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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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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大安法師：慧遠大師《三報論》講記節錄（1）
我們簡單看看慧遠大師是何許人也。也許我們都了解，他是一位高僧大德——淨土宗第一代祖師。那麼深的層面來看，他確實是隨宜應化的一位祖師：他跟鸠摩羅什大師往返的信件當中，鸠摩羅什大師就稱他為“震旦護法菩薩”，而且是有經典依據的;當時天竺國的沙門每天向廬山頂禮，說這個地方有大乘的開士應化。所以慧遠大師由本垂跡，本身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人物了。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儒、道、釋三家非常通達，教內在般若的經典、禅學的造詣方面，也是登峰造極，心量極為廣大，密護各宗，對外交流，護持那些來中國翻譯的三藏法師——護持力度很大。同時他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啟建白蓮社——專修念佛三昧。他在五十歲那一年來到東林寺，三十余年足不入俗——足跡都不過虎溪呀，專修念佛三昧，一生有過三次定中見阿彌陀佛的宗教體驗。所以他的道德、學問，確實令後人非常仰慕。特別是慧遠大師作為教內的高僧，在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裡面的地位非常崇高。他所涉及的面也確實非常廣，可以說是多才多藝，同時宗教情懷又非常深厚，所用的功夫又登峰造極，所以這確實是東晉的時候，所出現的帶有裡程碑意義的一位祖師。中國淨土宗由於慧遠大師的德望和全力的推進，才能夠在我們震旦國生下根，開花結果。 …… 《三報論》：“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鹹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 好，先看這一段。“三報”就是指現報、生報和後報這三報。對這個三報的事理、因果來加以討論，這就叫“三報論”。好，“三報論”建立，也不是慧遠大師自己來創立，這是依照經典在《阿毗昙心論》裡面就談到這個問題，所以“經說業有三報”。這個“業”的概念就是Karma，就是我們眾生舉心動念、行為造作所產生的一種功能。這個“業”就有它的業力。那麼業一般會分善業、惡業和無記業三種。所造的是身、口、意，尤其這個“意”——我們一個微細的念頭，都在阿賴耶識播下了一個種子，遲早都會有報應。就這個種子生起來，起現行了，這就是它的報顯發出來了。如果我們身、口、意三業，都是很重的心造作的很重的業，那麼這個業力種子的力量大，它顯發出來的時間就會快，後果就會大。這個業啊，是印度古老文明都談的，《四韋陀書》——婆羅門教——都是承認這種“業”的存在。只要造了業，一定會有報，業為因，報為果，這就體現因果的法則。那麼業因它的報有三種，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錯綜復雜的。那麼三種報：一個是“現報”——現世報;一個是來生報，叫“生報”;一個是“後報”，就是多少生以後才去報。那對於這三報，這一看呢，就表明什麼呢?表明佛法這種因果的法則，是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時空態裡面去展開它的觀照的：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這一點，就是佛教的真理所在。 我們凡夫眾生是不了解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所以帶著我們的短淺的知見就容易得出——我的一生就是這一輩子，死了就什麼都沒有——斷滅見。這個斷滅見——死了就沒有，有時候他可能也相信一點因果，但是它叫“一世因果”了。如果你在一世裡面，就是在這一期的生命的過程當中，去建立因果的法則，是沒辦法建立的，因為它不能诠釋錯綜復雜的因果的情形。像這個天主教、基督教，它也相信因果，但是它是講二世的因果。二世的因果在今生層面，它會比斷滅見的一世的因果要高明一些，要超越一些，但是它仍然解釋不了錯綜復雜的因果法則。唯有佛教這種三世因果——如果大家去了解十二因緣，叫二重三世因果，那種錯綜復雜的格局，才能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解釋生命現象的理論體系。 好，那這樣看，“現報”就是我這一世行善或者作惡，就我這個業報身去做，但做的呢，由於這個業力很大，它感的時間很短，今生就接受了這樣的善因的善果，或者惡因的惡報。這就叫“現報”。那來生報——“生報”是什麼?就是我們今生的善惡的行為是到下一輩子去報。你一生行善，下一輩子得人天福報;你一生放縱貪、瞋、癡三毒煩惱，什麼都敢干，你就到三惡道裡面去接受那種果報。這叫來生報，又叫生報。好，現在討論“後報”，後報就更復雜了，就是我們今生所行善或者造惡的業力——Karma，是經過兩生——不是來生而是來生的來生，或者三生、十生、百生、千生、萬生乃至恆河沙劫之後，才會有果報。那這種狀態，你看我們凡夫的肉眼是只會對這一世因果有所了解，天眼通可以對來生有所了解，證果的聖人比如說阿羅漢，能夠了解八萬大劫的善惡因果報應的情形，那麼八萬大劫以後的情況——宿命通他沒有，恆河沙劫之後，這個過程當中的善惡因果唯有佛才知道。有一天，佛就問捨利弗——指著一個鴿子：“你看這個鴿子，它宿世是什麼?何時得脫?”捨利弗觀察，它以前的八萬大劫以來，都是一只鴿子;再觀察它什麼時候能夠脫離鴿子身體，觀察它八萬大劫後還沒有脫離。這就聲聞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佛就告訴他，在八萬大劫以前這個鴿子是什麼身份，在未來的八萬大劫以後，它在什麼時候能夠脫離鴿身，能夠得人身，能夠修五戒做優婆塞，能夠最後慢慢修行得到成佛之果：佛能夠展示得清清楚楚。我們要了解這個果報三個概念：現報、生報、後報。 好，那這樣的一個受報的過程，又不是我們像一加一可以定義的，它裡面太復雜了。比如從那個時代，我們中國的很多佛學學者都在爭論：這個受報的主體有不有?誰來受報?難道受報的有個客觀的主體嗎?如果說有個客觀的主體，不符合佛法的精神;但是又沒有這種受報的主體嘛，也不是。所以這就有一個叫“相似相續”的概念要出來了——“不一不異”。受報它沒有一個主體——這個“受之無主”。你接受這個果報，不是一個一定的東西，不是一個定命的東西——就是主宰。但是又不能說它沒有，它一定要由這個受報起現行。阿賴耶識裡面的種子怎麼起現行?是由於這個“心”。但這個“心”也不是客體的東西，“心”是由於外境才有的。由於外境才生起了這個“心”，所以“心”沒有一個決定的這種掌控的功能。那麼這樣，到底怎麼理解呢?這裡就提出一個概念——實際上是一種智慧——“感應”這個問題。慧遠大師在對一種事情的把握方面——在“感”和“應”這樣的一個把握方面，是非常到位的，包括對《周易》也是以“感”作為它的體性的。那麼“感應”是宇宙、人生、生命當中至高的原則。 這個因果報應，是由於我們這個“心”感了外面的事境，原來所造的那個Karma的力才有應，這叫“感事而應”。如果有這個種子，但你沒有外部的事境——沒有這個條件，它就應不出來。所以這個受報也是因緣和合的產物。這個法相唯識談，阿賴耶識的藏識裡面有無量劫以來善善惡惡的種子，但這個種子是不是起現行，是取決於你外部的條件。這個種子起現行，現行熏種子，這裡面哪些種子可以起現行，哪些種子不起現行，它是復雜的。你不能說它一定起現行，或者有些種子提前起現行，這都是“感事而應”的產物。“事”千變萬化，“心”錯綜復雜，所以這就決定了這種受報的表現形態多樣，你不能機械地把它定起來。那麼業裡面有些“定業”，有些“不定業”，這些都要在“感事而應”裡面找到它相應的表現形態。我們的心是感外面的事境——阿賴耶識的種子產生了一種現行的作用——那麼這樣的“心”和“境”之間的這種感應，就會使這個“因”呢：你感得強，感得業力重，它起現報——起現行的速度就快;如果你感得心弱，事境也比較弱，它就會來得比較遲。所以雖然造了這個惡業，但是是今生報，還是來生報，還是無量劫以後才報，這是不定的。這是根據我們能感之心和所接觸的事境這種感應的強度來決定的，所以果報有先有後。 但雖然果報現前有前後時間上的差異，但是它不離開一個原則：都是我們的心隨著所遇的人事環境，而顯發的一種對境。“對”就是應的意思。對應出來的東西，都是這個原理出來的。那麼由於我們能感的心有輕、重，所以所應的這種果報也就有強、弱的差異。強、弱也就表明這個業有時候來得重，有時候來得輕。這個果報的輕重追溯它的源頭，跟我們當時造業是重心造，還是輕心造，也是對應的。比如說我們造過殺人的業，在造殺人業的過程當中，也有輕和重的差異。他有時候就想只是教訓一下，用刀背砍一下，說明他的殺心要輕一點;如果他用非常狠毒的心——“我一刀要把他劈成兩段”，他這個心就來得重一些。你重心，它的報就來得重;你輕心，它來的報就來輕。這裡面常常講半斤對八兩哦。 所以這樣的一個因果報應都是法爾自然的，那種賞罰機制沒有誰去主宰的：沒有上帝去主宰，也沒有佛菩薩去主宰。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心、自己的業所導致的，這就叫“自然之賞罰”。“自然”不是我們一般道家講的自然，“自”就是自動啊，你自性裡面法爾自然的那種種子起現行：輕重、強弱的那種對應關系——善因給你獎賞，惡因給你懲罰——的一種自然的報應。這就是現報、生報、後報大概的發生的基本機制。你看慧遠大師用非常簡略的語言，把大、小乘經典關於三世因果報應的核心的原理揭示出來。如果你要展開這個因果的機制，可以講很多，但慧遠大師只是從“感事而應”這個層面，把它的發生機制給我們表達出來。最後的結論是：這是自然的賞罰。 既然是自然的賞罰，它就告訴我們：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行為的責任者，是不能逃脫這種行為的責任的。這就是我們原來學存在主義哲學，沙特講這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一樣，因為你是自由選擇的主體。你既然是自由的，是你選擇的，那你就得要承擔這個行為的責任。當時甚至有人跟他討論：“如果我被國家征兵到戰場去打仗，我是被迫去打仗，難道我還要負戰爭的責任嗎?”那存在主義他認為你要負責任的：因為你盡管是被征兵上戰場，在這過程當中仍然有你選擇的自由，你可以裝病不去呀。他說：“裝病裝不了呀。”“那你可以逃跑哇。”“逃又逃不掉啊。”“那你可以自殺呀。”你又不裝病，你又不逃跑，甚至不自殺，那你上了戰場就要負戰爭的責任了。所以這種責任是嚴峻的，是不可推卸的。當時存在主義熱——原來我也是讀本科的時候——七九年、八零年，當一接觸到這種學說，感覺到別開生面。它能夠把一種主體性顯示出來，比那種要好：社會上碰到什麼事都是“我是沒辦法，我是被動員的，我是……”，他都能夠推得一干二淨。整個的民族的災難、整個“文革”的罪責，這些紅衛兵他也可以推：“這是動員出來的。”造反派也可以推，推推推，那推的就是“四人幫”負責任了。每個人都有責任哪!你紅衛兵去燒啦，去搶啦，造反啦，你能說沒有責任嗎?所以我們中國人要建立一種責任的意識啊，這是不能推卸的。你只要做了，只要參與了，你是推卸不了的，這是自然的賞罰。你看“文革”那些砸佛像的，最終都沒有好結果，實際上他已經得到現報了。 ——2009年8月大安法師講《三報論》於東林淨土文化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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