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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志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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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志和尚

  寶志(418——514),又稱保志,南朝僧。世稱寶公、志公和尚,金城(江蘇句容)人,俗姓朱。金城在建康蔣山以北,世傳有一朱姓汲井,聞鷹巢中有嬰兒啼哭,故取而養之。寶志年少出家,住建康道林寺,師事僧儉,修習禅業。劉宋泰始(465—471)初年,他忽然變得行為怪異,居止無定,飲食無量,經常蓬頭垢面,發長數寸,執一錫杖,上掛銅境、剪刀之類,赤足出入鐘山,往來都邑之間。至齊建元(479—482)中,始見異跡,或數日不食,而面無饑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其言每似谶記,世稱“志公符”。京城中,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都對他很尊敬,爭著向他詢問禍福。齊武帝以其惑眾,投之於建康獄中,但每天都有人見其游行於市裡,若往獄中驗視,卻見他仍在獄中。有一天,寶志對獄吏說:“門外有兩輿來,中有金缽盛飯,你可取之。”獄吏來到門外,果然見到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送來食物供養寶志。建康令呂文顯將這些怪異之事向齊武帝禀報,齊武帝乃迎寶志入華林園供養,但禁其出入,而寶志並不為所拘,仍經常游訪龍光、賓、興皇、淨名等諸寺。一日,寶志在華林園忽頭戴雙重孝帽,也不知其孝帽從何處得之,不久以後就有傳來豫章王和文惠太子相繼去世的消息。當時的僧正法獻,欲以一衣贈送寶志,派人於龍光、賓二寺尋找,兩寺的僧人都說:“志公昨夜在此住宿,早晨就離去了。”於是法獻又派人到寶志常去的厲侯伯家尋找。厲侯伯對來人說:“志公昨日確在此行道,早晨睡到現在還未醒呢。”使者歸告法獻。人們這才知道寶志有分身三處的本領。

  至梁武帝建國,始解其禁,下诏說:“志公跡拘塵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憔濡,蛇虎不能侵慛。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論,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寶志自此得以自由出入禁內。梁武帝常與之談,內容多為佛經義理。天監二年(503),一次武帝與之談論。帝問:“國有難否?”寶志自指喉及頸,預示將發生候景之亂。帝又問:“享國幾何?”志答:“元嘉,元嘉。”宋文帝元嘉有三十年,重言之者,預示享國之年過於元嘉(梁武帝在位共計52年)。一日,梁武帝與寶志談及行樂之事。寶志請梁武帝出死囚數人以驗其說。梁武帝於是命眾囚各持一裝滿水的杯子周行庭下。並告誡他們說:“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繼命奏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人將水滴漏出來。梁武帝感歎道:“汝聞樂乎?”眾囚回答:“不聞。”寶志說:“彼正畏死,唯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若亦如此,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梁武帝曾诏張僧繇(成語畫龍點睛的畫師)為寶志畫像,寶志抓破面門,顯出十二面觀音相,形象或慈或威,僧繇竟無法下筆。天監五年(506)冬,天大旱,雩祭備至,仍示降雨。光宅寺法雲師曾講法華經,感得天花滿空下如飛雪。梁武帝以天大旱事問志公,志公說:“雲能致雨。”梁武帝於是請法雲法師講《勝鬘經》於華光殿。講畢,當夜降大雨雪。

  江南民間流傳有許多關於寶志神通廣大的故事。傳說梁天監四年(505),由於安徽潛山風景奇絕,而山麓尤勝。寶志與白鶴道人都想得到此這塊寶地,建立自已的道場。於是二人都向梁武帝提出請求。梁武帝認為二人都具有神通,有意讓二人比試高低,就說:“誰先在那塊地上立下標識,那塊地就屬於誰。”道人說:“我以鶴飛立處為標記。”寶志說:“我以錫杖飛落處為標記。”言畢,白鶴道人的那只白鶴振翅直沖雲天,飛抵山麓,剛欲止住,忽間身後錫杖隆隆之聲,白鶴驚起飛止他處,而錫杖遂落於山麓。白鶴道人見此,心中很是不快,但有約在先,不可食言。於是二人各就其處建立寺觀。這個神奇傳說反映了當時釋道斗爭的激烈。現在安徽省潛山縣天柱山野寨區有山谷寺,又稱三祖寺。相傳就是當年寶志來此開山建寺,後禅宗三祖僧璨禅師雲游至此,擴建寺院講經說法,名揚大江兩岸。現在寺院附近尚存有寶公洞、錫杖井、卓錫泉等古跡。相傳洞為寶志開山時所居,井、泉為寶志以錫杖所掘。晚唐作家范摅著《雲溪友議》,主要記載中唐至晚唐間詩人的詩歌唱和與遺聞佚事。書中有一則說:“梁代志公谶曰:‘兩角女子緣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滅亡。’解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緣衣,‘祿’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祿山果於正月死也。”寶志曾與梁武帝登鐘山,指獨龍崗說:“地為陰宅,則永其後。”梁武帝問:“誰當得之?”寶志答:“先行者當得之。”天監十三年(514)冬,有一天,他忽移寺內金剛像出置戶外,對人說:“菩薩當去。”幾日後,便於華林園佛堂內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時年九十七。臨終前,他親手點燃一支蠟燭,交給後閣捨人吳慶。吳慶即時奏聞梁武帝。梁武帝聞言,歎息道:“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於是厚加殡送,敕葬鐘山獨龍之阜,建五級浮圖於其上,梁武帝並親臨致奠,忽見觀音大士湧身雲間,乃於墓側建開善精捨。敕陸制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谥號廣濟大師,並向民間傳布其遺像,以示紀念。後代續有追贈,如妙覺大師、道林真覺大師、慈應惠感大師、普濟聖師菩薩、一際真密禅師等號。寶志有《十四科頌》十四首、《十二時頌》十二首、《大乘贊》十首等傳世。《佛祖歷代通載》稱其旨趣與宗門冥合。現在,南京與寶志有關的古跡有以下三種。寶志塔:在鐘山東麓,位於靈谷寺無量殿西。此塔原在鐘山獨龍阜玩珠峰(今明孝陵址)。梁天臨十三年(514)冬,梁武帝葬寶志於獨龍阜,並於墓所建開善精捨。寶志生前,梁武帝曾以社稷存亡遠近之事詢問。寶志答:“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寶志去世後,梁武帝“以金二十萬易其地,敕造木塔五級,用皇女永康公主遺下奁具成之,仍以無價寶珠置其上。……畢工,駕御寺。公忽現雲端,萬眾歡呼,聲振山谷。敕谥廣濟大師。厥後,帝思前言,木塔其能久乎?遂命撤之改創石塔,貴圖不朽,以應其谶。拆塔才畢,侯景之兵果至。”(《靈谷寺志?寶志公行實》)塔的底層為志公葬身處。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為了營造孝陵,決定遷移古寺廟及寶志塔,主持孝陵工程的李新在拆塔掘基時見寶志遺體端坐未腐,發披體,容貌如生,太祖視之生畏,許願金棺銀椁,以葬志公,隨同佛寺一起遷至東崗靈谷寺內。此事在明張岱《陶庵夢憶》中有記載:“及開藏,下為梁志公和尚塔。真身不壞,指爪繞數匝,軍士辇之刁二起。太祖親禮之,許:以金棺銀椁,莊田三百六十頃奉香火,舁靈谷寺塔之。今寺僧數千人,日食一莊田焉。”又,董漢陽《碧裡雜存》雲:“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志公瘗所也,瘗旁原有八功德水,泉脈甘美,減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啟之,端坐於內,發被體,指繞腰矣。瘗既遷,而水亦隨往,聖祖異焉。敕建靈谷寺,賜之莊山甚廣,仍迎八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搢笏之禮焉。”靈谷八景之一“浮圖秋月”即指此。“文革”中掘開塔基僅見一函石盒,內裝一影青香熏盛骨灰,未見金棺。此香熏現存南京市博物館。

  寶公禅學思想集中在他所留給後人的那些偈頌。《景德錄》卷二十九收有寶公的《大乘贊》、《十二時頌》、《十四科頌》等作品。禅學:一、破斥分別法,顯彰平等性。在寶公的偈頌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旨在破斥分別之法,以見平等之性。這一宗旨本來就是佛法的根本出發點,也是後世禅宗所極力強調與提倡的。二、破語言文字,見諸法實相。禅宗對待文字語言的破斥是十分徹底的,後世的禅師乃至於標榜”不立文字“之教。事實上,文字語言對於人們的見性悟道來說,畢竟是一種方便的階梯,但上樓者切不可見梯不見樓,上得樓後更不必執持此梯了。對此,《金剛經》中的”筏喻“,實在是恰當不過了。寶公更加強調內心的證悟,是沙門的解行相應,這對於杜絕佛學與禅學界重義學而輕證悟的偏頗,自然大有裨益。三、對佛性的召喚。早在道生法師時期,便對佛性作過精辟的論述,也提出了劃時代的佛性理論。雖然,後來的劉宋人也極力扶植生公之學,頓悟成佛義仍盛行於江左,但我們僅從生公的遭擯與後來沙門僧弼難宋太祖頓悟義一事,即可見出佛教中滯守文句者的勢力還是十分大的。四、即心即佛的提出。對於”即心即佛“理論的提出,學術界一般都將之歸功於馬祖道一,其主要依據是《景德錄》卷七中大梅法常傳的記載。今謹將這段文字抄錄如下:大寂聞(法常)住山,令一僧到,問雲:”和尚見馬大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雲:”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裡住。“僧雲:”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雲:”作麼生別?“僧雲:”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雲:”遮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雲:”大眾!梅子熟也。“其實,馬祖的開示學人,主要是”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至於”即心即佛“理論的提出者,還應該是寶志禅師。五、提出苦行無益。寶公在《大乘贊》第九中說:”頭陀阿練苦行,希望身後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裡度河……船師及彼度人,兩個本來不識。“事實上,以頭陀行來苦其形體,雖然可以磨砺一個行者的意志,但對於開發其內在的智慧,畢竟不是究竟的途徑,以故寶公並不主張這種作法。另一方面,寶公也不主張厭苦求樂,他認為:”見內見外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大乘贊》之第六)不自苦其形,也不厭苦求樂,任運隨緣,見自本性,這無疑是契於禅之中道的。六、道不假修,但息知解。”道不假修,但莫污染“,這是後世禅師們所津津樂道的開示語。在寶公的《十四科頌·菩提煩惱不二》中說:”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這已經明顯地早於後世禅師們所提出的”道不假修“的觀點了。寶公認為”佛性天真自然“,因而”無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無余“(《十四科頌·佛與眾生不二》)。誠然,這一禅學主張是基於佛性皆有、頓悟成佛的觀點加以闡發的。唯其佛性皆具,又何假修為?因而,學人但息知解,則可識得自性,頓見真如。由於寶公的首倡,後世禅師們則極力倡導自識本心、頓悟成佛,遂使這一主張成了唐宋禅宗的一種時代精神。七、對持戒的看法。戒律對於維護僧團的清規,防止僧侶的行為違背教制,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面對森嚴的戒律,若只在行為上具有約束性,而不能從心性上認識到持戒的內涵,往往不能真正達到解脫的目的。對此,寶公認為:”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如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度得愛河?“(《十四科頌·解縛不二》)持戒若不齋心,若不能做到內心持戒,外在的行為束縛往往還很容易使人產生煩惱。對此,寶公認為:”勘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見看他飲咀。“寶公的這一看法,對於六祖以及後世的禅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六祖認為:”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禅?“[16]便是對寶公這一思想的繼承與發揚。八、對坐禅的看法。坐禅的目的,無非是要了卻心頭的疑情。因此,寶公在《十四科頌·事理不二》中說:”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禅?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又雲:”聲聞執法坐禅,如蠶吐絲自縛“(《十四科頌·善惡不二》),又雲:”三毒本來解脫,何須攝念禅觀?“(《十四科頌·生死不二》)可見,寶公認為禅修的要點在於除卻學人心中的塵翳,而不在於坐禅的形式,若外執坐相而心地不明,自然反成障道因緣。這一思想對六祖及後世禅師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六祖在《壇經》中對坐禅是這樣解釋的:”外離相曰禅,內不亂曰定。“又曰:”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禅。“[17]這種提法顯然是在寶公《十四科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對於徹底打破後人執著外在的坐禅形式,而忘卻內在的證悟這個根本大事,何嘗不是良有裨益的。九、提出”觸目會道“的禅修主張。”觸目會道“的禅修主張,在寶公的《十四科頌》中則已提出,他認為:”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善惡不二》)。若果值此境界,人們便會”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色空不二》)。寶公的這一見地,對後世青原禅的石頭希遷影響尤其大,希遷在《參同契》的結尾處明確地指出:”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18]自然,我們完全應當把希遷的理論的源頭,歸結到寶公這裡來。

  寶志禅師圓寂後,梁武帝為他興建開善寺,並在锺山立塔紀念。寶志禅師留下許多贊頌詩偈,收在《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分別是:<志公和尚大乘贊>十首、<志公和尚十二時頌>十二首和<志公和尚十四科頌>,其中<志公和尚十四科頌>中的菩提煩惱不二、持犯不二、佛與眾生不二、事理不二、靜亂不二、善惡不二、色空不二、生死不二、斷除不二、真俗不二、解縛不二、境照不二、運用無礙、迷悟不二等,最能顯示這位神異禅師灑脫自在的本地風光。

  附記:志公禅師講因果輪回警世

  南北朝時代,佛法盛行,民間辦喜事、喪事都禮請僧人誦經祈禱。有某家舉行婚禮,請志公禅師為誦經祝福,志公進門一看,口中高唱道:

  “古古怪,怪怪古,孫兒娶祖母。”(眾人驚問,志公禅師回答說:今天的這對新娘和新郎,在前一世是祖母和孫兒的關系。祖母患病垂死時,捨不得孫兒,緊緊抱著孩子痛哭,就這樣死去。前世種的因,情愛所牽,今世便結成夫婦。志公禅師這段話,說出當年的情景正是這樣,眾人無不歎服。)

  “女啃母之骨,子打父皮鼓。”(座中一個婦女,嘴裡啃的雞骨,正是他母親變雞後的骨頭。樂隊一個青年吹鼓手,他所打的鼓,就是他變牛的父親的皮制成的。)

  “豬羊席上坐,六親鍋裡煮。”(喜筵上坐的賓客,其中有的前世還是豬羊,罪業受完,今生變人。鍋裡正烹煮的雞鴨,有的正是這家人前世的親屬。)

  “眾人來賀喜,我說:苦!苦!苦!”(眾生在六道輪回中,既互為親屬、互相依戀;一旦改頭換面,又互相宰殺,互相啖食。志公禅師以慧眼觀察生死輪回的痛苦,一片悲心,應機說法,換醒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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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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