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是人生的大智慧,不僅是一種人生態度,也是一種行為准則。曾國藩說自己平生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他的一生始終常懷敬畏之心,堅守做人為官的基本准則,保持清醒的頭腦,做到原則不動、底線不松,在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境中度過,最終一路平步青雲,大業輝煌,成就了自我。
曾國藩,我國近代史上的軍事家、政治家和理學家,晚清第一名臣。心存敬畏意識,保持頭腦清醒,是曾國藩一生為官從政之道的核心。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與其謀略過人、堅韌、不服輸的精神有很大的關系,而他功成名就後的全身而退,則是得益於他的“敬畏”觀。
敬畏,讓人慎獨,擁有同理心。曾國藩處世哲學的“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人一旦沒有敬畏之心,往往就會變得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干什麼就干什麼,想喝什麼就喝什麼,甚至無法無天,最終吞下自釀的苦果。毛澤東曾這樣評價過曾國藩,我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菜根譚》裡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無所畏懼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於一時,畏史官於後世。”“敬”就是尊重,“畏”就是害怕。表現在內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現在外就是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
曾國藩認為,身處官場,必須懂得敬畏。他在給曾紀澤的家書中寫道:“敬則無驕氣,無怠惰之氣。”只有心存敬畏,才能有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才能有戰戰兢兢的戒懼意念;也才能在變幻莫測、紛繁復雜的社會裡,不分心,不浮躁,不被私心雜念所擾,不為個人名利所累,永遠謙遜平和,保持內心的執著和清靜,恪守心靈的從容和淡定。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翻譯是這樣的:君子有三件敬畏的事情: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貴的人,敬畏聖人的話, 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也不敬畏,不尊重地位高貴的人,輕佻地對待地位高、德行高的人,輕侮聖人的。”實際上涉及到三大方面的問題:天命關於信仰,大人關於社會規范,聖人之言關於思想權威。
曾國藩看來,為官者應該謹言慎行,不可因為權柄在手就得意忘形,而是更要懂得放低身段聽聞他人的意見;而官員如果說話太多,則容易暴露自己的不成熟想法,甚至給自己帶來麻煩乃至殺身之禍。
曾國藩盡管位極人臣,平生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氏的一生,始終是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心境中度過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國藩在京城升為“侍講學士”,他給弟弟寫了一封家書,表示不但不敢高興,反而感到戰戰兢兢。他說,這次升官實在出乎意料,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曾國藩希望家人遠在數千裡之外,一定要時常去信指出其不足,務必使累世積累下的陰德不要在他這裡墮落。他還勸告幾位弟弟應當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為家裡有人當官,於是就敢欺負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問,於是就敢於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讀《曾國藩家書》看到一個故事:有一位幕僚叫李鴻裔,曾國藩特別鐘愛他,他的密室只有李鴻裔可以隨便出入。
當時,在曾國藩的幕僚中有“三聖七賢”,都是名極一時的理學大家。曾國藩仰慕他們的名聲,把他們都召進來。然而,只安排了他們的衣食住行,卻不讓他們擔任具體的職務。一天,曾國藩與李鴻裔在室中談話,正巧有客人來,曾國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鴻裔獨自在室中,他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了一篇《不動心說》,是某一位老儒所寫的。這老儒,即是十個聖賢中的一個。文中有一段用現在白話說的話是:“你把我放在美麗的姑娘面前,我會動好色之心嗎?我不會。你再把我放在大紅的頂戴面前,我會動高官厚祿之心嗎?我不會。”李鴻裔看到這裡,覺得非常可笑,拿起筆在上面戲題道:“美麗姑娘前,大紅頂戴旁,你心都不動,只想見中堂。”寫完後離去。
曾國藩送走客人,回到書房,看到所題的文字,歎了一聲氣,說:“一定是這個小子干的。”便找來李鴻裔說:“這些人難免有欺世盜名的成分,言行也不見得一致,這我是知道的。然而,他們能達到今天的地位,靠的正是這個虛名。現在你一定揭穿,使他們失去衣食的來源,那他們對你的仇恨,豈能是平常語言之間的仇怨可比的。殺身滅族的大禍,都隱伏在裡邊了!”李鴻裔頓時出了一身冷汗,接受了教誨,從這以後深深地收斂自己,謹言慎行。
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於禍。曾國藩的“三畏”,為自省自律精神之體現,是居官者應該具備之德。人一旦沒有敬畏之心,往往就會變得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干什麼就干什麼,想喝什麼就喝什麼,甚至無法無天,最終吞下自釀的苦果。
心存敬畏之心,方能行有所止。在當今社會錯綜復雜形勢下和形形色色的誘惑面前,特別是領導干部面對天地萬物,面對紛繁世事,面對人民群眾,面對自己內心,要像曾國藩那樣,心裡一定要裝著“敬畏”。只有心懷敬畏才會牢記“慎獨”,才有危機感,才能知方圓、守規矩,踏踏實實干事,干干淨淨做人,守住自己的生命線,忠於職守,鞠躬盡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