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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馮：達摩年歲?原籍及來華年代之謎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作者：馮馮 　　達摩到底原籍是什麼國籍?是什麼種族?他是什麼時候到中國?他那時候是多少歲數?他有沒有見過梁武帝?談話內容如何? 　　這些問題始終仍是未解的謎。 　　已故學者胡適之先生在其大著「禅學案」內的「菩提達摩考」一篇內說：「公元七世紀道宣和尚作「續高僧傳」，全無達摩見梁武帝的記載。八世紀，淨覺和尚作愣伽師資紀，也沒見達摩見梁武帝相見問答之事。」 　　公元八○四或八○五年，日本僧人最澄來大唐留學，揣回佛教經綸多種返日，他後來在傳教大師全集卷二引用傳法記： 　　「謹案，傳法記雲：達摩大師，渡來此土，初至梁國，武帝迎就殿內，問雲：「朕廣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 　　達摩大師答雲：「無功德!」 　　武帝問曰：「以何為功德?」 　　達摩大師雲：「此是有為之事，非實功德。」 　　不稱帝情，遂發遣過江，杖錫至嵩山。」 　　「歷代法寶記」(大約是公元八世紀無住大師的弟子所作)，記載如下：「大師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問曰：「和尚從彼國將何教法乘化眾生?」 　　達摩大師答：「不將一字來。」 　　帝問：「朕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 　　答：「並無功德，此是有為之善，非真功德。」 　　武帝凡情不曉，乃出國，北望有大乘氣，乃至魏朝，居嵩山…。」 　　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作大鑒禅師碑(六祖惠能)，其中有句：「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棄之，空術益願。」 　　後世的景德傳燈錄的記載如下： 　　「十月一日到金陵。 　　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 　　祖雲：「並無功德!」 　　帝雲：「何得雲無功德?」 　　祖雲：「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帝雲：「如何是真功德?」 　　祖雲：「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 　　帝雲：「如何是聖帝第一羲?」 　　祖雲：「廓然無聖。」 　　帝雲：「對朕者誰?」 　　祖雲：「不識!」 　　帝不領旨，祖於是月十九日滅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二日居於洛陽(宋僧悟明聯燈會要卷二)。」 　　胡適指出上面幾段都是偽造的「神話」。「添枝添葉」雲雲，好像是柳宗元也不相信了。 　　胡適在「菩提達摩考」一文中又說： 　　「菩提達摩的傳說在禅宗史上是一件極重要的公案，禅宗尊達摩為初祖，造出許多無稽的神話(禅學案第三集卷四第二九三頁)。」 　　在胡適的同集「中國禅學的發展」卷二「中國禅宗的起來」(第一一五頁)，胡適說： 　　「在五世紀(四七○年左右)，劉宋將亡之時，廣州來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達摩，因為達摩從南天竺出發，所以從海道。宋亡於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舊說五二○年始到，不確。按：五二○年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過洛陽，曾瞻禮永寧寺，事見楊術之的洛陽伽藍記，因這書中當說：達摩到永寧寺(五一○年造，五二○年毀)，自稱一百五十歲。」 　　「他來中國是四七○年左右，到永寧寺大約是五二○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國住了五十年。當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一百五十歲，大概由於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須鬓，故自稱一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國後，將中國話學好，四處傳道，計在中國五十年，其道大行…。」 　　胡適在「菩提達摩考」一文中的假設也有互相徑庭，又怎能苛求道宣與其他各年代作者的記載完全一致? 　　胡適在愣伽宗考的第二章「菩提達摩」內這樣說： 　　「關於菩提達摩的種種傳說，我曾有菩提達摩考(胡適文存三集，頁二九三—三○四)，發表在八年前(一九二七)，我現在把我的結論摘記在這裡。 　　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婆羅門種。他從海道來到中國廣州，大約在劉宋晚年(約四七○—四七五)，但必在宋亡<四七九>之前，證據有二： 　　一、績僧傳說他有「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可證他來在宋亡之前。 　　二、績僧傳(卷十九)的僧副傳中說，僧副是太原祈縣人，從達摩師出家，為「定學」之宗，「後乃周歷講座，修習經綸，並知學唯為己，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四九四—四九七>南游楊辇，止於鐘山林下寺…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五二四)也。」 　　「依僧副的一生看來，他從達摩出家必是在他二十多歲時，約當蕭梁的初期(約四八五年左右)，因為建武元年(四九四)，僧副只有三十歲，已經離開北方了。 　　「舊說，達摩見梁武帝，談話不投機，他才渡江北去，見梁武帝的年代，我說是普通元年(五二○)或普通八年(五二七)，這都是後起的神話，並非事實，證據甚多： 　　一、績高僧傳全無此說。 　　二、僧副一傳可證梁武帝普通元年，達摩已在北方至少住了三、四十年了。 　　三、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或者在五四七)記達摩曾游洛陽永寧寺，此寺於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達摩來游，正當此寺盛時，約當五一六至五二六之間。 　　四、不但七世紀的道宣不記達摩見梁武帝之事，八世紀沙門淨覺作愣伽師資記(敦煌寫本)，其中達摩傳也沒有此筆。 　　五、這段神話起於八世紀以後，越到後來，越說越詳細了，枝葉情節越多了!可見神話是逐漸添造完成的。 　　舊說達摩在中國只住九年，依我們的考據，他在中國差不多住了五十年，他在北方最久，「隨其所止，誨以禅教」，道宣說他自言一百五十歲，游化為務，不測於終。 　　我們推算他在中國的時間，上可見劉宋之亡，下可見永寧寺的盛時，其間大約有五十年，印度南部人身體發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顯出老態，很容易被人當做老人，達摩初到中國時，年紀雖輕，大概已被中國人誤認老頭子，他也樂得自認年高，後來他在中國住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一百五十歲了(洛陽伽藍記也說他自言一百五十歲)。」 　　胡適的「中國禅學的發展」一文第二章「中國禅宗的起來」(一一五頁)說： 　　「在五世紀(四七○年左右)劉宋將亡之時，廣州來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達摩，因達摩由南天竺出發，所以從海道，宋亡於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舊說五二○年始到，不確(按：五二○年為梁武帝元年)，他到過洛陽，曾瞻禮永寧寺(五一○年建，五二○年毀)(事見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自稱一百五十歲。」 　　「他來中國是四七○年左右，到永寧寺大約在五二○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國住了五十年，當時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一百五十歲，大概由於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須鬓，故自稱一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國後，將中國話學好，四處傳道，計在中國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在北方。」 　　請比較以上胡適文章三篇之間的矛盾： 　　一、在「中國禅學的發展」的第二章「中國禅宗的起來」(地一一五頁)，他說：永寧寺是在五一○年造，五二○年毀。但是在他的「菩提達摩考」一文內，他說：永寧寺建於熙平元年(西元五一六年)…至永熙三年(五三四年)全寺為火所焚，火延三個月不滅。 　　胡適自己考據出來的，他自己的結論都會互相矛盾，到底永寧寺是五二○年焚毀呢?抑或是五三四年焚毀?胡適自己都弄不清楚!他還苛責道宣績高僧傳的資料不正確!又說古人的記錄是「神話」「雪球越滾越大」! 　　二、胡適在「愣伽宗考」之中說，印度南部人身體發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顯出老態，很容易被人認作老人，達摩初到中國時，年紀雖輕，大概已被中國人誤認老頭子，他也樂得自認年高，後來在中國住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一百五十歲了。但是胡適在「菩提達摩考」一文中卻說：「…當時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一百五十歲，大概數由於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須鬓，故自稱一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 　　這兩段大有出入，前一段是指達摩到了年老，才只好自認一百五十歲，後一文是說達摩年輕到中國時，已自稱一百五十歲，胡適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達摩一到中國就自稱一百五十歲呢?抑或老了才自稱?叫我們無所依從! 　　三、胡適在散文中均指稱道宣的績高僧傳不確，是「偽造」，道宣的「達摩於普通八年到中國是不確的」。但是，胡適卻深信道宣所說達摩是「南天竺婆羅門種」，他更深信道宣所作的「僧副傳」所列出的僧副生年為四六四年，當時為普通五年(五二七年)，胡適因此用僧副傳做為唯一的證據，來否定達摩抵華是在五二○年，他說僧副追隨達摩之時，大約二十多歲，那麼是在四八五年至四九○年之間。 　　四、胡適認為楊衒之的資料可靠，但是他不采用洛陽伽藍記中所說的達摩是波斯人之說，胡適對這兩種文獻的信服深度，已經是前後矛盾、互相徑庭了，他說可靠的，他又不采用，他說不可靠的績高僧傳，他卻又采用其中的「僧副傳」做為否定達摩的武器，胡適的治學方法真是足景式後世了! 　　五、胡適說僧副三十歲已往南方了，故此投師於達摩應是二十多歲之時，此論有漏洞—僧副為什麼不可以往來於南北之間?為什麼一越南方就不北返?為什麼不可能在晚年北返才皈依達摩?胡適太武斷了，他是為了遷就他的推想假設的達摩於四七○年代到中國，而又毫無依據地硬說僧副是二十多歲拜師達摩，好做為他的推論證據，這是很強詞奪理的。胡適完全沒有足夠的資料來支持僧副二十余歲拜師達摩。 　　僧副傳並沒有這樣說，它根本沒有提及僧副何時才皈依達摩。 　　胡適現身這幾段的確定是「大膽的假設」到極了!可惜他在世時未能「小心予以求證」，就這一段而論，胡適之首先違背了他自己的著名治學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怎樣說呢? 　　我們不妨分析一下。 　　胡適認為達摩「自稱一百五十歲」，胡氏語氣顯然認為達摩是說了謊「以便受人尊敬」。首先，胡氏不了解佛家首重戒妄語!即使是在家人的五戒之中，也戒妄語，即是戒說謊，何況受過圓具足戒的出家人?何況達摩祖師那樣道行高深、佛理精妙的高僧?他怎會「以便受人尊敬」而說謊?胡適之未免過分「大膽假設」來誣陷古人了!也未免太厚誣聖人了! 　　胡適顯然完全不懂得人類學、生物學，及各種新科學，他只會向故紙堆中捉字虱，他心中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他認為人類不可能有一百五十歲那麼老! 　　請看高加索山脈高地民族的長壽記錄(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多次刊出)，在黑海邊緣的喬治亞邦圖(今屬蘇聯)的高加索山上，村人貧窮，終年勞苦耕種，難得一飽，只有大節日才有肉吃，村人最年輕的老人，也高壽一百二十多歲，也還每日上山、下山采樵牧羊，最高壽的老人從一百四十歲到一百五十、一百六十多歲都有，也都依然健步如飛，負薪勞作不息，他們的祖先有些壽達兩百歲，現代的人也平均在百四、五十歲左右。 　　請看，南美洲安第斯山脈(在秘魯與智利一帶)萬尺高山上的印加族(應譯為殷家族，因為他們是中國殷朝的亡命子孫後代，古代文字與中國殷周相似，已有西方學者考證如此推斷—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這些貧苦的高山土著，祖先已被西班牙人滅亡，文化也被西班牙天主教會摧毀於十六世紀，幸存的子孫，人數已無多，少數住在高山上，仍未與西班牙人通婚，保持純血統的，多數都是長壽者。前年死了第二十多任老婆，他還公開征婚，轟動一時。 　　墨西哥的高山土著，也有一個現已一百二十多歲的老人，也要再娶老婆! 　　同一件事，經過不同的作者記錄，即使是同一時代、同一天、同一地的幾個作者，也還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筆法，對於事實有所不同的取捨，何況是不同時代的作者呢?我們試看今日今時發生的大事新聞，同一件事，各報章都會有個別大同小異的報導，重點各異，觀點有別，取捨編輯方法各有千秋。如果達摩是今天來到中國，見到梁武帝，全世界各國的報紙電訊對這件新聞的報導，會不會人人都異口同詞呢?自然是美聯社的電訊與合眾社的又有不同角度，中央社的又不同了，這種道理再簡單不過，我們怎可因為各社各報的報導差異，就否定了有這件事實發生?我認為胡適的假設大膽是夠的，小心求證則未夠。 　　胡適只是就他所能找到的殘缺史料而做下大膽假設。我認為他是太不「小心求證」了!以不完整的資料來做結論，亦未體會當時的社會情形，及達摩的開宗宏法的努力決心，亦未衡量到當時的交通困難情況，以及當時中外貿易海運的情況，波斯人、阿拉伯人來華的情況…他顯然都未予以列入考察，他那種只從殘缺不全的記錄去研究史料的方法，我認為在今日是過時而不合邏輯的，而且是非常不科學的。 　　胡適說：「…這一段記事，不但添了真功德，廓然無聖，對朕者誰，三條問答，並且還添上詳細的年月日，七世紀人所不記，八世紀人所不能詳，而十一世紀以下的人，偏能寫出詳細的年月日，這豈非最奇怪的靈蹟嗎?這一件故事的演變，可以表示達摩的傳說如何逐漸加詳，逐漸由唐初的樸素的史蹟，而變成宋代的荒誕的神話，傳說如同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住史學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銷溶淨化了(胡適文存「菩提達摩考」三○一頁)!」依胡適此理，他是二十世紀的人，又怎會知道比十一世紀的多呢? 　　七世紀人不知，八世紀人不曉的事，而二十世紀的人都知道的詳細事太多了!七世紀人知道秦始皇的確實出生及死亡日期嗎?當然不知道，但是二十世紀的作者不知道達摩到達中國的年月日，八世紀的作者不知道達摩與梁武帝的對話詳情，但是十一世紀的傳燈錄就會知道，為什麼不能呢?十一世紀的作者難道不會去做考據工作嗎?難道中國自古以來只有胡適一人才會做考據?十一世紀的作者獲得的史料，也許比胡適從巴黎博物館找到的更多，十一世紀的作者采用的史料，胡適得不到，就大膽地予以推翻了!這是什麼考據家的什麼方法?那麼武斷! 　　胡適動軋以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為止上權威，凡是敦煌本沒有記載的，他就予以否定。 　　敦煌寫本是不是具有絕對無上權威?是否絕對的「可靠」?怎知手寫本沒有偷工減料?沒有失缺?沒有遺漏?沒有刪減?沒有偽造?沒有篡改?沒有歪曲? 　　敦煌寫本被尊重，可能是因為它是最古的，但是，凡是最古的就最可靠嗎?從邏輯上是講不通的!而且，歷代記載的文字，都是由簡轉繁的，一代比一代繁復，古代的簡，未必就是可靠! 　　十一世紀傳燈錄作者找到資料考據，把達摩史料補充，不可以嗎?胡適有什麼合理的理論，可以否定傳燈錄作者和歷代法寶記的內容是沒有經過考據的?胡適有什麼真憑實據可茲以推翻傳燈錄?沒有!縱觀胡作，武斷多於考據!胡適是一個基督教徒，我懷疑他可能有先入為主的主觀摒斥佛教的動機在內! 　　一個真正治學、治史的人，不會那麼武斷否定歷史人物的種種記載，他可以存疑，卻不可以推翻!更不可以毫無證據就妄斥古人是「…造出」神話，是「無數的謬說」。 　　胡適「書菩提達摩考後」一文承認：「我假定菩提達摩到中國時是在劉宋亡以前，宋亡在四七九年，故達摩來時至遲不得在四七九年以後，我的根據只是道宣僧傳中，「初達宋境南越」一語。」 　　這是他自己招認唯一的根據了，只有一處根據顯然是太不充分的證據了! 　　就算達摩是在宋亡(公元四七九年)以前來華，為什麼沒有可能見到梁武帝呢?達摩不可以在廣州住到學會中國話好些年，才去金陵求見梁武帝嗎(梁武帝普通元年是公元五一九年，故此胡適武斷達摩不可能見到梁武帝)?這一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胡適在這篇續文內說：「今日重讀道宣僧傳，在僧副傳中又得一證據。 　　「…性愛定靜，游無遠近，裹糧尋師，訪師不逮。有達摩禅師，善明觀行，循援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為定學宗焉…久之還返金陵，齊建武年，南游楊辇(我認為這兩句未必就是按照文氣時間先後排列的，可能與達摩無關)。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武普通五年也。 　　齊建武為西歷四九四—四九七，梁普通五年為五二四，僧副生時為四六四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三十歲…他從達摩受學，當在二十多歲。約當蕭齊的初期，西歷四八五—四九○之間，其時達摩已在北方傳道了。以此推之，達摩到廣州當在宋亡以前，約當四七○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他在南方不久，即往北方，他在北方學得中國語言，即授徒傳法，僧副即是他弟子中的一人。他當五二○年左右，還在洛陽瞻禮永寧寺，可見他在中國約有五十年之久，故難隱居山穴而能有不小的影響，他大概享高壽，故能自稱一百五十歲。」 　　這一大段文章，道理似是而非，胡適假定僧副二十多歲師事達摩，這一假定有什麼根據?僧副不可以在五、六十歲才師事達摩嗎?「僧副傳」中並沒有說明在幾年、幾歲拜師達摩。胡適根據什麼來肯定他是二十多歲拜師呢?我認為胡適這樣武斷，是為了用這一段文字支持他的「達摩不可能見到梁武帝」理論。 　　達摩學習中國語文，一定要到了北方才可開始嗎?胡適的推論說，達摩在中國北方學得中國語言，即授徒傳法。我認為那也是毫無根據的武斷!就常情而論，一個傳道者多半在未到中國之前，就已經開始學習多多少少的中文了。像伽愣經那麼深奧的佛經，達摩若無相當的中文修養，怎能表達詞義及經文真髓?他既有志來震旦傳道開宗，難道不曾在印度之時就已經學了一些中文?印度佛教僧人，那時代都風尚來華傳教，學習預科中文，必然亦是一時風尚罷?我認為達摩可能在印度時期，已經在僧院學過若干中文，到了廣州也不斷補習，以後一路北上，都不斷在學習中文，很可能在廣州就已經多少能用中文講經了，你能想像一個完全不懂中文的僧人，來到中國從頭學習，牙牙學語一般講愣伽經嗎?你能想像到達摩會放心叫人傳譯、口譯那麼深奧的愣伽經嗎? 　　今天不是大多數外國的天主教教士，都是先學了若干中文才來華傳教? 　　假如相信胡適的假定：達摩是不懂中文，要到了北方才學會中文，怎符合一個宗教家宏教的懷抱?又怎能一路北上內地?直到今天，不會講普通話的廣東人進了內地，都有旅行的困難，你能想象一句中文也不懂得達摩，從廣州步行，經過湖南、湖北進入中原嗎?如果胡適的假定可靠，那麼也等於他自己推翻了達摩直接從廣州陸路北上的假定了! 　　在那時代，從南到北，陸路一走半年，難道有今天的長途巴士?何況當時的湘、鄂一帶路途因戰爭而溷亂不靖，也沒有很多很著名的佛教寺廟可吸引達摩去參觀?而那時代，外國來華的商隊，一是從天山南北兩地進入中原，另一是循海道至廣州，再從廣州航海經過溫州、杭州、揚州而進入中原與北方，那時波斯商船很多，我所以推測達摩可能是從廣州乘波斯商船經過沿海抵杭州，再從彼處往蘇州、南京。然後渡長江，北上至洛陽(海運時間比陸路短得多)。 　　我推測達摩一到中國，就一定先遍游各地佛教叢林，觀察情況，尋找開宗機會及適當地點，他既到了金陵，梁武帝力倡佛教，沒有不邀見天竺高僧之理，達摩也自然希望獲得君王助力開宗，兩者相見，實乃合情合理之事。 　　我推測，達摩見過梁武帝之後，因見武帝不悟，無能為力，就渡長江北上，極可能先往洛陽參觀當時最宏偉的永寧寺，該寺在西元五三四年焚毀，胡適說達摩無可能在五二七年才到廣州(原文：達摩在洛陽當此寺的全盛時期，當西歷五一六至五二六年，此可證「景德傳燈錄」所記載，達摩於梁普通八年(五二七年)始到廣州之說是不正確的了)。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景德傳燈錄」各版本錯字誤刻甚多，所刊普通八年有可能是「元」年之誤!抄寫的人或刻板者，把元字誤刻為八字，是很有可能的，元字去了「二」頭，就像八字。我很疑心那本是來是元字，只不知胡適用的哪一個版本?有無比較過各本? 　　鑒於僧副死於普通五年(西元五二四年)，而僧副是達摩的弟子之一，所以，我同意胡適的假定，達摩不可能是普通八年來華;但是我不同意胡適所稱僧副是二十多歲拜師達摩(那是毫無根據的)，我推想可能是在晚年拜師達摩的，也許是在五二O年左右。 　　第二永寧寺即是那麼重要的佛寺，難道火焚後就完全沒有重建?它既是太後胡氏所立的帝皇敕建佛寺，一旦被焚，帝皇怎會不予重建?永寧寺火焚於五二○年，以後有沒有重建?我不知道，這是題外了。胡適說達摩往永寧寺在五二○年，那麼也相當符合達摩來華的初期年代—是普通元年或八年，既然後者八年已被僧副的殲年五二四年所否定，那麼，達摩來華的年代在五二○年左右，可能在武帝的普通元年亦非全無可能的，沒有理由叫我同意胡適的假設：達摩在四七○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就到了廣州，挨到五十年後才去參觀天下聞名的第一名剎永寧寺，你能想象你到了泰國皇都，要學會泰文，住了五十年才去參拜著名的玉佛寺嗎?你能想象到了緬甸仰光，住了五十年才去參拜大金塔嗎?你能想象到了台灣住了五十年，才去參拜佛光山嗎? 　　總之，從今日的常識和邏輯來看胡適禅學案，我發現胡適對於達摩考據，是有太多自相矛盾和不合邏輯的武斷的，而且是史料不足的，我認為他這些考據尚待重新予以檢討，運用更多的資料與更冷靜、公正的態度去重新再研究!我不是一個考據學家，只是從常識和邏輯觀念來分析而已，我也不敢說我的推論正確，或者很錯謬亦未可知。 　　胡適說：「八世紀淨覺作「愣伽師資記」，也沒有達摩與梁武帝相見問答的話，七世紀道宣作「續高僧傳」全無達摩見武帝事」，他武斷否定了達摩見梁武帝，他說「逐漸由唐初的樸素的史蹟，變成宋代的荒誕的神話，傳說如同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住史學方法的日光，一照便消溶淨化了。」 　　我認為胡適的考據太不夠小心，也太缺乏足夠的史料證據，他也太偏執、太武斷了! 　　胡適指責歷代作者偽造法統，捏造達摩神話，我不明白為什麼一位曾學過法律又講求西方邏輯的學者，怎麼會那麼冒失武斷?以不充足的非直接證據來指控罪名? 　　一個嚴肅的學者，不應那麼隨便妄指誤導眾生!頂多只可能說「存疑」而已! 　　拙文也是反映對於胡適遺作的「存疑」，我認為他的「禅學案」全部都有予以重新檢討的必要!我總覺得他有些蓄意破壞佛教的一切，就如他年輕時大叫「打倒孔家店」一樣，可能是有些偏見在內的，並不是客觀的學術研究!佛教學者應該另外考據研究清楚，不容他的著作繼續魚目混珠地誤導眾生下去! 　　其實，只用常識也就足以推翻胡適的「禅學案」內許多不合邏輯的大假設了。 　　達摩見過梁武帝，達摩是有一百五十歲，達摩是波斯人，達摩在武帝普通初年來華…我的推論認為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認為歷代作者都是佛教僧人為多，不可能毀戒而妄語捏造達摩的神話，容或有資料不同，但決非妄語! 　　摘自：《天眼慧眼法眼的追尋》作者：馮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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