽古剎資福寺,唐朝尉遲敬德建造供奉的三佛存留,全寺被學校占據。山西五台碧山寺廣濟茅篷,橫遭厄運。兩件事都涉及打官司,當權的人偏聽一面之辭,二座寺幾乎廢滅。於是各自得到大師的一封信,忽然扭轉視聽。廣濟寺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遠安心辦道的基礎。資福寺也從此保全,漸漸中興。民國二十四年(大師七十五歲)全國教育會議,某教育廳長提議全國寺產作教育基金,全國寺廟改為學校。會議決定後,呈請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端揭露,大家震驚。當時由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以及常務理事大悲明道等法師,關黃屈等居士們,共同到報國寺叩關請示。大師用衛教相勉,以及指示辦法。然後返回上海開會,選舉代表,入京城請願。靠著大師的光照,教難就解除了。江西廟產,從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大師七十六歲)四年之內,發生了三次大風波,幾乎有滅盡無遺的趨勢。雖然由德森多年呼吁,力竭聲嘶,中國佛教會,也多次設法,最終得到大師的慈光加被,感動大護法們,群起營救 ,一一達到美滿結果,仍保安全。這是其中比較大的,其他小節,在一封信或幾句話之下,消除劫難,解除禍胎,那是隨時隨處,都有發生,不勝枚舉。不是大師的道德,能夠上感龍天,下服群情,怎麼能如此?
大師的無緣慈悲,教化涉及到囹圄,以及異類。民國十一二年,應定海縣陶知事的邀請,物色講師,到監獄宣講,就推薦智德法師去應聘。大師讓他宣講《安士全書》等,關於因果報應,淨土法門各要旨,獄囚也多有受到感化。後來上海的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發起江蘇監獄感化會,聘請大師為名譽會長。講師鄧樸君、戚則周(就是明道師在俗的姓名)、喬恂如等居士,都是大師的歸依弟子。由大師開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以及注重因果,提倡淨土,作為講演的要目。而獄官監犯,因此改過遷善,歸心大法,吃素念佛的,也大有人在。對於異類啊,民國十九年(大師七十歲)二月,大師從上海太平寺,到蘇州報國寺,鋪蓋衣箱,附帶來的臭虱極多。孳生繁衍,導致關房會客窗口與窗外的桌上,在夏秋之間,都常見臭虱往來。有弟子想到大師年老,受不了煩擾,屢次請求進去代為收拾,大師都嚴峻拒絕不許,並且說:“這只怪自己沒有道德。古代高僧,不耐臭虱的煩擾,就告訴它說:‘畜生,你來當差,就遷你單。’虱就相率而去。我現今修持不力,沒有這樣的感應,還說什麼呢?”泰然處之,始終不介意。到了民國二十二年(大師七十三歲)臭虱忽然絕跡,大師也不對別人說。當時接近端午,德森想起來問大師,回答說:“沒有了。”德森以為大師年老眼花,所以一再堅請入內檢查,發現確實已經淨盡,沒有一點蹤跡,大概也是被大師遷單去了。大師在修淨課外,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用來賜給無法醫治的危重病人,就有奇效。有一天,報國寺藏經樓發現無數白蟻,大師在山上聽說,賜大悲水讓人去灑,白蟻從此絕跡,這是民國二十七年夏天的事啊。大師的法力神應,大概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