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我受具足戒時,得戒和尚若舜長老在教禮時和我們這群新戒說:“你們出家受戒要學的東西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要記得:學佛,要學吃虧。”這一句話我謹記在心,對於我一生的做人處事有很大的受用。
說到“吃虧”,大多數的人不喜歡“吃虧”,因為人都喜歡討便宜,我們不妨想想:如果別人的便宜給你討了去,他就非得要吃虧不可,世間上那有給你永遠占便宜,別人吃虧的事情呢?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那些貪婪無厭,喜歡占便宜的人,其實到頭來真正吃虧的人,必然是自己,像現在社會上被金光黨騙財的人,大都懊悔一時的利欲薰心;反觀一些看起來“吃虧”的人,結果才是真正占了大便宜。
像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因為他為民謀福,寧願自己吃虧,但到最後,大家公推他為帝;著名的“管鮑之交”,旁人都說管仲在占鮑叔牙的便宜,但是鮑叔牙卻處處為管仲說話,後來還推薦他作宰相。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正因為鮑叔牙肯“吃虧”,所以不但交到一個好朋友,而且為國舉才,利益了全國人民。我們看中外歷史的忠臣義士也是因為肯“吃虧”,結果救國救民,力挽狂瀾於既倒,而自己也能流芳萬世,永垂不朽。所以,討便宜未必真討便宜,吃虧也未必真吃虧,真正來說,吃虧才是在討便宜。
我有幸親承若舜長老的教誨,在叢林參學時期,就體會到“吃虧”的妙用,記得那時大家都很窮苦,我每次得到一點什麼東西,寧願自己沒有,也要分給同參道侶;目睹燒水、行堂等工作必須起早待晚,花費勞力,沒有人願意承擔,我就自動挑起來做;聽到師長同學有什麼困難,我也毛遂自薦,設法幫助;甚至有時候同學們做錯事,擔心他們挨罰,我還自願代受處分。也曾有年長的同學勸我:“你這樣會‘吃虧’的啊!”但我謹記著若舜長老的話。結果幾年之後,像我這麼一個頭腦並不聰明,又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的鄉下孩子,居然學習到許多做事的技巧,也鍛煉出強健的體魄來,我對“學佛要學吃虧”這句話更加增長了信心。
直到現在,我雖然年逾古稀,無論做什麼事情,我仍然一馬當先,甚至還做“不請之友”,指示徒眾安排我多教一點課,讓我多做一點事,我始終認為:一個人的辛苦,只要換來大家的歡喜,何“吃虧”之有呢?
我不但寧可自己“吃虧”,多承擔一些事情,有時也會給人冤枉,受諸多委屈,自己只要自覺心甘情願,沒有什麼事情不可承擔,而且經常揀別人不要的來做。一九四八年,南京華藏寺的住持將寺產幾乎敗光,世局又動蕩不安,佛教界沒有人願意接管這個爛攤子,眼看這間寺院就要被地方惡霸占去,剛好我和一些同道們從宜興來到南京,聽說此事,便提議和寺方接洽,結果在蔭雲和尚的撮合下,接管了華藏寺。我們排除萬難,整頓僧紀,並且興學校,辦工廠,雖然由於國共內戰,方興未艾的佛教事業如昙花一現般消失在戰火之中,看來我們好像前功盡棄,“吃了大虧”,其實,在這段期間內所吸收的行政經驗,對於我後來建寺辦學都有著莫大的助益。
到台灣來的因緣,也是由於不怕“吃虧”而揀來的便宜。一九四九年春,智勇法師組織了“僧侶救護隊”,要隨軍來台服務時,臨時退卻,我那時連台灣在那裡都不知道,但是看到“僧侶救護隊”群龍無首,即將散失,便自告奮勇,負責帶隊,就這樣,我與一干人等來到了台灣。
當時台灣的佛教被列為神道迷信之流,地位十分低落,尤其從大陸來的僧侶經常被疑為匪諜,三天兩頭就被抓去盤查詢問,甚至榔铛入獄。許多人開始另謀出路,我也曾打算到其他地區,如香港、馬來西亞、瑞士等有因緣的地方,但是好不容易籌足了路費之後,聽說一些同道有的沒有身分證,有的沒有入境證,無法在台久居,也急於到其他地方去。我心生不忍,於是將僅有的錢分送給他們做盤纏,自己繼續留在台灣。沒想到後來居然能在這裡結了許多法緣,開展出另外一片天地,俗語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一直相信:隨順因緣,助人為先,“因果”必定不讓你“吃虧”的。
四十多年前,地處台灣東北的宜蘭還是一個沒有開發的鄉鎮,從台北前往宜蘭必須搭乘四、五個小時的煤炭火車,到了宜蘭,因為要通過二十多個山洞,所以臉龐、耳朵、鼻孔全都沾滿了黑色的煤炭,再加上那裡生活條件很差,請來的法師沒有一個願意待在那裡弘法,因為連上一個廁所都要行走二十分鐘到火車站去方便。我知道以後,便束裝前來,就這樣,我在宜蘭一待就是數十年,至今戶口仍在宜蘭。雖然創建佛光山,但從來沒有離開的念頭,我在這裡建講堂,設立幼稚園,成立佛教歌詠隊、弘法隊、學生會、兒童班,成為新佛教發展的基礎。我想當初如果害怕“吃虧”,繼續待在人文荟萃的台北,可能就不容易有如此的成就,台語有一則俗諺,說:“佛祖疼憨人。”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一九六七年,褚伯思夫婦將全部資金投資在高雄大樹鄉的一塊丘陵地上,想要開建一所海事專科學校,結果和合伙人意見不合而作罷。但這塊地因土壤貧瘠,麻竹遍布,高低不平,到處兜售都無人肯買,褚氏夫婦一家老小的生活,甚至債務,頓時面臨問題。我知道以後,為了替他們解危,立即讓售高雄市中山一路三十四號的佛教文化服務處的房屋,以所得款項買下這塊丘陵。聞者莫不說我是個傻子,因為一來,我和褚氏夫婦夙昧平生;二來,這兩塊地的價值簡直有如天壤之別。我力排眾議,節衣縮食,搭草寮,開荒地,三十多年來,在這裡奠定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事業的基礎,這座當初沒有人要的丘陵,就是現在封了山大家還設法要來此一看的“佛光山”。直到如今,我們每個周末所舉辦的假日修道會,都是上千甚至數千人從台灣各地前來參加。回想當初種種,不禁禮贊若舜長老那句“學佛要學吃虧”,真是一句擲地铿锵的至理名言。
蔣先生在江西所辦的正氣中學在台復校,一九七六年,在經營上有了困難,我聽說此事,便與校方議定,由佛光山出錢買下辦學的權利助他遷校,當時有人和我說:“你這樣做很‘吃虧’,因為你還必須另外花錢建校。”但我覺得錢用了還會再回來,所以毅然決然多花一倍以上的錢才創辦現在普門中學。如今想來,在二十年前的時期,我能為佛門辦一所中學,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這種不是用金錢所能衡量的價值,不也是由“吃虧”才能換來嗎?
一九九六年,嘉義某管理學院雖申請立案,但沒有經費開工建築,不知如何是好,探詢佛光山有沒有接辦的意願,那時我們正在宜蘭礁溪林美山探勘地形,籌建佛光大學,無論在財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十分吃緊,許多人勸我:“如果另外再接辦一個大學,恐怕十分困難。”但是我仍然堅持己見,付費接管,一面接下待建的工程,一面和教育部進行申請開學事宜,一年不到,嶄新的南華管理學院成立,二、三年來,不但辦學風評甚佳,而且已經舉辦了多次的國際學術會議。這又證明了,只要你心存正念,即使“吃虧”,也沒有什麼辦不成的事情。
從華藏寺到僧侶服務隊,從大陸到台灣,從台北到宜蘭,從佛教文化服務處到佛光山……,回想我和每一個地方的因緣幾乎都是將別人不要的拿去做,但我都能做得不負眾望,不僅將佛教發展到五大洲,而且為佛門辦了許多事業;從普門中學到南華管理學院,我也是咬緊牙關,接下別人未完的事業,雖說是多少血汗,多少辛苦的結晶,但能為佛教界、教育界豎立一個現代化、國際化的形象,不也是意義非凡嗎?所以,後來我常教導弟子們不要怕“吃虧”,多承當,多擔待,正好可以考驗我們的信心,我們的慈悲,我們的道念,我們的能力。
中國有一則故事,敘述閻羅王審判兩兄弟,問他們將來投胎為人,要做受的人生,還是給的人生。哥哥說:希望能做一個為人付出的人生;弟弟說:希望能做一個接受別人所有的人生。後來,閻羅王依照他們的願望,哥哥投生在一個富貴人家,終其一生樂善好施;弟弟投生在一個以乞丐為生的人氏,終其一生皆以乞討為業。這雖是一則寓言,但也說明了:一個人如果懂得付出,不計較“吃虧”,才能擁有一個富有的人生;一個人如果锱铢必較,只知道接受,卻吝於付出,必定是一個貧窮的人生。中國有一句俗話說:“吃虧便是福。”真可以說是先人智慧的結晶。
我經常懷念和煮雲法師之間數十年不變的交情,他過去和我在一起旅行,坐車、住宿都是我去付錢,可是一到了吃飯、照相,他都搶先坐中間座,走在前面站。有人說他喜歡討我的便宜,但我卻心甘情願地“吃虧”,而且很喜歡他討我的便宜,因為我很體諒他過去青少年時窮久了才會如此,更何況他真情善良,沒有心機,甚至經常對我的弟子說:“煮雲沒有福報,有的東西也守不住,不像你師父,到那裡都能所願成就。”其實我的所願成就也都是從“吃虧”來的。
記得四十多年前在宜蘭弘法的時候,每逢法會,我都請前來參加的信徒們順便在寺院用齋。那時大家的經濟都不富裕,許多人攜家帶眷來吃齋飯,才添幾角的香油錢,因此每次法會辦下來都入不敷出。有些人就勸我不要辦齋,但我還是寧願自己“吃虧”,結果一次一次辦下來,信佛教的人越來越多,像依空、慧龍、李宗德、林清志、楊梓濱等,那時候都還是小孩子,由於曾經結下這段法緣,他們長大之後,有的跟隨我出家,有的在各地幫我辦佛光會,實在是當初始料未及之事。所以後來佛光山各別分院的住持、當家向我抱怨許多上班族的人在吃飯的時間總喜歡到寺院來趕齋時,我總是告訴弟子們:“人家肯來吃飯,是看得起我們,我們應該感謝他們給你添福的機會。”
佛教的出家人有兩種不同的方向,一種是弘法利生,一種是經忏佛事。一般人很感謝經忏佛事的法師,一堂功德佛事下來,不但磕頭跪謝,還自動送上紅包供養;但是對於弘法的法師,一般人比較不了解他們的重要性。尤其在以前民智未開的時代,你要弘法,不但自己要花錢租場地,裝電燈,還得拜托人去聽你講經。他們來聽經,你還要感謝他們前來捧場。
由於弘法利生看起來是一條很“吃虧”的路,所以過去很多出家人不喜歡發心弘法。但我卻認為弘法是佛教的根本,因為菩提種子一旦撒播出去,將來的收成必定不可限量。所以我寧可自己小小犧牲,也設法到各處去弘揚佛法,而且辦理免費的佛學班、夏令營等等,結果接引了許多知識分子前來信仰佛教,我們一起奮發努力,將台灣的佛教從老年的佛教帶向青年的佛教,從迷信的佛教帶向正信的佛教,從拜拜的佛教帶向聞法的佛教,從寺院的佛教帶向會堂的佛教……,這不全都是肯“吃虧”得來的成績嗎?
慈航法師曾說:“如果你和那個人過不去,就叫他去辦學或辦雜志。”而我在全世界,寺院建了一百多間,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國重要定點都成立有總會、協會一百五十多個,由佛光會辦有中華學校、《佛光世紀》以外,也已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及中學、大學、雜志社、編藏處、經典翻譯中心等,雖說是多少血淚辛酸,但是為社會培養了多少人才,為佛教扎下了多少的基礎,這些事情深遠的意義不是只看表面的“吃虧”所能計算的。
盡管我為了佛法的弘揚,為了大眾的利益,做了許多吃虧的事情,但了解“吃虧”三昧的人還是不多,像南華管理學院創辦之初,我就規定不收學雜費,一些學者認為辦高等教育應該采取高學費制度,讓有經濟條件的人來讀書;也有許多關心佛光山的人恐怕這樣一來,我們要背負更多的銀行債務。但我覺得佛法之前,人人平等;大學之前,也應該讓人人有機會讀書。
我經常看到許多清寒子弟雖然資質優秀,但是因為學費太高,只好望著大學的門檻興歎,心裡覺得很可惜。再說,現今的時代,功利主義掛帥,連教育都變成一種商業交易,長久以來青年學子缺乏感恩的美德,所以我也想換一個方式來引導社會的風氣。基於這許多理由,我還是堅持實行不收學雜費的制度,一年之後,我就收到學生的感謝函,最難得的是,我在學校舉辦成年禮的時候,許多青年學子都自動報名來參加,這在過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不在乎將來他們是否信仰佛教,但是我想如果莘莘學子能在這所學校的教育下,建立正確的人生觀,甚至社會大眾能因此對經濟價值觀念重新思考,估定了解“吃虧”哲學的美妙,那我就可說是“賺”到了。
一向以來,對於佛教界的事情,我即使自己生活困難,也設法予以支援。近十年來經濟比較寬裕,我經常開辦僧伽講習會、寺院講習會,不但將自己的經驗傾囊相授,而且還將一套套新編的藏經、《佛教叢書》送給大家,連弟子都在笑我又在做“吃虧”的傻事,而我則認為與其自己珍藏,不如供養一切有心人士,讓所有的寺院都能具備健全的制度,讓所有的佛教徒都能擁有正確的理念,讓大家都一起來光大佛教,弘法利生,讓整個社會風氣改良,人心淨化起來,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嗎?
我不但經常資助佛教寺院及其他公益社團,也勸信徒對他們作一些布施。弟子不明白,問我:“佛光山的建設需要那麼多的經費,你還教信徒捐給別人,不是白白‘吃虧’了嗎?”對於這個問題,我的哲學是:“該是你的,即使‘吃虧’,還是你的。”
記憶最深刻的是數年前,我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給我的版稅捐給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信徒知道以後,紛紛贊歎,我告訴他們:“你們也可以捐給他啊!”像羅李阿昭居士依言捐獻之後,看到我要開辦佛光衛視,更加感動,所以掏出不止數倍的錢給我作為電視台的籌備基金,甚至張姚宏影、陳鄭秀子、薛政芳等人,一個個跟進。所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世間一切諸法本來平等,不增不減。“吃虧”,即非吃虧也。
目前社會上有許多人覺得拜神比信佛好,因為拜神可以向神明祈求功名利祿,佛教卻教人要布施喜捨、忍辱負重,這些看起來都是讓自己“吃虧”的事情。其實,凡事皆有因果,布施、忍辱,看起來是別人占便宜了,其實自己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像我終生都因為“吃虧”而讓我的佛道更上一層樓,因為“吃虧”而使得佛教事業更加興隆發達。所以,在此奉告大眾:“吃虧”不但是修行最討巧的方式,也是做人處世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