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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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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轉載
唐太宗到底信不信佛？
前人論及唐太宗與佛教之關系，歷來有二說：一謂太宗弘贊佛教，如歐陽修曾責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新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一謂太宗實不以信佛見稱。對唐太宗和佛教之關系的看法，何以大相徑庭?蓋因有關史料往往有相互矛盾之處，於是就見仁見智，各持一說了。其實，這些史料之間的矛盾，並不在於對同一事實記載上的出入，而是客觀地反映了唐太宗對待佛教的態度本身存在的種種矛盾。概而言之，一為太宗對佛教的政策在他一生中前後有矛盾，二為太宗對佛教的信仰和政策有時又有矛盾。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產生這些矛盾的原因，才能得出比較確切的結論。 有唐一代奉行儒、佛、道三教並存的政策，唐太宗正是這一政策的奠基人。但三教並存不等於三教並重，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唐太宗和他的子孫們對儒、佛、道是時而有所偏愛的。在唐太宗統治期間，他時而表示“己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貞觀政要》卷六);時而宣布“先道後佛”;但在更多的時候，他似乎對佛教寄注了更多的熱忱。 在隋末的戰亂之中，佛教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礙，“諸寺湮滅，不可目見”，“佛寺僧坊，並隨灰燼;眾僧分散，顛撲溝壑”。李唐開國以後，限於當時的經濟條件，也對佛教的發展作了一定的限制，如武德九年，唐高祖接受傅奕的意見，頒布了《沙汰僧道诏》。但是太宗繼位後，立即宣布廢止這一诏令。開始“度僧立寺，廣事弘持”，為佛教的振興頗費心血。貞觀三年，太宗诏令全國普度僧尼，諸州有寺之處共度僧尼三千。同年，為報母恩，捨舊宅通義宮為尼寺。以後又陸續修建了不少佛寺。貞觀元年至十年，太宗親自敕建的佛寺就有普光、慈德、弘福等十余處。貞觀三年還下令恢復隋朝設在大興善寺的譯場，命印度和尚波頗主持譯經;中國沙門慧乘、慧赜、慧淨、法琳等十九人助譯;並命大臣房玄齡、杜正倫、蕭璟等監護勘定。貞觀六年，譯成《寶星經》、《般若燈》、《大莊嚴論》等佛典三部共三十五卷。太宗敕寫十部，並命大臣李百藥制序。此外，太宗又在宮廷內外大興佛事：或為超度祖先，召僧尼設齋祈福;或因風雨失時，命僧尼誦經行道。而每次佛事完畢，都要大量布施。《續高僧傳》卷二二《玄琬傳》載：他在貞觀初年先後為皇後六宮授戒，“授納法財，日逾填委”。 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對當時一些上層僧侶的優禮，如貞觀六年(632)，太宗诏請華嚴宗初祖杜順進宮，下殿親迎，賜號“帝心”，以致宮廷上下對杜順禮敬如佛。貞觀九年(635)，佛教律學大師智首死，太宗敕令為他舉行葬禮，由朝廷供給葬具，命房玄齡、杜正倫等大臣親往吊祭。總覽貞觀初的十年間，唐太宗對佛教的政策是積極扶持。有的學者認為太宗“所修功德，多別有用心”。此說固然不是毫無道理，但如果太宗對佛教並無信仰，恐怕也不會有此番用心吧。自佛法東來後，並不是每個帝王都利用佛教的形式“憂五谷不登”，“申孺慕之懷”，或為“聖朝點綴”的。應該說，這一時期唐太宗對佛教的政策是和他的信仰一致的。 太宗的少年時代正是佛教風靡全國的時期。其時，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笃信佛教，“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隋書》卷三五《經籍志》)佛教的影響已經廣泛地滲入到社會各階層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當時崇佛已經成為朝廷內外的一種普遍風氣。李氏這個大貴族家庭當然也不會例外。大業二年(606)，九歲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親李淵曾親自到長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後，李淵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內供奉。這些在李世民幼小的心靈裡不能不打下烙印。後來他始終念念不忘兒時的這段經歷，曾親自撰詩贊頌草堂寺祖師鸠摩羅什，表達對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李世民在參與其父建立唐朝的過程中又得到過佛教方面的支持。武德四年(621)，在圍攻據守洛陽的王世充這一關鍵性戰役中，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旸、昙宗等主動協助破城，並俘獲王世充的侄子仁則。這種特殊關系使他不能不對佛教產生某種特殊的感情。因此，他在登位之前就和佛教僧侶交往密切，《續高僧傳》卷三《慧赜傳》載，武德年間，慧赜和三論宗吉藏法師辨難，李世民“親觀論府，深相結納，擬為師友”。此外，他與慧休、慧乘、明瞻、智實、法順等人的交往，也見於《僧傳》。 社會和家庭的影響以及個人的經歷，使唐太宗產生了對佛教的信仰。他曾經多次表白過自己的這種信仰。在《弘福寺施齋願文》裡，他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發誓“惟以丹誠，皈依三寶”。表示自己平生的終極信仰是“願心悟無為，神遷妙喜。策绀馬以入香城，蹑金階而升寶殿。游玩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嘗餐甘露。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在《大興善寺鐘銘》裡，他又自稱是“金輪天王”的化身，而今降生帝王之家，是要普度眾生，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與梵音而俱遠。”“希聲旦發，鍵槌夕震。莫不傾耳以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唐太宗對佛教實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的佛教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起來。被戰火焚毀的佛寺重新修復，在戰亂中流散的僧尼又回到寺院，大規模的譯經事業得到重興，佛教各宗派相繼創立。貞觀年間，全國寺數已達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數盈十萬”。這雖不及隋代的僧尼數目，但當時全國人口“比於隋時，才十分之一，”那也已經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了。總之貞觀時期佛教已得到相當的恢復和發展。 有些史學家在談到唐太宗對佛、道的不同態度時，似乎很少分析就認為始終是先道後佛。其實，直到貞觀十一年(637)為止，李世民從來沒有偏愛過道教，他曾明確表白過：“自有國以來，何處別造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依。”(見《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這是貞觀初唐太宗並不重視道教的明證。 貞觀十一年，唐太宗頒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以後，他對佛、道的政策才發生了變化。這位“皇帝菩薩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態，宣布“自今已後，齋供、行法、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诏下之後，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沙門智實、法琳、法常、慧淨等伏阙上書，要求太宗收回成命。太宗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宣敕嚴戒，眾僧只得忍氣吞聲。唯有智實仍向太宗力爭佛教的地位，結果遭杖責放還。貞觀十四年，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論毀謗皇室，太宗遣刑部尚書劉德成等下法琳於獄按問。法琳被判流徙益州，病死在流放途中。 佛道先後诏和法琳事件的發生，雖然表明唐太宗對佛教的政策發生了變化，但決不能因此斷言他對佛教的信仰也已經改變。在《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裡，唐太宗只是強調佛道的夷夏、親疏之別，以及天下初定，他在政治上需要采取老子無為而治的主張，以求得“經邦治國、反樸還淳”。至於信仰方面，他明確指出：佛道之間雖然“汲引之跡殊途”，卻是“弘益之風齊致”，對佛教並無任何貶責。就在智實遭杖責的同時，太宗還召請沙門法恭和法宣等到洛陽，深降恩禮，入侍宴筵，特诏留住，傳送京師。也就在法琳下獄的同時，太宗為了維護佛陀的尊嚴，還诏令工匠不得預造佛像鬻賣，其現成之像也令分送寺院，從眾酬價。 唐太宗既然沒有改變對佛教的信仰，為什麼對佛教的政策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呢?這是因為唐太宗作為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封建政治家，當他的宗教信仰和政治需要發生矛盾時，他是寧可抑制自己的信仰，服從政治的需要。當各地的農民起義相繼被鎮壓下去，統治秩序已經基本穩定以後，唐太宗面臨的任務一是要打擊統治階級內部的異己力量，二是要恢復和發展封建經濟，只有這樣，唐朝的統治基礎才能鞏固。唐朝開國之初，統治階級為了鎮壓農民起義暫時保持著合作。但當階級矛盾由於彼此力量的懸殊緩和下去以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就相對地突出了。當時山東士族地主的力量相當強大，他們並不把以李氏為首的新統治者放在眼裡。貞觀時，三品以上朝臣欲與山東大姓為婚“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貞觀五年，太宗令高士廉等修《士族志》，“全無冠蓋”的山東士族崔干猶被列為第一等，居於唐室的勳臣貴族之上。這些現象當然是唐太宗不能容忍的。他一方面在政治上打擊山東士族勢力，另一方面就抬出了李老君。貞觀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太宗親臨弘福寺，召見上層僧侶，對他們解釋了“先道後佛”诏令裡不能明言的道理：“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應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這一番表白的關鍵在“李家據國”。說明尊重“老君”是為了抬高新君，“先道後佛”實際是要先君後佛。法琳不識其中奧秘，還要不厭其煩地考證李唐非“老君”後代，難怪要惹得唐太宗勃然大怒了。唐太宗需要追宗論祖，自稱為李老君之後，以抬高李家的地位。借尊崇道教，集君權和神權於一身，以此抵消山東士族勢力的社會影響，鞏固李唐王朝的統治地位，這是他宣布先道後佛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寺院經濟的過分膨脹，影響了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與封建國家的根本利益發生了矛盾。而在寺院經濟中，佛寺的比重又遠遠超過道觀，故佛教經濟力量和國家利益的矛盾更為突出。 貞觀初年，社會經濟仍然凋殘破敗，“田園荒廢，饑馑洊臻”。但是佛教寺院經濟卻得到迅速發展。如嵩山少林寺擁有太宗所賜地三十頃，水碾一具。京師清禅寺“水陸莊田，倉廪碾硙，庫藏盈滿，……京師殷有無過此寺”(《續高僧傳》卷二九《慧胄傳》)。在全國范圍內，更是“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女工羅绮，剪作YIN祀之幡;巧匠金銀，散雕捨利之冢。秔粱面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廣弘明集》卷十一載傅奕《上廢省佛僧表》)。正如傅奕一再上疏所言：佛教寺院經濟的發展已經造成了“割截國貯”(同上)的嚴重危害。唐太宗作為一個封建大政治家，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體察，比當時統治階級中的一般成員當然要深刻得多。他始終注意各種勢力的發展及它們的關系，他非常懂得只有當社會上各種勢力的發展保持著相對均衡的關系時，才有利於唐王朝的統治。如果一方特別突出，就會打破彼此間的相對均衡，就必然要引起一系列的矛盾，而這對他的統治是極為不利的。他要控制各種勢力的發展，不斷調節各種勢力之間的關系，以保證自己的統治。因此他不能不考慮到由於佛教的過分發展而引起的社會問題，不能不對以往的政策作一定的調整。 當時雖已出現佛教問題，但還沒有發展到需要采取極端措施的地步，從整個社會來看，還不是主要問題。同時，在一個普遍信仰佛教的社會裡，問題復雜，牽涉面廣，處理不妥，不但會影響當時主要問題的解決，還會引起新的矛盾。何況太宗思想深處對佛教還是信仰的。所以他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像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後來的唐武宗那樣滅佛毀法，而采取了“先道後佛”的政策。前面說過，所謂“先道後佛”實質是先君後佛，李世民不是作為一個道士來與和尚爭教席，而是作為唐朝的最高統治者來處理佛教方面的問題，其目的是怎樣有利於唐王朝的統治。他宣布“先道後佛”，稍抑佛教之勢，是為了使佛教的發展不要超過一定的限度，而絕不是要拋棄他所信仰的佛教。 唐太宗在晚年雖然沒有明令取消“先道後佛”诏，但事實上卻重新恢復了弘揚佛教的政策。這從他和玄奘的關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貞觀十九年(645)正月七日，玄奘由印度求法歸來，抵達長安。唐太宗時在洛陽，准備發兵征遼。他敕令西京留守房玄齡遣官奉迎，安置玄奘於弘福寺內。二月，太宗在出征前夕，召玄奘入宮“談敘真俗……從卯到酉(早上五時到晚七時)，不覺時延，迄於閉鼓”(《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玄奘在會見時，請求搜擢賢明，組織譯場。太宗允其所請，令有司按玄奘條陳所需優給。並延請全國高僧如道宣、神泰、辨機、玄應等十二人證義;又征集綴文、字學、證梵學者和筆受、書手等數十人襄助譯事，大臣於志寧、許敬宗、杜正倫等也參與了譯事。在玄奘所住的弘福寺內建立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國立譯場。即使如有的學者所說，太宗這時禮敬玄奘，“實亦由於愛才”，而非出於信佛。那麼在征遼失敗後，太宗對佛教的一系列作為，恐怕難以再作這樣的解釋了。 貞觀二十年，玄奘將所譯佛典五部及《西域記》奉表上聞，太宗親自答書，獎譽有加。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披覽玄奘所進新譯《瑜伽師地論》，對侍臣說：“朕觀佛經，譬猶瞻天俯海，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猶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雲三教齊致，此妄談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隨即敕令秘書省繕寫九部，分發雍、洛、並、相、荊、兖、楊、涼、益九州，以“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聞之義”(同上)。又親撰《大唐三藏聖教序》，稱頌佛教“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同上)。以後太宗對佛教愈發護持情深。應玄奘之請，令京城及天下州寺各度五人，弘福寺五十人，僅這一次就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余人。同年，為長孫皇後新建慈恩寺成，又度僧三百，請高僧五十人入住。別造翻經院，請玄奘移居翻譯，並任上座職。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後妃等於安福門樓親執香爐臨送，儀式非常隆重。觀禮者數萬人。唐太宗直到臨死前仍和玄奘談論佛法，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跡。深以相見之晚，不得廣興佛事為歎。 征遼失敗後，唐太宗對佛教的信仰彌深，其實並不僅僅在於玄奘的影響，而是由於推行休養生息政策的結果，促進了社會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使貞觀後期封建經濟開始出現繁榮局面，國家和寺院在經濟上的矛盾已暫時趨向緩和。使他打消了在這方面的顧慮，可以允許佛教的發展。同時，國內逐步安定之後，唐太宗開始留意經營西域。西域諸國大多信奉佛教，玄奘西行途經這些國家受到盛情接待。西域諸國由玄奘聞知唐土佛法隆盛，無不仰慕備至，紛紛遣使入朝。尤其是當時統一了北印的戒日王數度遣使，貞觀十五年命李義表及王玄策等報聘，這種形勢自然會使唐太宗對佛教格外重視。 我們在分析了唐太宗對佛教政策的前後變化及其原因之後，不難看到所謂“三教並用”，其前提和基本傾向則是獎挹佛法。只在政治需要和思想信仰發生矛盾時，唐太宗對佛教的政策才稍背其信仰。這只能表明唐太宗作為一個封建政治家的高明之處，而決不能由此得出他不信佛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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