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佛教故事

“積善之家 必有余慶”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以下內容分為三篇，敘述十二位古今名人，其祖德惠及後代之案例。（不少案例，妙觀法師皆實地考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面對這類文章，不少初學佛人常問：“都說因果報應，自作自受、各人承當，為何卻報及子孫後代？”這是因為沒有分清楚“余慶、正慶”之故，以下三文，皆記錄“余慶”；而對於何為“正慶”，在第三篇文章中，作者將引用了印光大師的一段關於“余慶、正慶”的文字來說明，相信大家看後對這個問題自然豁然明白。 　　　　 　　之一 　　　　 　　——當代朱熔基、何厚铧二位之祖上厚德，明代王穩、晚清韓鴻翼二位之善行惠及後代。 　　　　 　　《易經》的坤卦文言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的名句。但是聖賢的智慧之語在世人的內心是很模糊的，並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輪廓。對於我們每個人，抉擇怎樣的人生觀、追求怎樣的人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將從許許多多方面選取“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這個題目來談一談，以此作為對抉擇我們的人生觀的一種思考。 　　 　　自古以來，為人父母的，都自然要為子孫著想。但是到底如何為後代著想、自己到底該如何做人之父輩祖輩、到底該給子孫後輩留下些什麼？面對這些，卻有賢者和愚夫的差別做法。古人有句話叫做：“積金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此萬世傳家之寶訓也。” 　　　　 　　中國近代的長沙安沙鎮有一個叫堂坡的地方，有一位義商叫朱雨田，根據長沙市志的記載，他為人樂善好施，在長沙設保節堂、育嬰堂、施藥局、麻痘局，置義山、辦義學，並疏浚新河、赈濟災民。方志中評價，他是“長沙近代慈善事業的開創者”。 　　 　　在棠坡，朱家因為扶危濟困，到今天仍贏得鄉親的贊譽，六十七歲的村民王玉龍告訴來采訪的記者，那時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開倉濟貧，而村裡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兩擔石灰，用於埋葬。這位朱雨田就是後來創造過中國的經濟奇跡、清正廉明的原國務院總理朱熔基的曾伯祖父。 　　　　 　　明朝有一位叫王穩的官員，穩字邦寧，號慎庵，二十二歲中舉，歷官涿州學正、唐王府長史、廣平府同知、南康知府、汀州知府等職。他因為善於治理，很有政績。在任廣平同知時，知府因故缺任，當地百姓數千人至都城伏阙請以王穩代任。在做汀州知府時，遇到不歸他管轄的鄰郡遭受大旱災，百姓多受饑餓。王穩立即打開本府倉儲，發糧食赈濟災民，但同知陳熙表示反對，王穩正色坦言：“《春秋》之義，救災恤鄰，彼民猶吾民也。”因而使得這些饑餓的百姓不致受饑荒之苦，渡過了難關。 　　 　　在王穩之後的幾代,出了一位叫王宗沐的玄孫。大振家風。光大其族,從王宗沐開始。在浙江的臨海出現一個“父子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的盛極一時的明代王氏家族。“父子四進士”指王宗沐和他的三個兒子,王宗沐一共有四個兒子，他們分別為士崧、士琦、士昌、士業。除士業貢生出身外，士崧、士琦、士昌都榮登進士。又因宗沐和他的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官至都御史兼巡撫，所以才又有了“一門三巡撫”的說法。除王宗沐父子以外，孫輩及族人中也有多人擔任官職。這麼多的子孫後代都能建功立業，福澤後人之前因，必推祖輩的王穩。 　　　　 　　清朝晚期，海南島的文昌縣，有一位非常有德的長者韓鴻翼，是崇尚儒家觀念的商人，因為過於熱心慈善，經常赈濟當地的窮苦人，以致於漸漸的把家財耗盡了。他也被當地的人尊稱為先生，韓鴻翼老先生步入晚年時，韓家景況已經不好，漸趨窮困潦倒。韓鴻翼老先生有一位兒子名叫韓教准，因為韓氏後來改姓宋，韓教准即改名宋耀如，宋耀如後來成為一名牧師，經商變得十分富有。是孫中山先生的有力支持者。 　　 　　宋耀如後來生了六個子女。宋霭齡、宋慶齡、宋子文、宋美齡、宋子安、宋子良。長女宋霭齡嫁給了財政部長孔祥熙。二女宋慶齡嫁給了孫中山先生,後來當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三女宋美齡嫁給蔣介石。長子宋子文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長。次子宋子良，曾擔任外交部總務司司長、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廣東財政廳廳長等職務。三子宋子安曾任中國國貨銀行監察、香港廣東銀行董事長。 　　 　　想想一位富足的商人。卻不為自己及子孫後代的享受而積財,把財富大部份奉獻給了窮苦鄉民,上天疼惜憐愛這樣的大善人。雖然韓鴻翼老先生行善積德。一生默默無聞,但是他生前未曾想到上天賜給他的孫輩卻是個個都能建樹顯達且聞名全國的能人。 　　　　 　　在當代，人們都知道澳門特首何厚铧及其事業上的成就,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曾祖到父親三代人積德行善的事跡,何厚铧生於名門望族，由於自小家教甚嚴，在他的身上，沒有嬌生慣養的富家子弟習氣。何厚铧的父親何賢。號稱“澳門王”，在澳門非常有影響力。何賢的祖父就是一位大善人。他的祖父年輕時就外出經商。經營得法，家境漸漸好了起來。但是這位老先生樂善好施，誰家沒飯吃，他送糧；誰家無衣穿，他送錢，由於有顆樂善之心，在應塘一帶，口碑極佳。 　　 　　由於名聲在外，聞訊與他做生意的人更多，他因名聲好而生意興隆，到他年老時，在生意上已很有成就。何家雖不能算富商巨賈，但在經濟不甚發達的番禺，卻堪稱為殷實的小康人家。他去世後，樂善好施的做法仍然影響著子孫。何賢長大後，年輕時來到澳門創業，開拓了包括大豐銀行在內的大批產業。何賢家族在澳門叱咤風雲幾十年，堪稱澳門“第一家族”。而何賢做人處事的風格依然保持了祖輩的傳統。就是一向保持做人就是行善的准則。何賢熱心慈善事業。不僅出錢，而且出力。除維持鏡湖醫院的慈善活動外，還多次向“同善堂”捐助，以供施粥贈藥之需。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青州木屋區大火，兩千多人無家可歸。澳門各界成立了“救濟青州火災災民酬募委員會”，何賢似乎理所當然地成了會長。他帶頭捐了五十五間鐵皮屋，又領著人們沿門勸募，不到一個月就使災民們有吃有住了。一九六二年夏，澳門政府決定將一組租給貧民的房屋拍賣。一旦賣掉，原來的居民就要流離失所。又是何賢，自己出錢把這些房子買了下來，讓原來的居民繼續居住。 　　 　　故鄉番禺仍是最讓他魂牽夢萦的地方。他經常回鄉祭祖，也經常請家鄉的干部到廣州晤談，了解鄉親們有什麼困難，需要哪些幫助。他給岳溪的鄉親們捐三千元辦信用社，捐五艘機帆船。三台卡車兩台拖拉機一個水電站發展農業生產，又捐一台電影放映機一個醫療站一個體育場滿足娛樂健身的需要……他捐給番禺縣的錢物就更多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九日何賢捐贈汽車七十五輛以及汽油、柴油、汽車零件等價值四十萬元物資，幫助發展縣交通運輸事業。 　　 　　一九六四年，岳溪鄉遇到了天災，何賢那時即向家鄉捐贈了一批日本化肥；洛溪大橋邊的《大橋碑記》中有這樣的記載：港澳知名人士霍英東、何添和已故的何賢先生為建設該橋捐資一千七百萬元。據了解，霍英東當時出資一千萬港元，何賢、何添各出一百萬港元，且均以物質兌換的形式來實現。今天的何厚铧家族在澳門富豪排行榜上不是第一位，但就其對澳門的影響而言是認了第二沒人敢認第一的。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進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中，何厚铧以高票當選。同年五月二十四日獲國務院總理朱镕基頒發任命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二零零四年九月被任命為澳門特區第二任行政長官。上天給予那些真心實意積德行善的人的子孫後代的愛護是多麼的深厚。 　　　　 　　可憐天下父母心，對於為人父母的，都恨不能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的子女。但是應該留些什麼給子孫，看了這四則故事，可以給普天下的父母做借鑒的榜樣。 　　　　 　　 　　之二 　　　　 　　——記陶澍、劉伯溫、賀龍、唐英年四位之祖德 　　　　 　　中國古代的傳說，每年過小年的這一天，灶神要上天，而除夕這天是灶神從天上回來的日子。因此民間都要祭灶神，灶神上天所要做的，是向天帝報告這戶人家的善惡功過，若是積德行善的人家，上天將會令其漸漸地興隆，若是做惡的人家，上天將會使其漸漸的衰敗，《論語》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 　　 　　從這一章句上可以看出，在春秋時期，民間就有了討好灶神的風俗，但是對於王孫賈的所問，孔子給予了平直的回答，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如果是作惡的，就已經獲罪於天，祈禱求福也是沒有用處的，我曾讀《老子》，讀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時。十分的心悅誠服，上天並沒有偏袒的心，只是愛護真心行善的人，行善之人，必將得到上天的賜與。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而這個事實真相並非顯而易見，也不是常人所容易明了的。 　　 　　所以佛家提倡因果報應之說，不知因果的人，內心常空空蕩蕩，以為做惡不得禍，做善不得福，因此緣故，善不欲為，惡則時而為之，知道因果報應的人，內心常充實，能夠漸進地克己斷惡及勤力修善。積善的人。來生後世將會得到福報，而做惡的人，來世將會得到災殃，除此之外作善之人的福慶及作惡之人的禍殃也會波及到他們各自的子孫後代。正如《易經》的〈文言〉所說的那樣，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陶澍，湖南安化縣人。是清代受道光皇帝重用的封疆大吏。曾在京城任翰林院編修、及升監察御史。後在地方擔任過川東兵備道、山西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撫、江蘇巡撫等職。道光十年。诏加太子少保，任兩江總督。陶澍在為官期間，理財辦案，赈災濟民，疏通河運，開拓海運，整頓鹽務，興助教育等方面既嚴治務實且政績卓越。其在歷史上的聲名近似林則徐。清代梁恭辰在所編的《北東園筆錄》裡面記載了他閱覽《聞見錄》時所讀到的關於陶澍祖上幾代人積德行善的事跡。 　　 　　因此感歎“始知其積累之厚，不可不詳載之以勸後人雲。”在《北東園筆錄》中提到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積累過許多陰德。明朝時。鄉裡自衛很嚴。有人抓住盜匪將其淹死。正遇上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經過。賊哀求：“公救我，我誓不復為賊。”伯含公為了給眾人有個交待。也擔心賊將來不能自食其力又復做賊。就贈給賊一條小船以作為養家糊口的資本。伯含公一生施捨過八條小船以幫助別人。他幫助的人都改行為善。伯含公出門常帶一小筐。撿拾碎磁瓦礫以方便行路之人。 　　 　　陶澍的曾祖文衡公也是一位有道德的長者。曾經有趁著雪夜入他家裡盜米的人。他跟隨雪跡腳印走到賊家門前。發現賊是所認識的人。心裡體諒賊家的貧苦。默默的回到自己家裡。始終不提此事。三十年後，文衡公的夫人偶然對子孫講起這件事，但還是隱去了盜米人的姓名不令人知道。其家隱惡揚善之德可見不一般。有一次陶家的鄰裡發生火災。文衡公的夫人以倉所存的糧食救濟遭火災者。陶澍的祖父寅亮公性情淡泊。少貪欲之心。 　　 　　因為沒有經營家道也不富裕,一天,偶然走到江邊,撿到錢財,等了一整天看見一個人慌張跑來，面如土色，低頭在砂礫中尋找，非常悲戚的樣子，問他，回答說：“在外做工幾年沒有回家,家有老母親，今積累幾年的錢財回來贍養母親卻全部丟失了，所以悲傷”。問他錢財的數目，都能對上，就將錢財交還給其人。那人感激想分一半給寅亮公，寅亮公說：“我要是想分錢財，就不會等在這裡了”。笑著將那人送走，到陶澍的父親陶必铨時，義舉善事也很多。陶澍的祖上幾代人行善，所以安化縣才出了一個陶澍，豈不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嗎？ 　　　　 　　劉伯溫，名基，浙江青田人，元代至順四年，二十三歲的劉伯溫考上進士，元至元二年，赴江西，任瑞州高安縣丞。後輔佐明太祖朱元璋有功，任太史院使、御史中丞等職。明洪武三年。受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在《明史》上說劉伯溫的曾祖父劉濠。在宋擔任翰林掌書。宋亡，林融起兵對抗蒙古人建立的元政權，失敗以後，元朝廷派使者調查記錄那些參與起義者，很多人受牽連，使者住在劉濠家，劉濠灌醉使者而燒毀自家的家宅，使者來不及搶救出那些記錄受牽連名單的冊籍，全部都被燒毀，劉濠趁機以記錄數百惡德敗行之人的名冊作為替代的冊籍給使者交差，於是使成千上萬無辜受到牽連的人都得免死。 　　 　　劉伯溫小時候很聰明。他的老師鄭復初對劉伯溫的父親說：“你的祖父道德深厚。這個孩子必定榮耀光大你的家門。”劉濠還是一個樂善好施的人。看見沒有糧食挨餓的人家。就以自家的倉儲赈濟他人。劉伯溫的祖父劉庭槐也是一個有道德的讀書人。“義孚鄉裡”。我讀了《明史》的劉基傳以後,更加相信上天的公正而並不存在偏私。因果報應之事也不是常人容易體會到的。 　　　　 　　賀龍，字雲卿，湖南省桑植縣人。十九歲參加孫中山先生的中華革命黨，曾任縣討袁護國民軍總指揮，湘西護國軍營長，靖國軍團長，四川警備旅旅長，混成旅旅長，建國川軍師長。一九二六年。他加入了北伐戰爭，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一師師長，第二十軍軍長。三十二歲時,賀龍參加南昌起義，任起義軍代總指揮，一九二七年九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紅軍中擔任第四軍軍長，紅二、六軍團總指揮等職。率部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零師師長等職務。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野戰軍司令員、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區司令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率華北野戰軍第十八兵團入川，西南各省解放後，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等職務,一九五二年任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一九五四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一九五六年當選為第八屆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五九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七十三歲時於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逝世。 　　 　　賀龍一生戎馬生涯，叱咤風雲數十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做出重大的貢獻。若翻看賀龍元帥的家史，可以發現他的祖輩有很感動人的積德行善的事跡，賀龍的曾祖父賀廷宰十分熱心公益事業，見玉泉河“奔流湍急，道路為梗”，決定捐資捐力修橋以方便過河的人，由於他僅僅是一個教私塾的文人，修橋工程浩大，以致於耗盡家財，“至斥腴畝以償其負”。後來，他的兒子也就是賀龍的祖父賀良仕，為完成父親的心願而竭盡全力,此橋在一九一五年修建成功，命名為“永安橋”。 　　 　　一九五零年十月桑植縣政府曾拔款重修，改名為“賀龍橋”,一九九八年，一場特大洪水將橋沖走，同年十二月桑植縣人民政府又拔款按當年的原貌重建此橋。賀龍的曾祖父賀廷宰與祖父賀良仕以父子兩代人的心血修橋濟世的感人事跡，深受一方百姓的贊頌，正是賀龍的祖輩造橋濟世的陰德，蔭澤了作為孫輩的賀龍，造就了一位共和國的元帥，因果報應之事，豈能說無呢？ 　　　　 　　唐英年,祖籍江蘇無錫,出身工業世家,曾就讀於美國密西根大學。二十四歲時返回香港幫助父親管理家族事業。加入政府前，他擔任半島針織和美維科技集團主席。是企業界的成功人士。他在一九八九年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獎”，一九九三年獲世界經濟論壇選為“明日全球領袖”。在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一年間出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並曾任香港總商會理事會委員。 　　 　　他在2000年獲頒香港特區金紫荊勳章。二零零二年七月，唐英年獲委任為香港特區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二零零三年八月任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至今。作為“香港財神爺”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他到底有怎樣的身世背景？他的祖輩又是什麼樣的人呢？由江蘇無錫市往東北方向四十公裡的羊尖鎮，有個村子叫嚴家橋，嚴家橋的唐家大院就是唐英年先生的祖居。唐懋勳（1800—1873），號景溪，是唐英年的父親唐翔千的太曾祖父，唐氏子孫後輩尊稱其為景溪公。 　　 　　景溪公善於經商，在無錫開設布莊。唐氏家族在嚴家橋的事業成功後，富不忘濟國濟民。熱心於公益事業。這也是其家族富過三代一直延續興盛的主要原因。在橫穿嚴家橋小鎮不到一公裡的永興河上有四座橋，其中三座為唐家所建。唐家曾有一約定：“凡嚴家橋的公益事業，不論大小，唐姓負擔一半。”唐家重視教育也遠近聞名，早在上世紀20年代，唐家創辦麗新織布廠時就創辦麗新子弟學校，吸收職工子女上學。後改為嚴家橋小學，唐家每年都有捐款，1934年，唐家出資疏浚永興河，百姓歡呼雀躍，當地許多報紙報道了此事，稱這是一件“了不起的慈善事業”。 　　 　　改革開放以後，遠在世界各地的唐家後代們紛紛回原籍投資、捐款。我常讀書。發現一些晚清及民國時期的達官顯貴或是巨富商賈。其風光之時要麼炫富奢侈要麼蓄積不露。並不肯為國家民族或是百姓大眾捐資奉獻。或是所捐僅九牛一毛而已。這樣的顯赫一時的家族。其子孫後代往往沒落衰竭也很快。所謂富不過三代的規律。正是對這種富而不仁的的報應吧。唐家的子孫後代之所以和榮家的子孫後代一樣延續著輝煌。都能超越富不過三代的規律。與他們家族祖輩的“富而好施仁義”、“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許是分不開的吧。 　　　　 　　古時候，窮鄉僻壤的地方，若是突然出了一個衣錦還鄉的大人物，鄰裡鄉黨就會說：“他家祖上積了大德，所以子孫後代興旺顯達起來。”行善的人，上天報酬他的善，令他的來世得到尊貴安樂的果報，這是積善的本慶。他的善功還會波及他的後人，天意榮耀他的子孫後代以彰顯他活在人世時的那些為人所知或為人所不知的道義事跡。這是積善的余慶，所以孔子贊頌《周易》，最初就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前些天偶然讀了一段關於中興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的身世的材料。發現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聖為縣學生員，重孝義，而且“居貧好施”，“生平舉止端嚴，所讀經史皆手錄”。我看完生起許多感歎，想起印光大師曾說過的“歷觀古今來大聖大賢之生，皆其祖父積德所致，大富大貴亦然，其子孫生於富貴，止知享福造業，忘其祖父一番栽培。從茲喪祖德以蕩祖業，任其貧賤，此舉世富貴人之通病。”若是天下所有為人父母者和為人子孫者都能明白這個道理，可能天下會趨向於更加秩序井然。這是我寫的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為題的文章的第二篇，願以此文贈給普天下的為人父母者及為人子孫者，願人人賢善，世界大同。 　　　　 　　 　　之三 　　　　 　　——記楊榮、施琅、曾國藩、榮毅仁四位之祖德 　　　　 　　關於《易經》的坤卦文言的名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民國時期的高僧印光大師曾做這樣的闡述“歷觀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孫必定賢善發達。凡害人害物者，子孫必定庸劣滅絕。故孔子之贊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慶余殃者，正慶正殃之盈余也。正慶、正殃，乃積善積不善之本人，受於來生後世，比余慶余殃，當超過百千萬億倍焉。人若知此，斷不肯以一時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禍害於無窮也。” 　　 　　類似這樣的道理。我在《尚書》裡面也讀到過。《尚書》中的《伊訓》，其內容是商王太甲繼位之初。輔佐過湯王的賢相伊尹谏訓太甲所說過的話。其中有一句“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這句話的意思大致是說天帝並沒有固定的喜愛和厭憎。作善的人，則降給吉祥，作不善的人，則降給禍殃，《伊訓》中的上帝大約就是指“天上的王”。 　　 　　在古代世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們的生活都受善、惡、道德、墮落等觀念的諸多影響，古代所盛行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均有關於“天上的王”的思想。認為對於人間作善或是作惡的，天上的王都會對其施加影響力，“積善余慶”確是人世間的一個真理，而我所知道的“積善余慶”的事實就有許多，以下舉例，以期共鑒。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建文元年參與福建鄉試中第一。次年禮部會試中第三，殿試中二甲第二，賜進士出身，授翰林編修。曾任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少師等職爵。死後受贈太師。是輔佐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的重臣，也是明朝的黃金時代“仁宣之治”時期的重要人物，在今天的福建建瓯市西面的房道鄉的境內，有一個萬木林，它原本是楊榮的祖父楊達卿逢災年募民“植杉一株，償粟一斗”營造的人工林。根據明朝的楊士奇的《萬木圖序》一文中我們也能夠讀到楊榮的祖輩積德行善的感人事跡。 　　 　　元朝末年，老百姓受饑荒無法存活。，紳楊達卿儲藏谷物很富，准備打開糧倉赈災，但擔心接受施捨的人有愧恥之心，於是指著某山對眾人說：“有能夠幫助我出力種樹的人嗎？種一棵樹，付給一些糧食。能幫助我出力者先付給糧食。”於是饑民爭相出力，受救濟的人不計其數。過了一些年，當年種下的樹木長得茂盛，楊達卿指著樹林對子孫說：“沒想到今天這些樹木如此茂盛，不要僅為了自利，將來以此樹木拿來修學館、修佛道教的寺觀，修橋梁和舟船需要木材的人，可以送給他。有貧窮而想建房子和死後想要造棺木而沒有木材的人，也可以送給他們。” 　　 　　後來這片樹林便被官方及楊氏宗族屢加擴大，並奏請朝廷下令封禁，歷經600多年的封禁保護。到當代，萬木林是我國最早（1957）建立的自然保護區之一，是世界護林和環保的典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的官員、教授譽為“先人留下的寶貴的自然遺產”。1996年被南平市委、市政府命名為首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被福建林業學校特定為“教學基地”。萬木林現已成為集生物多樣性保護、科研教學與森林生態旅游為一體的重要基地。我十九歲時在福建建瓯剃度出家做沙彌，但那時還無知，關於萬木林的故事，也是近年來才知道的，過去聽師傅常說起，那些尊貴顯達的人，其祖輩都有異於常人的德行，所以子孫才昌盛起來，我剛才所講關於楊榮的家世。豈不是“天道酬善”的典型事例嗎？ 　　　　 　　施琅，字琢公，福建晉江衙口人。官至福建水師提督，受封靖海將軍靖海侯，關於施琅的身世。其祖籍河南光州固始縣，先祖在南宋時期進入福建，到施琅時已歷經十六代。施琅的祖父是施一舉，字玉溪，生有二個兒子：長子名施大宣，是施琅的父親，施大宣，字應敕，號達一，生有三子，次子即是施琅。施琅的祖父施一舉在世時，家道較富足。一生樂善好施，遠近皆聞其德。 　　 　　明朝時，福建沿海倭寇橫行，匪患很嚴重。海邊常有屍體漂浮，因浸泡而腐爛不堪，施一舉時常出資財雇人打撈及掩埋這些異鄉的死難者，海邊沙土松軟，為防野狗把屍體拖出，他常加固修繕這些墓地。為此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記》中贊歎施一舉道：“其澤及枯骨如此，則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明萬歷時，晉江災荒，施家收入減少，但每逢有人前來借糧，仍一如既往的慷慨，甚至到了後來連自家都無糧可吃的地步。施一舉的夫人許氏，和丈夫一起行善事。 　　 　　有一年冬天，一個乞婆流落到施家門口，許氏為她端上熱騰騰的飯菜。那乞婆吃飽了想借宿一晚，許氏不但留她宿於家中，還讓她和自己睡在一起。施一舉夫婦憐貧惜弱的義舉，不僅在民間流傳，在當地縣志和當時代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某年，施家所在的南浔鄉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搶劫，可憐施一舉在一次避難途中摔斷了腿，一只眼也因傷失明。不久後夫妻倆相繼去世，從此家道衰落。在這混亂不幸的歲月裡。施琅出世了。施琅小時候有一些異相和奇跡。使他的父親施大宣相信由於自家祖輩行善積德，感動上天，將來這個兒子或許會出人頭地。光大施家。 　　 　　這一觀念在他的腦海裡根深蒂固。施大宣曾說：“吾家代有隱德，今兒曹巍然頭角，晉槐窦桂，固非所擬。然公侯將相芝醴，豈根源者。”並常常將這一觀念灌輸給施琅，施琅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於康熙二十二年率清軍收復台灣。為祖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做出了巨大貢獻。康熙皇帝曾將自己的御用袍賜給施琅。康熙三十五年，逝於任職期間，壽七十六歲，贈太子少傅，受賜祭葬，谥襄壯。施琅的祖父施一舉積善的余慶。報應在了孫輩施琅的身上。因果之事。豈無驗證。 　　　　 　　曾國藩，字伯函，號滌生，谥文正。中興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擔任過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以捍衛“孔孟聖道”為由組建湘軍與太平軍為敵。以讀書人為骨干的湘軍迅速成長，使晚清出現了“中興”的局面。湘軍將領及其幕僚成為當時中國軍政的主角。位至總督、巡撫者多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員則更多。各地的優秀人才皆投奔曾國藩，還包括如數學家李善蘭、中國近代化學的啟蒙者徐壽、從耶魯大學留學歸來的近代早期改良主義者容闳等一批進步人才。 　　 　　曾國藩祖上原本世代務農。沒有顯達之人。遷湖南湘鄉的曾孟學一支的六世孫出了曾元吉，即曾國藩的太高祖。曾元吉致富，積聚了數千金產業，在衡陽、湘鄉等地置有土地、房產，但是同一般家庭一樣，曾元吉將田宅家產平均分給了六個兒子。僅留衡陽四十畝田留作養老。以後到曾元吉的兒子、孫子皆如平常。直到曾元吉的後人中出了一個叫曾玉屏的。常常“積德累仁”“救難濟急”。才開始改寫了曾家的命運。曾玉屏年少時。喜歡游玩。性情懶惰。大白天還睡大覺。年長的人譏諷他浮薄。將成為敗家子。後來曾玉屏覺悟改過。三十五歲開始認真務農。家計也漸漸好起來。 　　　　 　　我在《大界墓表》裡面讀到曾國藩的祖父自己說過的一些話。從中可以知道曾玉屏以“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為理由。為了尊重和祭祀祖先。改變以往沒有祠宇的狀況。主動和宗族的長者商量。發起建立祠堂並每年定時致祭。曾玉屏認為自己很早就沒有讀書。壯年以為恥。所以喜歡接待讀書之人。常願有學問的宿儒來自己家走訪。對有品德的正人君子，尊重敬禮，不敢怠慢，對待鄉鄰族裡“吉則賀，喪則吊，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 　　 　　鄰裡爭訟的。曾玉屏常出來主持公道。遇到無禮者則厲辭诘責。有時擺酒席請人吃飯。使相爭的人“一笑散去”。遇到橋梁道路廢壞無人管的，或是孤寡殘疾無助的人。曾玉屏都會及時出錢出力，還認為這些事如果要等到富有了以後再去做，“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這位曾玉屏，號星岡公，是一位有德的長者，正是曾國藩的祖父，也是曾國藩一生最敬服的人之一，我在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曾國藩給祖父的家書上讀到這麼一段文字“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如廖品一之孤、上蓮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羅巷、樟樹堂各庵，皆代為籌畫，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之者，得祖父善為調停，旋乾轉坤，無不立即解危，” 　　 　　可見曾國藩的祖父所做的，不僅僅是對曾姓族人，就是非曾姓的鄉鄰，也多有救濟幫助，而且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曾國藩才發出“孫所知者，已難指數”的感慨，也許是積德累仁的緣故，曾玉屏的兒子曾麟書首先打破了其家幾百年無秀才的局面，曾麟書首取湘鄉曾氏家族中的第一個秀才後，生活在僻居窮鄉的曾麟書家族子孫中，由此科名大開，產生了曾國藩、曾廣鈞兩個進士，秀才、貢生、舉人更是多達20余人。而曾麟書的五個兒子中，顯達揚名者，除曾國藩以外，還有一個曾國荃，曾國荃，字沅甫，號叔純，他是曾麟書的第四子。因為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軍中人稱其為“九帥”。　 　　 　　曾受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歷任陝西、山西巡撫，署兩廣總督。光緒十年署禮部尚書、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光緒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銜。翌年卒於位，谥“忠襄”。曾玉屏的積善余慶所致。兩位孫子曾國藩和曾國荃皆擔任過兩江總督。我從初學佛時。師傅就常對我講“因果之事絕不虛妄。可從現實中去找尋。若不信因果。則佛也不須學”。後來因為常憑讀史以觀察古今。所以深信因果報應之事。 　　　　 　　榮智健，無錫人。一九四二年生於上海。一九五九年考入天津大學。“文革”期間被下放到四川涼山的水電站，接受“勞動教育”。這段經歷磨練了榮智健的毅志，後赴香港發展，現任中信泰富集團董事局主席。一九七八年。榮智健僅以父親留在香港的一百萬港元的股本金，創辦愛卡電子公司，一九八二年，他出售愛卡公司，獲得七百五十萬美元。四年資產增長五十六倍，一舉成名。自此以後。榮智健屢屢創造經濟奇跡。一九九八年，以八十億港幣身價榮登香港第八富豪。 　　 　　二零零二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皆榮登“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一位。關於榮智健的祖父榮德生，有一段足以令那些富足起來卻寡於奉獻的人覺醒的感人事跡。榮德生，是民國時期中國第一的民族資本家，開創過面粉廠、紡織廠等一大批產業。毛主席曾這樣評價：“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榮德生富起來以後，他所捐獻的公益事業，在當時代也可稱得上屬一屬二，先從辦學上講，一九零六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間，創辦公益小學及競化女子小學各五所，前四年由族中捐款集資，從一九一○年以後，及後來創辦的公益、競化各校，均由榮德生和胞兄榮宗敬獨立承擔經費。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七年，榮德生開辦了公益工商中學、梅園豁然洞讀書處和公益初級中學。著名科學家錢偉長、經濟學家孫治方，都是工商中學的學生，辦學經費也全部都由榮德生承擔，後又開辦中國紡織染工業專科學校，主持了公益中學的復建工作，創辦了私立江南大學，榮德生一生用於辦學的經費消耗極其巨大。數十年間開辦眾多的學校，在當時代是罕見的。榮先生辦學之精神可謂“竭誠無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榮德生對道德淪喪的社會十分焦慮，為此他請專人編寫了《人道須知》，闡明傳統美德和道德修身的軌范，先後刊印三版，免費捐贈給中小學生和各界人士以弘揚道德文化。 　　 　　一九一二年，榮德生設想要建立一個圖書館，向農村青少年免費開放，作為對辦學的一種補充。他花巨資購書，一九一六年創立大公圖書館。到抗戰前夕，大公圖書館已收藏古籍十八萬卷，對於榮德生的發心建圖書館的目的，《大公圖書館藏書目錄．跋》中對此作了回答：“德生為本鄉社會教育計，已設男女初高小學凡八處，於公家不逮之力，稍可補助。居恆相聚，仍竊議社會之不良，而憂無以教育之。民國四年春，乃定築一小小圖書館，本無我之旨，命名大公。”榮德生本人則說：“外人不明此意，以為粉廠要如許書籍何用，不知購存為大眾計也！” 　　 　　一九五二年七月，榮德生逝世後，榮毅仁根據父親生前遺命，將大公圖書館及榮德生的私人藏書，共計十一萬多冊，全部捐獻給無錫市圖書館。另外榮德生還修建園林，免費供人參觀游覽。一九一二年，他開始建造梅園，梅園建成，占地八十一畝，成為無錫著名的風景區，另外，榮德生在捐橋捐路方面的貢獻。更是不可勝數。一九一四年，榮德生倡議出資，修建近九公裡、路面寬九米的開原路。是當時無錫西郊第一條大馬路。一九一八年，榮德生又出資捐建全長三點八公裡的通惠路，同時捐款建造惠農、惠工、惠商、惠通四座橋梁。 　　 　　另外申新路、德溪路等，也都由榮德生倡議和捐資修築。至一九二九年，已先後築路八十余裡。榮德生還聯合熱心地方公益事業的人士，發起成立“千橋會”，後更名“百橋公司”，專門用以捐助地方修建橋梁。榮德生多次捐出資金與千橋會新建、助建、改建橋梁共一百零二座，其中有名稱的橋梁八十八座，對於主要橋梁，榮德生還親赴現場勘測水流、探查土質、試驗樁木等。 　　　　 　　我以前每年都去無錫太湖鼋頭渚的廣福寺，都要經過新老兩座寶界橋，這裡面有一個感人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時逢榮德生先生六十壽誕，他捐出親友饋贈的壽儀六萬余元，作為在蠡湖建橋的資金，以完成他造福家鄉的夙願，橋長三百七十五米，是當時無錫最長的橋，此橋建成時，榮德生欣然命名為“寶界橋”。榮德生曾經對在江南大學任教的國學大師錢穆說過：“他年我無錫鄉人猶知有一榮德生，惟賴此橋。我之所以報鄉裡者，亦惟有此橋耳。”這座老橋現在仍然結實牢固。鋼筋水泥結構。 　　 　　我二零零三年就曾在這座橋上和傳修法師一起放生。此橋建成的六十年後，榮德生之孫榮智健，捐資三千萬元，在老橋東側十米處，另建新寶界橋。橋長三百九十米，於一九九四年建成。“新老寶界雙橋”的故事在今天的無錫是一個美談。榮德生一生積德行善，所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他還開辦平民習藝所、孤兒院、殘廢院、婦女救濟院等慈善事業，發起救濟蘇北水災等。當年榮德生、榮宗敬兩兄弟“積德頗深”。所以榮家能夠打破“富不過三代”的神話，幾代人皆能建功立業。 　　 　　榮德生、榮宗敬兩兄弟的子孫後代留在大陸的，如原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是榮德生的兒子。自己開拓一片新天地的當代中國首富榮智健是榮德生的孫子。在海外的榮氏後代則有擁有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榮智鑫。榮智鑫的二姐榮智美，曾任德國尤尼可公司經理，是德國商界女強人。榮毅仁二哥榮爾仁的次子榮智寬，曾隨巴西總統和外交部長多次出國訪問，是巴西環球公司總裁，榮家“智”字輩的人數眾多，大都事業有成，在海外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成為了傳承榮家商業輝煌的堅實力量。 　　 　　象榮德生這樣致富以後竭誠“積善”的。他的子孫後代的“余慶”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有多少和榮德生同時代的那些全國聞名的達官貴人或是富豪，他們的子孫後代大多已默默無聞不能再立新功，重現祖輩及父輩的輝煌了。我想，榮家滿門的昌盛應該算是《尚書－伊訓》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最好驗證吧。 　　　　 　　過去之時代，東西方的君王大多信奉佛、基督、儒等宗教及學說，所以平民百姓大多跟從奉行，宗教之扶持道德皆經歷千年以上，大多也將道德觀念灌輸於人心，而今日之時代，傳統思想在人心中幾乎失勢，道德觀念漸漸模糊淪喪，人心隨之亦盲無所從，故道德的回歸，非宗教的正確引導則無法挽回，救世的學問，非因果的觀念普及則無法樹立，我曾讀過楊昌棟的《基督教對中古歐洲的貢獻》及如紀昀等一些清代名人的筆記，發現過去人的思想比之今人更趨向於道德觀念，過去人的著作比之今人也更有智慧。 　　 　　我所寫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僅從一個方面說明一個問題，所希望者，無非使自我及他人有所明了。今天中國的為人父母者，我稱為斷代，其大多數，以自己尚且沒有受過傳統孔孟之教育，也不知如何教其子女，對子女的做人方面的教育僅以自己混世的經驗來啟發，實在是盲目，所以我寫下此文，願舉世的父母皆能善教自己的兒女，則人人賢善，盛世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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