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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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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世間百態
獲民警資助三名女孩均考上大學
本報記者 張 偉 5年來，吳仁賢的生活幾乎整個變了樣兒。他調到了新的工作崗位，開上了不同的車子，當年還念初中的女兒也已經考上了大學。但有一件事，卻從沒變過。 每個月，這個杭州濱江區的45歲男人都會親自或委托別人，將一筆數目基本固定的錢通過銀行打出去。這些錢，有的來自同事和朋友，有的來自陌生的捐助者，還有的是他自掏腰包墊上的。然後，在海南某所大學附近的自動取款機裡，小梅會取出這筆錢，再將它分配成自己三姐妹的學費和生活費，分別寄出。 自從5年前母親被殺以後，這筆錢是孤兒小梅和兩個妹妹必需開支的來源。但她卻並不熟悉吳仁賢。他們通電話的次數不多，有時一個月才一次，通常都是簡單交代完就掛掉。在電話裡，小梅稱吳仁賢“吳叔叔”。發短信時，她會用“您”這樣的尊稱。 他們只見過兩次面，交流也不算多。旁人要是問起來，小梅甚至說不出吳仁賢太多特點。但有一次，在一條節日祝福短信裡，她忍不住給吳仁賢寫道：“在我心裡您就像父親一樣！” 母親 這個像“父親”一樣的男人，在一個非常悲慘的時刻走進小梅的生活。 2006年3月25日凌晨，小梅的母親被殺死在杭州市濱江區的一間出租屋裡。案情很簡單，警方很快偵破了這起搶劫殺人案件，幾名在附近工地打工的嫌疑人被抓獲。 但被害人的故事卻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年前，她來到杭州濱江新區謀生。作為當時參與偵破的濱江公安分局重案中隊隊長，吳仁賢至今仍然不願意公開提起她的職業。他只是引述一家媒體的報道，稱她做的是一份“對女人來說並不光彩的職業”。他坦誠地說，一開始，自己對這個女人心裡有過輕視，但隨著在破案過程中逐漸了解了她的命運，他逐漸覺得，這個女人不容易。 她的丈夫、小梅的父親，1994年在廣州打工時遇上車禍身亡。他本來是想出去替孩子掙點學費的，但因為肇事者逃逸，他死後連一點賠償都沒有換回來。從此，年輕的母親就帶著3個女兒在湖北農村的老家與父母一起居住，務農為生。起初，學費還可以用糧食來頂替，但到2005年的時候，這做法已經行不通了，家裡連孩子讀書的錢都拿不出，她只好出來想辦法。她的親戚回憶稱，當時因為年紀太大，文化程度不高，工廠不肯收這樣一個女人，於是，她跟著一個同鄉，來到杭州“打工”。 “她一個女人，一無所有，靠什麼養活3個孩子？”說起這件事，當年的警察們如今還是在私底下承認，“憑良心說，她當時的確沒有別的辦法。” 案發之前，這個41歲的瘦小女人剛將自己攢的錢寄回給湖北農村老家的孩子，因此，劫匪只搶走了一部手機和130元錢。但據他們事後供述，為了保住這不多的一點財產，女人拼命捂住口袋抵抗，結果被殺。 熟悉她的人勾勒她生前的景象：節約得很，從不打扮得花枝招展，用別人的話說，“恨不得連房租都不想交”。一名當時參與辦案的民警回憶說，對一個賺錢很不容易的人來說，“搶她這些錢就跟要她命似的”。另一名警察則對案發的那間出租屋印象深刻，因為裡面實在太簡陋。它位於一片流動人口聚居的棚屋區內，除了一張床、一台電視機和一個做飯用的煤氣灶，什麼都沒有。 這個母親把賺來的大多數錢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孩子們只知道媽媽在很遠的地方打工掙錢。而她則要等到寒假和暑假時才能和孩子們見面。小梅回憶，媽媽打工回家時，會給她們買各種禮物。她扯來花布給女兒做成睡衣，還給她們買過漫畫書《聰明的一休》。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的女人反復叮囑自己的女兒們，一定要好好讀書。 那年春節過完後，她把大女兒小梅送上了開往學校的車，然後再一次來到杭州，賺取一家人的生活費用。原計劃，她們會在暑假時再見面。但那卻是最後一面，不久後，這個被生活折磨已久的母親被連捅幾刀，死在那間低矮狹窄的出租屋裡。 陌生人 對吳仁賢來說，小梅本是個徹頭徹尾的陌生人。但當他知道她的存在後，卻沒來由地替她操起心來。 起初，他連這個女孩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母親遇害後，小梅從老家趕來處理後事。吳仁賢因為在外面偵破，沒有見到她，只是從同事們嘴裡聽說，她長得又瘦又小，穿著一雙破破爛爛的球鞋， 低著頭，大眼睛裡充滿驚恐。 與往常一樣，辦案的警察們湊錢替小梅的母親辦完後事，又給她湊了幾千元錢，送她回家。這些常年跟凶殺案打交道的刑警們自稱接觸的是最底層的生活，早就熟悉了這種悲慘的故事。每次遇到可憐的當事人家屬，他們都會忍不住捐些錢。“一般只能盡力幫點兒。”一個當地警察說，“這種情況太多了，誰也幫不過來。” 然而5年前，小梅母親被殺一案結案後，這群警察在專案組辦公室裡東一句西一句地閒聊時，卻覺得不是滋味。即使見慣了苦難的他們也覺得，這個家庭實在太可憐了。 由於偵破需要，吳仁賢了解到這個家庭的大致故事。他現在已經說不清，當時是什麼促使自己下定決心要幫這3個素未謀面的孩子。他有一個跟其中的老二同歲的女兒，有一個下崗在家的妻子，人們都覺得，他算是家庭壓力相對較大的。 在背後談論起吳仁賢時，同事們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老吳是個鐵公雞”。 這個中等個頭、喜歡講笑話的杭州本地男人，“不該花的錢從來不花”。他最大的愛好是登山，因為這“相對比較省錢”。他的手機用了幾年都沒換，表面磨得太厲害，拿在手裡扎得人生疼，他卻覺得用著很好。當別人當面調侃他的節約時，他也嘿嘿一笑，表示默認。 但5年前，這個“鐵公雞”卻突然決定掏一筆不小的錢給3個陌生的女孩。他還開始四處張羅，替她們募捐。 “孩子還是要讀書。”他這樣分析自己的動機，因此，他主張大家一起將3個孩子供養到大學畢業。 那段時間，熟悉吳仁賢的人發現，他嘴裡總是離不開這個話題。他在不同的場合談到這件事，當著鄰居說，當著朋友也說。他很講策略，從來不主動提錢的事，而是繪聲繪色地給聽眾講這個家庭的悲慘故事。結果，到最後，不少人都被他嘴裡的故事打動了，有的主動就提出來，“是不是應該幫幫她們？” 為了不傷害女孩們的自尊，吳仁賢特地打電話給她們的一個親戚，請她向小梅轉達了自己想替她們募捐的打算，並征求她的意見。得到允許後，捐助就像模像樣地開始了。 這5年來發生的每一次捐助，都是不聲不響進行的。吳仁賢和他的警察同事們，首先捐了錢。當地一個工業園區的負責人在園區裡發動了一次募捐。這些來自陌生人的錢湊成了兩萬多元。後來，類似的捐助越來越多，一家銀行的員工們聽說後，也悄悄進行了一次捐款，把錢打到了吳仁賢開辦的銀行戶頭上，事先連吳仁賢本人都不知道。 這些捐款者，有官員，有富豪，也有普通的打工者。其中有一個很積極地參與捐助的官員，後來因為經濟問題被判了刑。這讓吳仁賢感歎，有時候，好人和壞人很難完全分清黑白，“有污點的人身上也有閃光之處”。 第一次捐助完成後，小梅已經考上了大學。吳仁賢將這筆錢一古腦寄給了她。但他後來又覺得這樣不妥當，因為他怕孩子們覺得“錢來得太容易”，不利於她們成長。於是，他計算了姐妹3人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開銷，按次把這些錢打到小梅的銀行卡裡。 從此，這些從陌生人手裡一點點匯集的錢，不斷被寄給小梅和她的兩個妹妹。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為了與小梅溝通，吳仁賢特意拜托幾位女同事與她聯系。幾年前，吳仁賢調任濱江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副隊長，捐贈的風氣也跟到那裡。2009年，分局的領導聽說了這件事，干脆把它變成了分局的一個行動。每當賬目上的錢不夠時，民警們就開始每人幾百，將錢湊夠。有時候來不及募捐，吳仁賢就先拿自己的錢墊上。 他替這3個面都沒怎麼見過的女孩操了5年心。他不記得什麼時候和小梅第一次通了電話，也不記得每次談話的具體內容。從小梅嘴裡，他聽到三姐妹一年年的成長。小梅畢業了，妹妹們也都慢慢長大。除此之外，他對她們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 剛大學畢業的小梅，已經學會把很多事放在心裡。她不喜歡和人聊天，不愛談論過去。她文體活動不好，也不太會處理人際關系。這個長得白白淨淨的女孩最喜歡做的事，是一個人看小說。電話裡，她說話的聲音又細又輕，讓跟她通電話的警察們“聽了就覺得心疼”。 但是，自從得知媽媽被害的消息後，這個外表柔弱的女孩卻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只老母雞”。 她竭力擔負起大姐的責任。盡管和兩個妹妹分隔兩地，但她習慣於遙控她們的生活，甚至干涉她們的所有選擇。電話裡，她總是拿一些自己聽來的大道理教育她們。生活的重擔一股腦壓在她身上。盡管有吳仁賢等人的捐助，在海南那所大學裡讀醫科的小梅，還是把大多數空閒時間都用來勤工儉學。除了做家教，她平時晚上到學校的食堂打工，到了周末，則跑到附近的動物園裡，幫忙檢票。 以至於，當別人讓她回憶自己的大學生活時，她除了“每年都能拿個三等獎學金”這些話題，竟然說不出太多。 “如果你像我一樣失去了這麼多，你就會對擁有的一切都特別滿足。”有一次，她在電話裡描述自己的生活態度，像一個久經滄桑的人那樣歎了口氣，“但你不會懂的。” 有時候，這個有點兒多愁善感的女孩心裡也會有很多困擾，她時常發現自己沒有可以傾訴的人。久而久之，小梅已經學會用許多有板有眼的句子鼓勵自己。她相信“努力就會有收獲”，相信“人應該靠自己的雙手活著”。 這個總喜歡把“自立”掛在嘴邊的大姐，一遍遍地教育自己的妹妹們，“只要一家人都過得快樂就好，不要羨慕別人的金錢和財富”。有些話，是從吳仁賢那裡聽來的，小梅也會在電話裡告訴吳仁賢，妹妹們很聽話，都把他的話記在了心裡。 剛找到一份工作的小梅說起自己微薄的工資，還是有點不好意思，但她覺得挺自信。“我沒什麼太大的野心。”她說，“但我只要努力，一定能把現在的事情一點點做好。”她給吳仁賢打了個電話，告訴他自己終於可以自力更生，養活妹妹們了。 讓小梅最高興的，是兩個妹妹也都考上了大學。學幼師的小妹已經開始實習，第一年就被安排做大班的班主任。她把這件事當作天大的喜訊告訴了吳仁賢，吳仁賢也跟著高興了好半天。 在吳仁賢印象裡，除了每次寄錢時的簡短交流之外，他幾乎從沒有聽小梅提起過她有什麼困難，或是情緒不好。“可能是因為她怕我工作太忙”，吳仁賢說，他們的電話總是很快就掛掉。 但他後來才知道，他是小梅和妹妹之間最常提及的話題，妹妹們早就盼著能見到他。小妹才實習了沒多久，她周圍的人們就都已經知道她“有一個吳叔叔”了。 有些事情是吳仁賢從來沒有聽小梅講起過的。相比接電話，小梅更喜歡讀信，因為她覺得，電話掛掉就沒有了，而信卻可以一遍遍讀。幾年前，吳仁賢托他的一位同事給小梅寄去一些杭州特產，這位女同事順手寫了一封信附在裡面。 這封字數不長的信，被小梅仔細地收在身邊，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拿出來看一遍，“不知道看過多少次”。從那以後，她再也沒接到過來自這些陌生人的信。直到如今，小梅還是將這封信收藏在自己的相冊裡，隨身帶著。她說，這是在她感到苦悶時，能用來撫慰自己的為數不多的東西之一。 父親 對小梅，吳仁賢了解得實在太少。每當要向別人形容她時，這個經驗老道的刑警總是挖空心思，才能說出“懂事”、“堅強”這樣幾個干巴巴的詞。然後，他會承認，他對小梅其實並不了解。 一直到2008年上半年，他才第一次見到了小梅。那時候，小梅需要實習，他就托朋友在杭州給她安排了單位。為了“避嫌”，他特意喊上一個朋友到火車站去接小梅，並且帶著全家請她吃了頓飯。這次見面並沒有給吳仁賢留下太多印象。他只記得，小梅“看上去很陽光”，很懂禮貌，知道如何跟人說話。 不久前，已經工作的小梅到杭州出差，他們又見過一次面。這一次，他們“像家人一樣聊天”，彼此也熟悉了很多。但這種熟悉顯然並不夠。很多問題，他覺得“不好問”。 起初，吳仁賢覺得，自己的打算完全是“順手幫助一下”這3個孩子。“如果知道這會影響我自己的生活質量，”他字斟句酌地說，“我還真不一定會幫她們。畢竟，我也不是個偉人。” 但時間久了，他卻不得不承認，他對這3個孩子好像“已經有了些責任”。 這個捐助者從沒和小梅的兩個妹妹通過電話或見過面。但他很願意聽小梅轉述她們兩個人的近況。有時候，在電話裡聽到她們的好消息時，他會忍不住站起來，臉上充滿得意的表情，連笑聲都格外大。 吳仁賢說，幫了她們這麼多之後，每次知道她們一點點的成長和進步，自己都會覺得很欣慰，很快樂。雖然是他在給孩子們錢，他卻時常覺得，“自己才是被幫助的那個”。 他有意無意地在掩飾這種感情，並且不大願意當著別人承認這種責任感。如果被問起來，他會說自己只是“想盡量讓3個孩子過得好一些”。但在旁人看來，他卻經常像保護自己的孩子一樣護著這3個女孩。捐助的事情被媒體知曉後，有記者通過他拿到小梅的電話，采訪了她。他覺得對方可能傷害了小梅，心裡又生氣又懊悔，從此一概拒絕記者與小梅聯系。這個脾氣溫和的老好人，甚至不惜為此得罪別人。 作為一個老刑警，吳仁賢以判斷敏銳、抓捕迅速而聞名。他曾為了追蹤一個罪犯，在貴州的深山裡待了幾個月，也曾在逮捕罪犯時面臨過非常危險的局面。但作為一個父親，吳仁賢仿佛變成另外一個人。 他的女兒如今正在復旦大學讀大四。一提起她，這個一貫謙虛的男人總是變得很驕傲，滔滔不絕地列舉她的英語成績有多好、高考時有多堅強、平常有多懂事。他甚至總結出一套教育經，碰到有孩子的人，常忍不住跟人家分享。 吳仁賢覺得，刑警生涯讓自己變得耐心而缜密。他善於揣摩女兒的各種舉動，並很小心地避免傷害她。有時候，他能從女兒的一個眼神裡，看出她不願意做某件事，或者從她一句話裡聽出言外之意。 這份細心，也被他用在了小梅姐妹身上。當初，為了不讓小梅因為他們的幫助而感到尴尬，他費盡心思，說話時也小心地挑選語句。為了便於和小梅交流，他特地找幾位女警察輪流給她打電話，這樣就可以“更多照顧她的內心”。他也希望，這樣能避免別人“說閒話”。 連他的女兒似乎也受到了父親的感染。小梅到吳仁賢家做客時，女兒想送她些衣服，卻又不好直說，於是就學足了吳仁賢的樣子，裝作漫不經心地告訴她，自己有些衣服穿不下了，丟掉又可惜，想給妹妹們穿。 隨著小梅和妹妹們逐漸長大成人，吳仁賢忍不住像一個普通的父親那樣，擔心她們面對誘惑時會學壞。但他又不敢直接表達這個意思。於是，在電話裡，他會小心翼翼地暗示小梅，要靠自己的努力賺錢，不要羨慕別人的財富。當聽說小妹在廣州實習時，他也覺得擔心，希望小梅把他的話也說給妹妹聽。 有時，為了把這番話說得更委婉，這個行事果斷的刑警通常要考慮半天，費盡心思。直到聽別人說小梅覺得對他的幫助“很自然，一點也不覺得尴尬”時，他才笑著吁口氣，連說幾個“那就好”。 而對小梅來說，除了“很忙”、“人很好”之外，她也說不出關於這個一直在幫助自己的杭州警察的太多特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吳仁賢的面目在她心裡一直是模糊的。 她對吳仁賢一直很有禮貌，連每次打電話之前，都要先發個短信問問他是不是方便。她很少跟吳仁賢提起自己在學校的煩惱。但她卻總覺得吳仁賢是自己的親人，只要想起那個說話慢悠悠的“吳叔叔”，心裡就很踏實，“好像什麼事都不用怕了”。 近5年的時間裡，吳仁賢和小梅很少向對方表達過這種關心和感情，頂多是說一些簡單的問候。有時候，吳仁賢甚至會忍不住詢問那些和小梅通過電話的人，打聽一些小梅心裡的想法。 但吳仁賢卻會把小梅發來的問候短信存在手機裡，並且拿出來向人們炫耀。去年，在一條節日短信裡，小梅說：“在我心裡您就像父親一樣！”給別人念這條短信時，這個大男人會有點不好意思地呲著牙，摸摸頭，然後承認心裡“還是有點得意”。 變化 在這種關系平靜地持續了5年之後，最近，吳仁賢和小梅的生活突然有了一些變化。 2010年一次通電話時，小梅還是和往常一樣簡短地交待了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掛掉以後，吳仁賢卻覺得不對勁，總覺得她聲音有那麼一絲不愉快。於是，破天荒地，他緊接著又把電話撥了回去。小梅在電話裡哭了，這好像也是頭一次。 之前，吳仁賢曾經聽小梅隨口說過幾次，二妹的心髒有些問題，還為此耽誤過一段時間的學習。這次，小梅告訴他，二妹的病情急轉直下，已經住進醫院，很危險。 這可急壞了吳仁賢。接下來的時間裡，他為這件事操了很多心，幫她們籌錢，出謀劃策。等到二妹的病情穩定以後，他又動用各種關系，想著要替她換一家醫院，接到杭州來治療。 與此同時，這份一直默默進行的善舉，突然被更多人知曉。杭州市公安局一個網名“黃蓉”的女民警，在自己的微博上傳播了這個故事。短短100來字，卻一時間成了許多人爭相轉發的熱門話題。 許多名人和普通人都關注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表示被“感動”。有家公司的老板表示，面對這麼多負面新聞，自己的心已經有些麻木，但這一次卻覺得“人間自有真情在”。也有人感歎：警察裡面也有很多好人。 緊接著，媒體記者們紛紛找到了濱江公安分局。現任分局局長陸鈞甚至不得不拒絕一些媒體的采訪。此前，他們曾連續幾年將這件事作為“愛民月”的典型來推廣，但沒引起過什麼注意。這一次媒體和外界的反應，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 吳仁賢也開始接受各種采訪，有的是本地的，也有的從外地打電話過來。這讓他覺得有點手忙腳亂。一開始，他把小梅的信息告訴了媒體，這成為他最後悔的事情。因此，他對後來的記者再三要求，不得透露小梅和妹妹的身份，不准和小梅直接聯系，也最好不要提到她母親的職業，因為在他看來，“保證孩子不受傷害是第一位的”。 這個自稱一貫低調的警察擔心，他本來只是想幫助3個孩子，但這樣的報道會讓人們誤解他是個沽名釣譽的人。不過，他也盤算著，適當的報道，可能會對二妹的治療有所幫助。 像往常一樣，這個像“父親”一樣的男人開始替3個孩子精打細算。一家媒體幫他聯系了杭州當地的醫院，他表示同意，但必須首先簽訂保密協議，治療結束前，不得洩露消息，也不能讓記者來采訪。 自從小梅在電話裡哭過那次之後，吳仁賢覺得，他們之間的距離似乎近了很多。他們通的電話越來越多，時間也比以前更長，以前不會提到的事，小梅現在也會告訴他一些。在電話裡，他仔細詢問二妹的病情，每一次反復都讓他眉頭緊皺，唉聲歎氣。他不厭其煩地告訴小梅怎樣和醫生交流，怎樣替妹妹辦休學手續，甚至幾次都忍不住想趕到當地去替她們處理這些事。 5年來一直潛藏的一些感情，似乎隨著這次危機顯現出來。吳仁賢笑著說，以前看小梅的短信，好像沒覺得多感動，現在被大家一說，再回頭看，“自己居然也覺得很感動了”。 一度只是想“順手做件好事”的吳仁賢，如今也覺得自己已很難再從3個女孩的生活中脫身。5年以來，很多事情都已經發生了變化。吳仁賢頭上已經有了些白發，原先瘦小的小梅也比以前胖了不少。當年，小梅母親被害的出租屋附近是一片建築工地，如今，那裡的住宅樓房早已拔地而起，每平方米售價超過兩萬元。 而那些發生在心裡的變化盡管不那麼明顯，卻更持久。小梅在電話裡說：“我想我們會一直像親人一樣。” (文中小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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