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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馮:達摩年歲?原籍及來華年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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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馮馮

  達摩到底原籍是什麼國籍?是什麼種族?他是什麼時候到中國?他那時候是多少歲數?他有沒有見過梁武帝?談話內容如何?

  這些問題始終仍是未解的謎。

  已故學者胡適之先生在其大著「禅學案」內的「菩提達摩考」一篇內說:「公元七世紀道宣和尚作「續高僧傳」,全無達摩見梁武帝的記載。八世紀,淨覺和尚作愣伽師資紀,也沒見達摩見梁武帝相見問答之事。」

  公元八○四或八○五年,日本僧人最澄來大唐留學,揣回佛教經綸多種返日,他後來在傳教大師全集卷二引用傳法記:

  「謹案,傳法記雲:達摩大師,渡來此土,初至梁國,武帝迎就殿內,問雲:「朕廣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

  達摩大師答雲:「無功德!」

  武帝問曰:「以何為功德?」

  達摩大師雲:「此是有為之事,非實功德。」

  不稱帝情,遂發遣過江,杖錫至嵩山。」

  「歷代法寶記」(大約是公元八世紀無住大師的弟子所作),記載如下:「大師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問曰:「和尚從彼國將何教法乘化眾生?」

  達摩大師答:「不將一字來。」

  帝問:「朕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

  答:「並無功德,此是有為之善,非真功德。」

  武帝凡情不曉,乃出國,北望有大乘氣,乃至魏朝,居嵩山…。」

  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作大鑒禅師碑(六祖惠能),其中有句:「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棄之,空術益願。」

  後世的景德傳燈錄的記載如下:

  「十月一日到金陵。

  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

  祖雲:「並無功德!」

  帝雲:「何得雲無功德?」

  祖雲:「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帝雲:「如何是真功德?」

  祖雲:「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

  帝雲:「如何是聖帝第一羲?」

  祖雲:「廓然無聖。」

  帝雲:「對朕者誰?」

  祖雲:「不識!」

  帝不領旨,祖於是月十九日滅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二日居於洛陽(宋僧悟明聯燈會要卷二)。」

  胡適指出上面幾段都是偽造的「神話」。「添枝添葉」雲雲,好像是柳宗元也不相信了。

  胡適在「菩提達摩考」一文中又說:

  「菩提達摩的傳說在禅宗史上是一件極重要的公案,禅宗尊達摩為初祖,造出許多無稽的神話(禅學案第三集卷四第二九三頁)。」

  在胡適的同集「中國禅學的發展」卷二「中國禅宗的起來」(第一一五頁),胡適說:

  「在五世紀(四七○年左右),劉宋將亡之時,廣州來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達摩,因為達摩從南天竺出發,所以從海道。宋亡於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舊說五二○年始到,不確。按:五二○年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過洛陽,曾瞻禮永寧寺,事見楊術之的洛陽伽藍記,因這書中當說:達摩到永寧寺(五一○年造,五二○年毀),自稱一百五十歲。」

  「他來中國是四七○年左右,到永寧寺大約是五二○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國住了五十年。當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一百五十歲,大概由於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須鬓,故自稱一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國後,將中國話學好,四處傳道,計在中國五十年,其道大行…。」

  胡適在「菩提達摩考」一文中的假設也有互相徑庭,又怎能苛求道宣與其他各年代作者的記載完全一致?

  胡適在愣伽宗考的第二章「菩提達摩」內這樣說:

  「關於菩提達摩的種種傳說,我曾有菩提達摩考(胡適文存三集,頁二九三—三○四),發表在八年前(一九二七),我現在把我的結論摘記在這裡。

  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婆羅門種。他從海道來到中國廣州,大約在劉宋晚年(約四七○—四七五),但必在宋亡<四七九>之前,證據有二:

  一、績僧傳說他有「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可證他來在宋亡之前。

  二、績僧傳(卷十九)的僧副傳中說,僧副是太原祈縣人,從達摩師出家,為「定學」之宗,「後乃周歷講座,修習經綸,並知學唯為己,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四九四—四九七>南游楊辇,止於鐘山林下寺…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五二四)也。」

  「依僧副的一生看來,他從達摩出家必是在他二十多歲時,約當蕭梁的初期(約四八五年左右),因為建武元年(四九四),僧副只有三十歲,已經離開北方了。

  「舊說,達摩見梁武帝,談話不投機,他才渡江北去,見梁武帝的年代,我說是普通元年(五二○)或普通八年(五二七),這都是後起的神話,並非事實,證據甚多:

  一、績高僧傳全無此說。

  二、僧副一傳可證梁武帝普通元年,達摩已在北方至少住了三、四十年了。

  三、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或者在五四七)記達摩曾游洛陽永寧寺,此寺於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達摩來游,正當此寺盛時,約當五一六至五二六之間。

  四、不但七世紀的道宣不記達摩見梁武帝之事,八世紀沙門淨覺作愣伽師資記(敦煌寫本),其中達摩傳也沒有此筆。

  五、這段神話起於八世紀以後,越到後來,越說越詳細了,枝葉情節越多了!可見神話是逐漸添造完成的。

  舊說達摩在中國只住九年,依我們的考據,他在中國差不多住了五十年,他在北方最久,「隨其所止,誨以禅教」,道宣說他自言一百五十歲,游化為務,不測於終。

  我們推算他在中國的時間,上可見劉宋之亡,下可見永寧寺的盛時,其間大約有五十年,印度南部人身體發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顯出老態,很容易被人當做老人,達摩初到中國時,年紀雖輕,大概已被中國人誤認老頭子,他也樂得自認年高,後來他在中國住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一百五十歲了(洛陽伽藍記也說他自言一百五十歲)。」

  胡適的「中國禅學的發展」一文第二章「中國禅宗的起來」(一一五頁)說:

  「在五世紀(四七○年左右)劉宋將亡之時,廣州來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達摩,因達摩由南天竺出發,所以從海道,宋亡於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舊說五二○年始到,不確(按:五二○年為梁武帝元年),他到過洛陽,曾瞻禮永寧寺(五一○年建,五二○年毀)(事見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自稱一百五十歲。」

  「他來中國是四七○年左右,到永寧寺大約在五二○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國住了五十年,當時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一百五十歲,大概由於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須鬓,故自稱一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國後,將中國話學好,四處傳道,計在中國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在北方。」

  請比較以上胡適文章三篇之間的矛盾:

  一、在「中國禅學的發展」的第二章「中國禅宗的起來」(地一一五頁),他說:永寧寺是在五一○年造,五二○年毀。但是在他的「菩提達摩考」一文內,他說:永寧寺建於熙平元年(西元五一六年)…至永熙三年(五三四年)全寺為火所焚,火延三個月不滅。

  胡適自己考據出來的,他自己的結論都會互相矛盾,到底永寧寺是五二○年焚毀呢?抑或是五三四年焚毀?胡適自己都弄不清楚!他還苛責道宣績高僧傳的資料不正確!又說古人的記錄是「神話」「雪球越滾越大」!

  二、胡適在「愣伽宗考」之中說,印度南部人身體發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顯出老態,很容易被人認作老人,達摩初到中國時,年紀雖輕,大概已被中國人誤認老頭子,他也樂得自認年高,後來在中國住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一百五十歲了。但是胡適在「菩提達摩考」一文中卻說:「…當時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一百五十歲,大概數由於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須鬓,故自稱一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

  這兩段大有出入,前一段是指達摩到了年老,才只好自認一百五十歲,後一文是說達摩年輕到中國時,已自稱一百五十歲,胡適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達摩一到中國就自稱一百五十歲呢?抑或老了才自稱?叫我們無所依從!

  三、胡適在散文中均指稱道宣的績高僧傳不確,是「偽造」,道宣的「達摩於普通八年到中國是不確的」。但是,胡適卻深信道宣所說達摩是「南天竺婆羅門種」,他更深信道宣所作的「僧副傳」所列出的僧副生年為四六四年,當時為普通五年(五二七年),胡適因此用僧副傳做為唯一的證據,來否定達摩抵華是在五二○年,他說僧副追隨達摩之時,大約二十多歲,那麼是在四八五年至四九○年之間。

  四、胡適認為楊衒之的資料可靠,但是他不采用洛陽伽藍記中所說的達摩是波斯人之說,胡適對這兩種文獻的信服深度,已經是前後矛盾、互相徑庭了,他說可靠的,他又不采用,他說不可靠的績高僧傳,他卻又采用其中的「僧副傳」做為否定達摩的武器,胡適的治學方法真是足景式後世了!

  五、胡適說僧副三十歲已往南方了,故此投師於達摩應是二十多歲之時,此論有漏洞—僧副為什麼不可以往來於南北之間?為什麼一越南方就不北返?為什麼不可能在晚年北返才皈依達摩?胡適太武斷了,他是為了遷就他的推想假設的達摩於四七○年代到中國,而又毫無依據地硬說僧副是二十多歲拜師達摩,好做為他的推論證據,這是很強詞奪理的。胡適完全沒有足夠的資料來支持僧副二十余歲拜師達摩。

  僧副傳並沒有這樣說,它根本沒有提及僧副何時才皈依達摩。

  胡適現身這幾段的確定是「大膽的假設」到極了!可惜他在世時未能「小心予以求證」,就這一段而論,胡適之首先違背了他自己的著名治學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怎樣說呢?

  我們不妨分析一下。

  胡適認為達摩「自稱一百五十歲」,胡氏語氣顯然認為達摩是說了謊「以便受人尊敬」。首先,胡氏不了解佛家首重戒妄語!即使是在家人的五戒之中,也戒妄語,即是戒說謊,何況受過圓具足戒的出家人?何況達摩祖師那樣道行高深、佛理精妙的高僧?他怎會「以便受人尊敬」而說謊?胡適之未免過分「大膽假設」來誣陷古人了!也未免太厚誣聖人了!

  胡適顯然完全不懂得人類學、生物學,及各種新科學,他只會向故紙堆中捉字虱,他心中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他認為人類不可能有一百五十歲那麼老!

  請看高加索山脈高地民族的長壽記錄(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多次刊出),在黑海邊緣的喬治亞邦圖(今屬蘇聯)的高加索山上,村人貧窮,終年勞苦耕種,難得一飽,只有大節日才有肉吃,村人最年輕的老人,也高壽一百二十多歲,也還每日上山、下山采樵牧羊,最高壽的老人從一百四十歲到一百五十、一百六十多歲都有,也都依然健步如飛,負薪勞作不息,他們的祖先有些壽達兩百歲,現代的人也平均在百四、五十歲左右。

  請看,南美洲安第斯山脈(在秘魯與智利一帶)萬尺高山上的印加族(應譯為殷家族,因為他們是中國殷朝的亡命子孫後代,古代文字與中國殷周相似,已有西方學者考證如此推斷—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這些貧苦的高山土著,祖先已被西班牙人滅亡,文化也被西班牙天主教會摧毀於十六世紀,幸存的子孫,人數已無多,少數住在高山上,仍未與西班牙人通婚,保持純血統的,多數都是長壽者。前年死了第二十多任老婆,他還公開征婚,轟動一時。

  墨西哥的高山土著,也有一個現已一百二十多歲的老人,也要再娶老婆!

  同一件事,經過不同的作者記錄,即使是同一時代、同一天、同一地的幾個作者,也還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筆法,對於事實有所不同的取捨,何況是不同時代的作者呢?我們試看今日今時發生的大事新聞,同一件事,各報章都會有個別大同小異的報導,重點各異,觀點有別,取捨編輯方法各有千秋。如果達摩是今天來到中國,見到梁武帝,全世界各國的報紙電訊對這件新聞的報導,會不會人人都異口同詞呢?自然是美聯社的電訊與合眾社的又有不同角度,中央社的又不同了,這種道理再簡單不過,我們怎可因為各社各報的報導差異,就否定了有這件事實發生?我認為胡適的假設大膽是夠的,小心求證則未夠。

  胡適只是就他所能找到的殘缺史料而做下大膽假設。我認為他是太不「小心求證」了!以不完整的資料來做結論,亦未體會當時的社會情形,及達摩的開宗宏法的努力決心,亦未衡量到當時的交通困難情況,以及當時中外貿易海運的情況,波斯人、阿拉伯人來華的情況…他顯然都未予以列入考察,他那種只從殘缺不全的記錄去研究史料的方法,我認為在今日是過時而不合邏輯的,而且是非常不科學的。

  胡適說:「…這一段記事,不但添了真功德,廓然無聖,對朕者誰,三條問答,並且還添上詳細的年月日,七世紀人所不記,八世紀人所不能詳,而十一世紀以下的人,偏能寫出詳細的年月日,這豈非最奇怪的靈蹟嗎?這一件故事的演變,可以表示達摩的傳說如何逐漸加詳,逐漸由唐初的樸素的史蹟,而變成宋代的荒誕的神話,傳說如同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住史學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銷溶淨化了(胡適文存「菩提達摩考」三○一頁)!」依胡適此理,他是二十世紀的人,又怎會知道比十一世紀的多呢?

  七世紀人不知,八世紀人不曉的事,而二十世紀的人都知道的詳細事太多了!七世紀人知道秦始皇的確實出生及死亡日期嗎?當然不知道,但是二十世紀的作者不知道達摩到達中國的年月日,八世紀的作者不知道達摩與梁武帝的對話詳情,但是十一世紀的傳燈錄就會知道,為什麼不能呢?十一世紀的作者難道不會去做考據工作嗎?難道中國自古以來只有胡適一人才會做考據?十一世紀的作者獲得的史料,也許比胡適從巴黎博物館找到的更多,十一世紀的作者采用的史料,胡適得不到,就大膽地予以推翻了!這是什麼考據家的什麼方法?那麼武斷!

  胡適動軋以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為止上權威,凡是敦煌本沒有記載的,他就予以否定。

  敦煌寫本是不是具有絕對無上權威?是否絕對的「可靠」?怎知手寫本沒有偷工減料?沒有失缺?沒有遺漏?沒有刪減?沒有偽造?沒有篡改?沒有歪曲?

  敦煌寫本被尊重,可能是因為它是最古的,但是,凡是最古的就最可靠嗎?從邏輯上是講不通的!而且,歷代記載的文字,都是由簡轉繁的,一代比一代繁復,古代的簡,未必就是可靠!

  十一世紀傳燈錄作者找到資料考據,把達摩史料補充,不可以嗎?胡適有什麼合理的理論,可以否定傳燈錄作者和歷代法寶記的內容是沒有經過考據的?胡適有什麼真憑實據可茲以推翻傳燈錄?沒有!縱觀胡作,武斷多於考據!胡適是一個基督教徒,我懷疑他可能有先入為主的主觀摒斥佛教的動機在內!

  一個真正治學、治史的人,不會那麼武斷否定歷史人物的種種記載,他可以存疑,卻不可以推翻!更不可以毫無證據就妄斥古人是「…造出」神話,是「無數的謬說」。

  胡適「書菩提達摩考後」一文承認:「我假定菩提達摩到中國時是在劉宋亡以前,宋亡在四七九年,故達摩來時至遲不得在四七九年以後,我的根據只是道宣僧傳中,「初達宋境南越」一語。」

  這是他自己招認唯一的根據了,只有一處根據顯然是太不充分的證據了!

  就算達摩是在宋亡(公元四七九年)以前來華,為什麼沒有可能見到梁武帝呢?達摩不可以在廣州住到學會中國話好些年,才去金陵求見梁武帝嗎(梁武帝普通元年是公元五一九年,故此胡適武斷達摩不可能見到梁武帝)?這一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胡適在這篇續文內說:「今日重讀道宣僧傳,在僧副傳中又得一證據。

  「…性愛定靜,游無遠近,裹糧尋師,訪師不逮。有達摩禅師,善明觀行,循援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為定學宗焉…久之還返金陵,齊建武年,南游楊辇(我認為這兩句未必就是按照文氣時間先後排列的,可能與達摩無關)。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武普通五年也。

  齊建武為西歷四九四—四九七,梁普通五年為五二四,僧副生時為四六四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三十歲…他從達摩受學,當在二十多歲。約當蕭齊的初期,西歷四八五—四九○之間,其時達摩已在北方傳道了。以此推之,達摩到廣州當在宋亡以前,約當四七○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他在南方不久,即往北方,他在北方學得中國語言,即授徒傳法,僧副即是他弟子中的一人。他當五二○年左右,還在洛陽瞻禮永寧寺,可見他在中國約有五十年之久,故難隱居山穴而能有不小的影響,他大概享高壽,故能自稱一百五十歲。」

  這一大段文章,道理似是而非,胡適假定僧副二十多歲師事達摩,這一假定有什麼根據?僧副不可以在五、六十歲才師事達摩嗎?「僧副傳」中並沒有說明在幾年、幾歲拜師達摩。胡適根據什麼來肯定他是二十多歲拜師呢?我認為胡適這樣武斷,是為了用這一段文字支持他的「達摩不可能見到梁武帝」理論。

  達摩學習中國語文,一定要到了北方才可開始嗎?胡適的推論說,達摩在中國北方學得中國語言,即授徒傳法。我認為那也是毫無根據的武斷!就常情而論,一個傳道者多半在未到中國之前,就已經開始學習多多少少的中文了。像伽愣經那麼深奧的佛經,達摩若無相當的中文修養,怎能表達詞義及經文真髓?他既有志來震旦傳道開宗,難道不曾在印度之時就已經學了一些中文?印度佛教僧人,那時代都風尚來華傳教,學習預科中文,必然亦是一時風尚罷?我認為達摩可能在印度時期,已經在僧院學過若干中文,到了廣州也不斷補習,以後一路北上,都不斷在學習中文,很可能在廣州就已經多少能用中文講經了,你能想像一個完全不懂中文的僧人,來到中國從頭學習,牙牙學語一般講愣伽經嗎?你能想像到達摩會放心叫人傳譯、口譯那麼深奧的愣伽經嗎?

  今天不是大多數外國的天主教教士,都是先學了若干中文才來華傳教?

  假如相信胡適的假定:達摩是不懂中文,要到了北方才學會中文,怎符合一個宗教家宏教的懷抱?又怎能一路北上內地?直到今天,不會講普通話的廣東人進了內地,都有旅行的困難,你能想象一句中文也不懂得達摩,從廣州步行,經過湖南、湖北進入中原嗎?如果胡適的假定可靠,那麼也等於他自己推翻了達摩直接從廣州陸路北上的假定了!

  在那時代,從南到北,陸路一走半年,難道有今天的長途巴士?何況當時的湘、鄂一帶路途因戰爭而溷亂不靖,也沒有很多很著名的佛教寺廟可吸引達摩去參觀?而那時代,外國來華的商隊,一是從天山南北兩地進入中原,另一是循海道至廣州,再從廣州航海經過溫州、杭州、揚州而進入中原與北方,那時波斯商船很多,我所以推測達摩可能是從廣州乘波斯商船經過沿海抵杭州,再從彼處往蘇州、南京。然後渡長江,北上至洛陽(海運時間比陸路短得多)。

  我推測達摩一到中國,就一定先遍游各地佛教叢林,觀察情況,尋找開宗機會及適當地點,他既到了金陵,梁武帝力倡佛教,沒有不邀見天竺高僧之理,達摩也自然希望獲得君王助力開宗,兩者相見,實乃合情合理之事。

  我推測,達摩見過梁武帝之後,因見武帝不悟,無能為力,就渡長江北上,極可能先往洛陽參觀當時最宏偉的永寧寺,該寺在西元五三四年焚毀,胡適說達摩無可能在五二七年才到廣州(原文:達摩在洛陽當此寺的全盛時期,當西歷五一六至五二六年,此可證「景德傳燈錄」所記載,達摩於梁普通八年(五二七年)始到廣州之說是不正確的了)。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景德傳燈錄」各版本錯字誤刻甚多,所刊普通八年有可能是「元」年之誤!抄寫的人或刻板者,把元字誤刻為八字,是很有可能的,元字去了「二」頭,就像八字。我很疑心那本是來是元字,只不知胡適用的哪一個版本?有無比較過各本?

  鑒於僧副死於普通五年(西元五二四年),而僧副是達摩的弟子之一,所以,我同意胡適的假定,達摩不可能是普通八年來華;但是我不同意胡適所稱僧副是二十多歲拜師達摩(那是毫無根據的),我推想可能是在晚年拜師達摩的,也許是在五二O年左右。

  第二永寧寺即是那麼重要的佛寺,難道火焚後就完全沒有重建?它既是太後胡氏所立的帝皇敕建佛寺,一旦被焚,帝皇怎會不予重建?永寧寺火焚於五二○年,以後有沒有重建?我不知道,這是題外了。胡適說達摩往永寧寺在五二○年,那麼也相當符合達摩來華的初期年代—是普通元年或八年,既然後者八年已被僧副的殲年五二四年所否定,那麼,達摩來華的年代在五二○年左右,可能在武帝的普通元年亦非全無可能的,沒有理由叫我同意胡適的假設:達摩在四七○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就到了廣州,挨到五十年後才去參觀天下聞名的第一名剎永寧寺,你能想象你到了泰國皇都,要學會泰文,住了五十年才去參拜著名的玉佛寺嗎?你能想象到了緬甸仰光,住了五十年才去參拜大金塔嗎?你能想象到了台灣住了五十年,才去參拜佛光山嗎?

  總之,從今日的常識和邏輯來看胡適禅學案,我發現胡適對於達摩考據,是有太多自相矛盾和不合邏輯的武斷的,而且是史料不足的,我認為他這些考據尚待重新予以檢討,運用更多的資料與更冷靜、公正的態度去重新再研究!我不是一個考據學家,只是從常識和邏輯觀念來分析而已,我也不敢說我的推論正確,或者很錯謬亦未可知。

  胡適說:「八世紀淨覺作「愣伽師資記」,也沒有達摩與梁武帝相見問答的話,七世紀道宣作「續高僧傳」全無達摩見武帝事」,他武斷否定了達摩見梁武帝,他說「逐漸由唐初的樸素的史蹟,變成宋代的荒誕的神話,傳說如同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住史學方法的日光,一照便消溶淨化了。」

  我認為胡適的考據太不夠小心,也太缺乏足夠的史料證據,他也太偏執、太武斷了!

  胡適指責歷代作者偽造法統,捏造達摩神話,我不明白為什麼一位曾學過法律又講求西方邏輯的學者,怎麼會那麼冒失武斷?以不充足的非直接證據來指控罪名?

  一個嚴肅的學者,不應那麼隨便妄指誤導眾生!頂多只可能說「存疑」而已!

  拙文也是反映對於胡適遺作的「存疑」,我認為他的「禅學案」全部都有予以重新檢討的必要!我總覺得他有些蓄意破壞佛教的一切,就如他年輕時大叫「打倒孔家店」一樣,可能是有些偏見在內的,並不是客觀的學術研究!佛教學者應該另外考據研究清楚,不容他的著作繼續魚目混珠地誤導眾生下去!

  其實,只用常識也就足以推翻胡適的「禅學案」內許多不合邏輯的大假設了。

  達摩見過梁武帝,達摩是有一百五十歲,達摩是波斯人,達摩在武帝普通初年來華…我的推論認為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認為歷代作者都是佛教僧人為多,不可能毀戒而妄語捏造達摩的神話,容或有資料不同,但決非妄語!

  摘自:《天眼慧眼法眼的追尋》作者:馮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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