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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背後的超越性啟示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半個世紀前，關於佛教哲學中的“不可說”問題，有一場引而未發的爭論。爭論的一方是現代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另一方則是筆者的授業恩師熊偉先生。 　　當時，馮友蘭先生的思想和事業已達到高峰階段，他在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領域內所做的建設性工作，打破了當時思想學術界的沉悶氣氛，為中國傳統思想的繼住開來做了有益的嘗試，其功勳至今仍不可泯滅。而三十年代的熊偉先生則正遠渡重洋，在德國師從海德格爾等人學習研究西方哲學。直到如今，雖然傳統的中國哲學，尤其是道家哲學仍在其關注的范圍內，可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投在現代歐洲大陸思想，尤其是存在主義思潮的評介和研究上。兩位思想背景差異如此之大的老先生，竟在一個“兩不管”地帶——佛教哲學上起過爭執，倒是鮮為人知的。 　　一、一場引而未發的爭論 　　事情是這樣的。馮先生三十年代初發表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中有這樣一段話： 　　故佛家之最高境界，雖“不可說，不可說”而有待於證悟，然其“不可說，不可說”者，非是哲學;其以嚴刻的理智態度說出之道理，方是所謂佛家哲學也。故謂以直覺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種神秘的經驗(此經驗果與“實在”符合否是另一問題)則可，謂以直覺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種哲學則不可。 　　在這裡，馮先生區分了理智的方法和直覺的方法，認為理智的、可說的東西是哲學，直覺的、不可說的東西則不是哲學。據此，他對佛教也進行了二分：有待證悟的最高“不可說”境界是神秘的經驗，以理智態度說出的諸般道理是佛教的哲學。 　　這些說法不是一時興起所發的泛泛之論，而是關涉馮先生根本思想的重要觀點。誠如馮先生自己所承認的，他所進行的建設中國哲學史的工作，實際上是在中國舊有的思想材料中，整理發掘出與西方所謂“哲學”相應的東西來，這也就是指以理智的態度說出的道理。這樣一把大剪刀無疑極大地傷害了傳統思想家們津滓樂道的境界、體驗之說，使得所謂“哲學”成了概念、范疇的排列組合，缺乏應有的生命力。馮著《中國哲學史》對佛道思想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這是普遍為後人所诟病的，其原因恐怕正在於他沒有努力去體察佛道思想境界中極富生命力的真實體驗，而是簡單地把它們逐出了哲學的門牆之外。 　　相反，喜好老莊、深受歐洲大陸思想，尤其是海德格爾思想影響的熊偉先生則不然。直到前幾年，熊先生還有所謂“哲學之門坎”的說法，認為誰理解了“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之類的話，才算是入了哲學的門。尚境界、重體驗是熊先生一貫的風格，也正是在這一基本態度下，身在柏林的熊先生開始就佛教哲學中的“不可說”問題向馮先生發難。 　　熊先生認為馮先生只要“可說”的哲學，把“不可說”排除在哲學之外，本來是一種很“嚴刻的理智態度”，這一點很符合以休谟為代表的經驗派的立場，即認為哲學不應該象理性派那樣好高鹜遠，我們的繩子太短，探測不到無底的深淵，就應該收束在一個小范圍內。可是，我們的繩子雖達不到深海，但深海與淺海卻不能分作兩層，而應是“混成”的，經驗派在這裡有了偷懶的嫌疑。熊先生認為： 　　“不可說”者，只要我們不懶，索性迎上去，則它並沒有什麼可怕，亦不神秘。一懶，而避之惟恐不速，則反自己造出一些神秘的鬼影來牢住自己矣。 　　而且，熊先生指出，馮先生把“不可說”逐出哲學，自己卻又不自覺地落入其中。在《中國哲學史》的自序中，馮先生說先哲們的宗旨和精神彌漫於字裡行間，“善讀者可覺而知也”。熊先生認為，這些精神也並沒有“可說”，而只是彌漫在字裡行間。寫哲學史的人寫不出它來，它也是“不可說”的，所以只是叫我們先要善讀，再自己去“覺”而知。 　　除了對馮先生的批評外，熊先生還於一九三七年撰成《說，可說，不可說，不說》一文，貫古通今，言簡意深，系統陳述他對“說”的諸問題的全面見解。次年，此文曾寄給馮先生，但未見回音。一九三九年，熊先生又以德文撰成《論不可說》(Ueber das Unaussprechliche)一書，同年，以它作為博士論文在波恩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與熊先生積極投入的態度相反，馮先生則自始至終對此問題未加一辭，不但沒有回復熊先生的來信，而且在以後諸多會面及共事的場合下，都未提起此事。他對這一問題究竟是回避不答呢?還是以不答作答，給“不可說”還個“不可說”呢?由於馮先生已然仙去，我們便不得而知了。因此，現代哲學史上一次關涉佛教哲學性質與命運的爭論，卻是一場引而未發的爭論。 　　二、從佛法看“不可說”問題 　　第一義勝谛超言絕相，不可言說;可言說者，皆落世俗谛，等等，在佛家看來似乎早成定論。因此，每見一些方家談佛入勝，動辄“不可說，不可說”，仿佛真的“言語道斷”了! 　　在這“不可說”的背後，當然不乏直契真如、已證正果者，但更多的人卻是在“不可說”的托辭下沾沾自喜於所證，為自己不努力證真悟道找到一個很好的借口。同時，惶恐於遣詞造句，怕一開口就落入世俗谛，這樣的人一方面把勝義谛與世俗谛分作兩截，從而將第一義真實推到遙遠的彼岸，觸目者皆世俗假有。另一方面，這樣的緘默不言對於佛教來說有著極大的危害，那就是造成數典忘祖、經學荒疏，以至於後世教理愈來愈淺陋粗俗、證真開悟者愈來愈稀的凋零情景。 　　這些情況都從根本上損減了“不可說”的高妙境界，起到很消極的作用。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理解這“不可說”呢? 　　我們首先得問:“說”是什麼?在一篇文章中，我是這樣回答的：“說不是朵頤翕辟的作聲，而是借此有聲有色展出的指明。”在這一意義下，連篇累牍的人雲亦雲，喋喋不休的街談巷議就算不上說，因為它們並沒有指明寂照明覺的境界。相反，釋迦的拈花微笑、孔子的“天何言哉”、老子的“吾以復觀”卻是極其精微玄妙的說，真正能把我們帶入寂靜而澄明之境。可實際上，釋迦是在“笑”，孔子是在沉默，老於是在“觀”，它們都不是我們平常所理解的“說”。根本不是說的卻真正在“說”，說個不停的卻沒有“說”，這是為什麼?原因正在於“不可說”。 　　不可說，就一般理解，是指超言絕象，不可用言語文字表達真如實相，其中的“說”主要指用語言文字表達說明可說的內容。乍一看，似乎不可說與說、與可說都已是兩回事了，不可說所不可的正是“說”這回事，說之中也無論如何不會冒出個“不可”來纏住自己。可如果我們理解了說並不只是用語言文字表達的“可說”，更是把我們帶向寂照明覺境界的指明，那麼不可說反倒包容在“說”這回事中了。因為沒有名言路絕的不可說，就不會有寂照明覺的高妙境界，從而也不會有真正的說。這說中有了不可說，便不同於流俗的泛泛之說，它是如此精妙而深刻的說，以至於其中有根本說不出的東西，於是便有了拈花微笑等情態。釋迦、孔子和老子的笑、默、觀只因其深契不可說的妙境，才成其為說，否則也只是一種更乏含義的表情而已。 　　不可說如何成其為不可說呢?不可說的境界如何到來呢?借助於指明。禅宗說“直指人心”，本心自性中即蘊寂照明覺之境，努力去直接指明這一妙境是禅宗的旨趣所在。可指明的方式卻包羅萬象，除上述的笑、默、觀外，還有棒、喝、參等等，不一而足。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種，還是言說，即借助語言文字進行的指明。語言以其極強的穩定性、持久性和極豐富的內涵，保存延續著古今一脈純粹而精微的思與說。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也沒有思想的土壤。因而，不可說境界中的精思妙悟都籍著說和言說得以指明，得以實現和延續。正是由於說和言說，才使不可說的境界成為歷代賢哲殚思竭慮所企及的妙境。不可說與說和言說的關系如此貼近，令我們想到《莊子·齊物論》中的一句話：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的境界就是寂照明覺不可說的境界。可既已指明這一不可說的境界，便是說了。這可說與不可說、有言與無言的緊密相依、並行不悖，現在宋體會不是很親切嗎? 　　事實上，佛教經論中對“不可說”問題的探討是極其豐富而深刻的，而其中的真義卻為後世所遺忘。如龍樹所造《中論》中有個重要的偈子： 　　空則不可說，非空不可說，共不共叵說，但以假名說。 　　意思是說諸法空是不可說的，諸法不空也是不可說的，諸法亦空亦不空、非空非不空均不可說。但如果隨順機緣設立假名則一切又都可說了。空、不空、亦空亦不空、非空非不空四句總攝了諸法實相，一切都無逃乎其囿。它們在一方面看來是全然不可說的，另一方面看來卻又統統可說了，在其中根本分不出什麼可說之際與不可說之際，它們是既可說又不可說的。這時，如果認為隨機設教就是俗谛、自契自證才是真谛，那就是於無分別中妄分真俗了。於真俗二谛之間圓融無礙，才是真正的證道者。真正契入不可說之境，是不會惶恐於遣詞造句、害怕落入俗谛的，反而是要以種種善巧方便廣布言教，以使教法日善、佛道日彰，這樣才能發揚光大佛教文化傳統。 　　在中國佛教傳統中，三論宗依《中論》等經典立宗、以二谛學說為中心宋組織一切理論，對不可說問題有更加明確深入的闡明。它認為真俗二谛不是所證的實相、所觀的境界，而是能诠的言教上的差別。因而，真谛就是以可說契入不可說，俗谛就是把不可說訴諸可說，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真俗二谛、可說不可說間了無分別，才是契合真如實相的。 　　另外，中國佛教的其它各派，如唯識宗和天台宗，對二谛學說都有深入細致的分析。唯識宗把真俗二谛分為世間世俗谛、道理世俗谛、證得世俗谛、勝義世俗谛和世間勝義谛、道理勝義谛、證得勝義谛、勝義勝義谛八種。天台宗把二谛分為理外二谛和理內二谛，理外二谛又有二種：一、不即二谛，又稱生滅二谛;二、相即二谛，又稱無生二谛。理內二谛也有二種：一、不即二谛，又稱無量二谛;二、相即二谛，又稱無作二谛。雖然如此，它們都認為真俗二谛究竟不可孤立分割，不可於其上起分別見，如此才能證真契實。 　　可見佛教是歷來主張融通真俗二谛、兼重可說與不可說的，不然就不會有成千上萬卷的經論，也不會有彌漫其間微妙難言的精神境界。那種認為可說是凡夫境界、不可說才是涅?大德的看法是不符合佛法的。《大般涅?經》中說： 　　不生生不可說，生生亦不可說，生不生亦不可說，不生不生亦不可說。生亦不可說，不生亦不可說，以有因緣故得可說。 　　其中“不生生”是指世俗谛上的初生出胎，“生生”是指一切凡夫，“生不生”是指世俗谛上的死亡，“不生不生”則指沒有生相的大涅?。這四項實際上又囊括了一切法，從眾凡夫，到大涅?，無論是世俗谛，還是真實義，統統不可說。但如果碰到適當的機緣，或要教化群蒙，或要遠播佛法，則一切皆可說了。凡夫境既可說又不可說，涅?境既不可說又可說，這才是正確的看法。 　　三、“我在故我說” 　　與佛教中抬高不可說，從而分割可說與不可說兩者關系的傾向相反，在哲學界則有人抬高可說、貶斥不可說，同樣把兩者生硬地分割開來。上文提及的馮友蘭先生便是這樣主張的。這樣的做法，不但割裂了可說與不可說之間的緊密聯系，而且使他的思想面臨一個重大的問題，這就是放逐不可說，使得可說者成了無本之木，只是一些缺乏生機的概念范疇的排列組合。 　　早在半個世紀前，熊偉先生就注意到這個重要的問題，著書立說，詳明其理。可是由於論題艱深，加上外間世界風風雨雨不斷，故為人所鮮知。現據其德文本《論不可說》和中文本《說，可說，不可說，不說》，略闡其理路，以證本文論題。 　　熊先生的風格是融通中西思想，其德文本中多引康德、黑格爾和海德格爾等人的說法，中文本中則多引老莊孟的說法。但兩部作品所關心的焦點仍是佛學，因為他認為“不可說”問題只在佛教經典中被反復細致地討論過，到今天甚至成了佛家思想的代名詞(如同馮友蘭先生所認為的那樣)。他對佛學的重視可在文中隨處可見的梵文名相和摘自《大藏經》的引文上看得出來。因此，在討論佛教哲學中的“不可說”問題時，重溫熊先生的著作是很有必要的。 　　德文本《論不可說》較之中文本更成熟一些，層次也較分明。它共分兩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得自古代的信息》，主要討論公元三世紀新柏拉圖主義代表人物柏羅丁(Plotinus)關於“不可說”的思想，這一部分是從西方思想背景出發挖掘“不可說”問題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是《一個嘗試》，集中談他自己對“不可說”問題的看法。在這一部分的開頭，熊先生就引證《大般涅槃經》中關於“四不可說”的論述(見本文第二部分引文)，指出“不可說”問題在佛教和整個人類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並且說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不可說同可說融通起來。 　　大家知道，我們之所以能夠說起來，在於所謂“三和”，即根、境、識三者的和合。三者缺一不可，沒有了哪一個，都說不起來。熊先生也非常重視這三和，認為它是說之為說的根本條件。可他的三和是“我”、“思”與境相三者之間的和合，與傳統佛教的看法略有不同。以“我”替換“根”，是由於“根”無論如何都是本無生的妄法隨緣，是被執為人身的“我執”。真正的“我”不是“我執”、不是人我，而是自在的本我，它是涅?四德中的“我”。用西方哲學家的話說，這個“我”不是個在者(Seiend)，而是“在”(Sein)本身。由於“我”是如此高妙的勝義我，便使依此而立的“說”也不是簡單的朵頤翕辟、妄法隨緣，相反，它是真如隨緣，是以方便言诠宣說常樂我淨的涅?勝德。 　　由於“我在”，故有“我說”。山河大地，恆沙煩惱，皆我可說者也，真是無不可說!可“無”呢，“無”也可說嗎?“無”終究是不可說的，必欲說之，則是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事實上，“無不可說”就是“無”不可說，可說的背後都有個不可說!不可說指向了眾有背後的無，指向了諸法的空性。無論是一闡提，還是大涅?，都在此空性中，故而不可說。但這不可說又不就此視“可說”為俗谛而置身其上，相反它總是寓於可說中，與之須臾不相離。這是因為諸法實相本來就是“有無本同出”、真空妙有同一不二的。至若問為什麼是有無同出、寂照共現，而不是不有而無、不照而寂，此則“不說”。 　　空、有的境相合一不二，再與“我”、與“說”三相和合，則共成一和融的境界，這時“可說”與“不可說”也融通一氣了。“‘可說’，要‘有’‘可說’;‘有’‘可說’又要‘無’‘不可說’乃成其‘有’‘可說’。是‘可說’要以其‘不可說’乃成其‘可說’。又正以其‘可說’反成其‘不可說’。”事實上，可說、不可說共同築成“說”這回事。“說”要成為可能，要成為促人證真悟道的指明，必須既有直契真如的不可說之境，又有隨順機緣的可說之教，所以熊先生說：“故‘可說’與‘不可說’都是‘說’。無非有以‘可說’為‘說’，有以‘不可說’為‘說’。又‘可說’又‘不可說’，乃成其為‘說’。若只‘可說’或只‘不可說’，皆‘說’不成。 　　當然，由於熊先生兼融中西的思想特色，使得他思想的許多環節並不能完全以佛學索解，他的有些思想甚至是與佛教思想大相徑庭的。例如，上文所提及的“在”(Sein)這一概念，就不能以佛學名相宋比附。在西方，從亞裡士多德到海德格爾對它都極其重視，它可以說是西方哲學最重要的概念，含義極其廣泛深刻。另外，熊先生力主儒家入世之說，在生死問題上主張“應當恬然澄明，同時毫無怨尤地向塵世中滾將入去，自強不息”，陶醉於所謂“酒狂之境”(der bacchantische Taumel)，這種不思出離、不求解脫的態度與佛家的出世精神是相悖的。 　　但是在“不可說”問題上，熊先生的態度十分明朗，力主佛法的中道精神。據說，有一次他給學生們出考題問“何謂哲學之道?”，有答“哲學之道不可說不可說”，得零分;有答“哲學之道既可說又不可說”，則得滿分，可見其良苦用心。 　　四、結論 　　上文以現代哲學史上一次關於“不可說”問題的爭論為線索，簡單討論了佛教哲學中的“不可說”問題，主張不可說與可說兩者之間不應相互分割，而應和諧統一，唯如此，才能使統攝兩者的“說”成為可能。我們所討論的“不可說”問題，對於當前的佛教文化建設至少有下列三重意義： 　　(一)在教理上，融通二谛，破除人們在真俗二谛、可說不可說上的虛妄分別，保證佛法中道的圓融無礙。 　　(二)在教法上，提倡善巧說法、廣布言教，摒棄只求自修自證的積習，大興講學之風，以大勇氣和大耐心拈出妙言，道出勝谛，令眾生得信解。 　　(三)在教史上，重視歷史上的重要經典，既整理經典中的可說之辭，又挖掘經典中“直指人心”的不可說之教。既有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又有直契真如的高妙境界，才能探得佛法的真谛，繼承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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