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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入中國經歷了什麼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此事雲：「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之年。明帝為紀念白馬馱經，將二僧所住的鴻胪寺改名為「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爾後，凡僧尼所住之處即稱為「寺」。白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為「祖源」和「釋源」，而二僧所合譯的《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繼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之後，陸續有梵僧來華，他們主要經由絲路前來。然梵僧弘化有顯著事跡者，始於東漢末年以洛陽為中心的譯經工作。據《開元釋教錄》載，從桓帝到獻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譯有經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這說明中國佛教開始了較大規模的發展。而譯經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為安息太子，東漢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東來洛陽，二十余年間，致力譯經，共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谛經》、《八正道經》等三十余部，多為小乘禅數「阿毗昙」之學，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觀的修行及傳譯的平易精簡，對佛教的傳播貢獻卓著，是中國早期佛學流布的奠基者。 　　支婁迦谶(簡稱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陽，於靈帝時譯出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為大乘之學，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最為重要。《道行般若經》乃中國般若系經典最早的譯本，其後魏晉玄學興起，般若思想能相應盛行，此經居啟蒙之大功;《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是介紹大乘禅觀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經》又為阿彌陀佛信仰傳入漢地的開始。支谶的譯典，為後世大乘佛教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綜觀中國佛教初期的弘譯可分為二系：一為安世高小乘禅數阿毗昙系，二為支婁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這是由於時當印度大小乘兼暢之世，所以漢末二大譯師實代表印度佛教的兩大系統，也可以說中國一開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特色。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視為與當時流行的黃老神仙方術同類，僅通行於少數的王公貴族之間，如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爾後，在社會政治上，宦官外戚斗爭為患，天災時起，黃巾起義，軍閥混戰而民不聊生;在學術上，兩漢儒家困於「經學考據」、「谶緯合流」而抑郁難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長期生活悲苦、心靈困頓之時，佛教的無常及因果觀，纾解了他們的情緒，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啟迪了他們的思想。所以，到了漢末三國時代，佛教逐漸由上層遍及民間，由少數人逐漸擴展到多數人，弘化地區也由洛陽、長安往南方開展。 　　(內容源於佛光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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