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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與虛幻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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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悲佛網

  六、七、八月的喇榮是最美麗的。被漫長的嚴冬摧殘過的田野重新又煥發了生機,放眼望去,滿眼無盡的綠意隨著連綿的群山延伸進遠方遼遠的虛空,一切都是那樣的明淨而透明。

  在這樣的季節裡,一個雨後初晴的溫暖的黃昏,當西邊的斜陽正要收回她灑向人間的脈脈溫情的光線時,巴丹赤誠如約來到了我的小屋。

  記憶當中,對巴丹赤誠的印象並不完整。隱約記得九九年他第一次只身來到佛學院,後來又斷斷續續來了二、三次。有一點我倒是記憶猶深,那就是從九九年之後,他每次來都要帶一大批學生。而當他向我介紹他的學生時,又總是說這個是學導演的,那個是學錄音的,還有學攝影的等等,好像他們都與電影有關。最近的這一次,他的許多學生還興奮地對我說,他們是來“觀禮”他們的老師剃度的——如他們所願,巴丹赤誠在二○○一年四月初八,這樣一個殊勝的日子裡落發出家了。真希望他今後能從世間老師成長而為人天之師,學為人師,行為世范!

  話題自然而然就從電影拉開了。

  “我學的是電影,教的也是電影。八七年我考入陝西師范大學中文系,九一年畢業後又在中學當了五年老師。實在厭煩了千篇一律的中學教師生涯時,電影這個由光與影所構成的夢幻世界,就在此時占據了我對後半生夢想、規劃的領地。於是,九六年我考取了北京電影學院的研究生,九九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後,就被分配至北京師范大學藝術系影視專業任教,那些我帶來的學生都是北師大或電影學院的學生。”

  "你工作才一年多就決定出家了?”我多少感到一些詫異,“你來喇榮也不過從九九年開始,是不是學佛學了很久,經佛學院這個催化劑一點化自然就生出了出離心?出家的因緣跟電影有關嗎?”我有一大堆問題要問他。

  “我九八年才開始真正接觸佛教。出家的源頭要是追溯的話,可以一直上溯到我的童年時代。”

  一個正規學佛只有三年的人便萌生捨棄塵緣的心志,確實有點出人意外。不過既然源頭在童年時代就已隱然伏下,細想這因緣也在情理之中。這其中端倪倒越發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從小就怕死”,巴丹赤誠不好意思地沖我笑笑。

  “記得小時候看過奧立佛演的《王子復仇記》後,就整夜整夜把父親用來健身的太極劍橫放胸口,害怕死亡的魂靈會乘我昏睡之際奪去我的生命。那時盡管很小,但也許由於早熟的緣故吧,我已經對自己的稚嫩身軀產生了強烈的好奇與留戀,總是想探尋個究竟,我倒底從哪裡來的?我會不會永生不死?鄰居家人死時的僵屍影像總像一道巨大的恐怖陰影,久久籠罩在心頭。因而我很小時便習慣於一個人捧著大部頭的著作,坐在門前的柳蔭下廢寢忘食地囫囵吞棗般閱讀,妄圖從書中找到答案。因為我小時候頭特別大,脖子又特別細,故而直到現在,老街坊鄰居見到我,還不免咋呼一番:‘喲,這不是張家那個大頭娃嗎?你的脖子還沒折斷啊!’十歲之前,我就把《紅樓夢》看了好幾遍,其實什麼也不懂,但依照陪著賈寶玉、林黛玉落了不知多少‘感傷’的淚。”

  聽到這我也笑了,“落了那麼多冤枉淚,到底明白了沒有?”

  “肯定不會有個答案的。不過這種對生命的幼稚體悟,卻激發起往後的我越來越自覺地思索人生的真義所在。我上大學時候的八七年,正是西方文化鋪天蓋地地湧向中國內陸達到最高峰的一個年頭。那時的我,也如同大多數盲目而熱情的莘莘學子一樣,饑不擇食地吞食著這些或新鮮或陳舊、或充滿真知灼見或良莠不齊的西方論典。那種感覺現在依然記憶猶新,我往往一次又一次從一個個興奮的頂點跌入一個個深不見底的深淵,經常是在一種流派或觀點裡面發現讓我心動的答案,但這種答案在另一流派或論典裡面又被證明為一錢不值。我先是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有一陣子又狂熱地愛上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過不了多久,結構主義符號學又占據了我的腦海……但探究愈多,迷惑愈深。沒有任何一種理論、流派、思想能從根本上解決生命的本質、去來;時空的實義;宇宙的實相問題。特別是自小就困擾我的那個問題:關於生命的意義所在及生死究竟。

  八九年後,我又把目光對准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道兩家,依然得不出個所以然。倒是對小時候不理解的《論語》中的一句話,有了更深的體味。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及至年歲漸增以後,我才領悟出這句話的真義——如果一天得不到生命的‘道’,那麼這一天的生存又有何益?

  但是直到九八年之前,我一直沒有把佛法放在我的思考范圍之內。我想我與中國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一樣,從小我們就接受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宗教是統治階級麻痺人民的工具!我們便想當然地把佛教天然地與封建迷信劃上等號。再加上每次經過寺廟門口,看到裡面的經忏、水陸道場;沒牙的老頭、老太婆;香煙缭繞之處,算命看相的也摻雜其中,便更堅定了這一認識。現在想來,這真是我,以及我們這一代,乃至幾代知識分子的悲哀!當時我根本不懂得即就是對佛像雙手合十,都會有無量功德的道理。我們有誰去打開一本佛教經論,特別是有關般若空性方面的論典,放下成見去認真研讀一番呢?這種現象的最為可笑之處就在於:絕大多數斥佛教為麻痺工具、為封建迷信的知識分子,可能正好跟九八年之前的我一樣,從未接觸過一本真正的原始佛典,僅憑感官印象及教科書的主流話語就認定了佛教的本質。

  九二年我第一次去五台山玩的時候,恰逢一座寺廟的佛像貼金。當看到許多人正為一尊尊土制的壞胎上色、裝飾時,我就滿含譏諷地對身邊正頂禮膜拜的同伴正色說道:難怪基督教罵你們佛教是偶像崇拜,一點兒不假!瞅瞅你們,給一尊尊土堆叩個什麼頭呀?!愚味!

  現在想來,真正愚昧的其實是我!造了如此大的罪業,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忏淨。九八年的一個春天下午,我終於平生頭一次打開了一本佛經,不看則已,看罷感慨萬千!自己孜孜以求的全部生命及宇宙答案竟全在裡面!我第一次發現世間上居然存在著一種不離世間又超世間的大智慧。特別令我驚歎、信服、推崇備至的是:第一次,我在所有的西方理論體系中發現了它們所根本不具備的一條致命缺欠,而這恰恰是佛法的耀目之處,那就是般若空性及顯空不二!沒有任何一位古代、中世紀、現當代的西方哲人揭示過這條真理。如果說緣起法在一些西方智者的理論框架中已初具雛形的話,特別是辯證法的普遍聯系觀點已非常接近緣起法則,但緣起因而是空的觀念,更進一步,空因而緣起,乃至顯空不二的觀點,在西方,自蘇格拉底、柏拉圖開始迄今,沒有一人涉足這一領域。我想當黑格爾如果知道萬法唯空的道理後,他的‘絕對理念’又能在哪裡找到安身立命之處?而結構主義符號學苦心孤詣建構起來的‘能指’、‘所指’符號語言體系,又將在佛法的‘能所雙亡’中‘無有二取’!

  再來看看東方的聖人孔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孔子一生最偉大的夢想,在他以‘仁’為本的人生、政治理念指導下,這位先哲一直標榜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人倫道德規范。這毫無疑問會對整個社會的心理建構帶來不可估量的正面影響。但對我個人而言,卻總是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話語背後,感到一種無法洞悉生存本質、心物關系的遺憾。而且在實用主義哲學本來就很濃厚的中國大地上,他的宏偉倫理道德的大廈將因之而很難建起!我們的民族性中本來就缺乏高瞻遠矚的品性,又沒有三世因果的長遠時空觀規范,因而大多數中國人很快就將孔子的偉大理想庸俗化為‘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

  只有佛陀的智慧!只有佛法!一方面是本來無生的大空性,一方面是森羅萬象的妙有三千!一方面是無為之治,一方面是有為精進!一方面是破除一切實執,一方面是不廢棄一切名言安立!有哪一種理論及實踐體系達過到如此和諧的高度?

  而那本重新賦予我智慧生命的法本就是《金剛經》。

  從此我就踏上了尋求無上正等正覺的不歸路。苦也罷,樂也罷,愛我所愛無怨無悔!因為選擇在我,此生求索不停,乃至生生不息!”

  巴丹赤誠講到這裡,心緒似難以平靜,他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明亮的雙眸裡閃爍著年青人特有的率直、無畏的光芒。

  “那你從事的電影研究、創作、教學與你的學佛有什麼互動關系嗎?就我個人而言,我到喇榮已近二十年了,幾乎從未看過電影。從上小學開始,到中學、師范期間,我看過的電影大概只有兩部吧。我總感覺電影是在一種虛幻的光影背後,力圖把握住生活的真實。但能否達到真實,那就得另當別論了。況且我也有所耳聞,在演藝圈子裡,這是一個可以牟取巨大名利的職業,你的選擇恐怕讓很多人費解吧。”

  “上師,的確如您所說,幾乎所有的編導都希望在銀幕的二維空間假象之中,創造或演繹生活的真谛。接觸佛教之後,回過頭再看我所從事的電影工作,就像完全換了一個角度。以前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現在,佛法賦予了我全新的視角,更重要的是,佛法的智慧讓我得以跳出‘此山’,以俯視的高度去重新審視影像背後的世界。

  在所有電影人的心目中,都矗立著一座永不磨滅的豐碑,那就是前蘇聯電影大師塔爾科夫斯基的作品。我永遠都記得在他的傑作《安德烈·魯勃寥夫》中,開場的這麼一組鏡頭:一個流浪者抓住熱氣球的繩子緩緩飛升,當氣球掠過廣褒的俄羅斯原野時,他的眼神充滿了驚奇與疑惑。不過,最終他還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悄無聲息地死去。這個鏡頭簡直就是塔爾科夫斯基自己一生的真實寫照。他那麼眷戀俄羅斯的土地,但這塊土地上的災難又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痛苦。他總想超越這多災多難的歷史,但沉重的現實又總是一次次地折斷他期冀起飛的雙翼。他想超脫,但又總是深墜深淵,就猶如拔著自己的頭發想離開地球一樣。在世間社會所能提供的所有解決矛盾、解脫痛苦的方案中,無一能自圓其說,超越世間本身這一怪圈。所以塔爾科夫斯基站在世間的立場、處身局面之內,試圖突出局限之域,就只能是越思索越痛苦,越痛苦越思索,但卻永遠也突破不了這自設的圍城。

  而且,我將永遠記住塔爾科夫斯基干下的這一樁事實:在拍攝這一痛苦的反思歷史苦難、揭示陰郁的歷史實質的影片時,塔爾科夫斯基為劇情的需要,竟然將一頭牛澆上汽油活活燒死!

  痛苦的塔爾科夫斯基帶著他對這個社會、對整個人類歷史未解的困惑與悲觀的預見,在五十幾歲的時候就永不瞑目地離開了我們。不知道現在他的靈魂淪落在六道中的哪一道裡?”

  巴丹赤誠講到這裡時漸漸停住了,似乎陷入了沉思。我發現他的眼睛裡有亮晶晶的淚光。我理解他的感情,也許他正為自己曾經熱愛過的大師扼腕歎息吧!透過窗棂打進來的夕陽光線,在我們的沉寂當中悄悄抹去了它最後的光芒,夜降臨了。我打開燈,泡上一杯茶後,巴丹又接著說了下去:

  “還有基耶思洛夫斯基,他是八十年代中後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全世界最重要的導演之一,也是一位真正的電影大師。他一生都禀承人道主義的光輝理想,但人道主義在以人為本的同時,客觀存在的局限於人本身之中的缺點也越來越清晰地暴露了出來。以人為本,關注人、悲憫人、認同人,但就是無法超越人本身!這種超越並不意味著如造物主一般的萬能上帝,以優越的視線俯視他的子民,而是指人類能突破自己的局限,站得高,望得遠,能縱覽自身所面臨的種種困境並找到突圍之路。

  這種超越自身的能力,在未接觸佛法之前,我幾乎絕望地認定,人類是不可能擁有的。只有在打開佛法的一扇窗口之後,微微透進來的些許‘人無我’、‘法無我’的光明,才讓我看透所有煩惱痛苦的本質,那就是我執。而基耶思洛夫斯基則依然故我,還在狹窄而痛苦的人道主義圈子裡打轉轉。我記得在基耶思洛夫斯基的《藍色》、《白色》、《紅色》三部曲裡,始終貫穿了人類的救贖主題。《藍色》的主人公是一位剛剛喪失了丈夫的孤獨而脆弱的女人。她不僅要拯救丈夫未完成的樂曲,更要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命。《白色》寫了一個患有生理障礙的丈夫,如何以扭曲、痛苦的方式千方百計地挽回傾頹的蒼白愛情。《紅色》寫了一個姑娘如何讓一個竊聽成瘾的老教授重新拾回自尊自愛的過程。三部曲裡面的人物,幾乎各個千瘡百孔,從靈魂到肉體無一例外的都是傷痕累累。但與塔爾科夫斯基一樣,基耶斯洛夫斯基永遠也不放棄拯救人類的可能性探索。與塔爾科夫斯基相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多了一些亮色,在《紅色》中,所有在《藍色》、《白色》中出現過的主人公又在一艘沉船中相遇。不過,這一次他們全都被拯救上岸。以此方式,基耶斯洛夫斯基完成了自己對人類社會乃至未來的想象式人道主義救贖。

  但我卻總覺得這抹人道主義的光芒來得是那樣的脆弱,那樣的牽強。”

  “我曾看過這個三部曲的一些文字資料”,我打斷了巴丹赤誠的敘述,“我也感到呈現在你所說的這位導演作品中的人道主義思想,似乎總在悲觀與希望之間搖擺不定。”

  “其實從十九世紀中葉波德萊爾寫出《惡之花》開始,人類的審美經驗就開始遭遇顛覆。光明的理想主義漸漸退去,一個物化的,因而也是異化的世界,隨著工業文明的全球化進程,漸次清晰地呈現在世人眼中。面對一個距離人的本性越來越遠的疏離世界,所有正直、善良的人們都感到心在滴血、靈魂在痛苦地找尋出路。但路在何方?

  九四年時,基耶洛夫斯基宣布退出影壇,原因看似很簡單:那就是電影除了給他的個人生活添加痛苦外,對於現存的一切絲毫也帶不來任何實質性的改觀。

  我完全理解他的選擇。在一道找不到出路的迷牆裡面,除了自我安慰,乃至自我欺騙,或者聲嘶力竭的吶喊、頹廢的自我放逐之外,痛苦又能以什麼樣的方式宣洩?而這位現當代的電影大師也於九六年離開了我們。不知他的輪回之旅能否有陽光為之照亮。

  所以,我慶幸我碰到了佛法!”

  我相信巴丹赤誠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態度絕對是真誠的。的確,有哪一種理論或職業或方法能讓我們了生脫死呢?又有哪一種生存方式能讓我們擺脫痛苦呢?

  “明白了這一點,我對電影的興趣也就越來越淡了,更何況現在的電影行業真的是一個可以把人的欲望調動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的一個行業,它已遠遠背離了塔爾科夫斯基們的探尋電影背後的真實這一初衷。大師們以之為認知生活真相的手段尚且以痛苦而告終;庸俗電影人把它墮落為博取名利的娼婦後,難道我還要趨之若鹜嗎?以一個普通的編劇為例,一集電視劇的稿酬大約在八千元左右,有些快手兩天便可以完成一集,名編劇的價碼則更高。而名導演、名演員的報酬那就更是天文數字般的暴利了。不過,我總在想,我這一生難道也要用來投入到這種永無休止的紙幣的賭博中嗎?

  有一段時間因為要作一個電影欄目,經常要去采訪一些名編劇、名導演、名演員。想起有些演員為了爭奪導演的注意力而在鏡頭前做出的種種搔首弄姿狀,我就替他們感到可憐。有時與那些所謂的超級名導、名演員談不上兩句話,你馬上就能洞穿坐在你面前的這位衣冠楚楚之人,真的猶如‘沐猴而冠’,一肚子草包與糟糠;還有的簡直就像一團肉欲之球,橫身躺在你面前。而我從九九年以後,已四次奔赴喇榮了。就像一個已看到真理之光的人,他怎麼可能會再退回黑暗呢?否則就真的枉活一世、白受人身了。

  我的前輩電影大師們,也許是因緣不具足的緣故,他們沒能接觸佛法,沒能從光影中走出一條通向解脫之道。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販夫走卒們的如豬狗一般的苟且生活又怎能使我違心俯就?生起了堅定的出離心後,沒有絲毫猶豫,我就選擇了出家修行這條在我看來實乃最光明的終極解脫之道”

  巴丹赤誠以斬釘截鐵的口氣結束了他的講述。

  巴丹赤誠回去了,我一個人站在院子裡抬頭仰望星空,那顆極亮的金星又襯著月亮出現了。朝曰啟明,暮曰金星,她的亮度足以驅遣黑暗的無明。

  我又想起唐太宗李世民有言道:學佛非帝王將相所能為,非才子佳人所能為。出家需大智慧、大勇氣。於是一邊回味巴丹赤誠剛才所講的話,一邊在心裡為他真誠祝福:真希望他能具有並保持這種智慧、勇氣,以此之光照亮他前行的路程,一直到清淨光明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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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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