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假如不學佛,便也無所謂慎與不慎。利用上天給的好文才,舞文弄墨,作為生計的飯碗,乃至實現名利雙收,有些職業習氣也無妨礙。
可是文人如果學佛,其與生俱來的某些習氣,比之於別的行當所染職業習氣往往更深,簡直深到骨子裡,卻真是需要自我警醒乃至朝乾夕惕的,免得遇大道而空過。
一、太把文字當回事。
文人對文字、文章、書籍都有一種天然的敏銳力與超出常人的感受力,對於自己寫的東西偏愛乃至偏執,用牦牛愛尾都遠遠不足以形容。
然而,不管是別人寫的還是自己寫的,都不過是人類意識思維在特別時空下極其有限的感受或感知而已。
盡管這些有很美的文字外殼作為包裝,但本質仍是妄念合和的產物,是人心意卜度而成,屬於人類“有知而知”的范疇。人類受經驗的束縛,難免對真理探求不過如管中窺豹,故“有所知,則有所不知”,所知者極有限,不知者何其多?
而佛教的文字般若卻是佛或祖師大德們“無知而知”證悟現量所流露的真理。佛“無所知,而無所不知”,所知不僅普遍完全,而且永保精准無誤。
凡夫所作既屬無常妄念,那又何必執著太甚?有人欣賞,是小確幸,無人欣賞,即使付之一炬,又有何不捨?
徹悟大師晚年曾把個人深邃的修學體悟、悟佛心要筆錄成書,一天忽然把洋洋十年來所著全都付之一炬,弟子們從火堆裡鉗出一些未燒化的紙片,才有了今天的《夢東禅師遺集》,這些文字讀起來真如清風霁月般潇灑爽利,自在無礙,正是有這樣的大師,方能有此舉;正有此舉,方得此文啊!普通文人可有這樣的氣魄與灑脫?
二、文人容易言高於行。
常寫文章的人肯定有體會:有時筆下寫著寫著,便會循著文理或文意越寫越飄,其精神狀態只是在寫的那一瞬間乘著筆力達到那種高度,而筆一停,回到現實中,則完全不在那個高度。
再加上作者極盡文字表現之能事,通常會讓讀的人覺得境界好高,但實際人與文多數存在很大差距。最壞的情況則是:當別人贊歎聲起的時候,作者腦子一熱,也想當然地就認為自己果有此境界,那可真是要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像蘇東坡寫的偈子——“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這文字反映出的境界還得了嗎?簡直無異於經文!但眾所皆知的是,蘇東坡一世卻並沒能脫離六道輪回,這偈子只能代表蘇宿世所帶之佛教慧業深厚,以及罕見的文字駕馭才能。
以前看過《智慧東方》雜志上一篇文章,名字記不得了,它把古代有名的幾個大詩人歷數個遍,作者發現詩裡寫的和詩人們於現實中做的,真是好大差距,甚至有些甚至是天壤之別。
比如《憫農》的作者李紳,寫下了一首伴幾代小朋友們成長的詩——“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感動了多少人,啟發人們要珍惜糧食。然而現實是,李紳在發跡之後,再也沒有絲毫“憫農”之心,他花天酒地,每餐要吃一盤雞舌,為吃這一盤雞舌要殺活雞三百多只,故而他家院子裡所殺的雞堆積如山。“憫農”還是“害農”?真是諷刺至極!
李元松說:文章與言詞若能代表一個人,那麼古來詩人皆神仙。
三、文人易造绮語之業。
文人駕馭文字的能力以及的修飾文句的能力超出常人,一坨屎寫成一朵花,絲毫不在話下。故而也極易犯下绮語之業,一可說十,十可以百,甚至黑能說白,白能說黑,且說得頭頭是道,似乎渾身上下都是理。
歷史上隋炀帝就很會寫文章,以至於他想要干一件壞事的時候,為陳述理由而作之文章,由於寫的太完美,完全無懈可擊,讓所有大臣無力反駁。
學佛人應老實本分厚道,不必修飾很多,誇張很多,不需以文字眩人眼目,動人心魂。我們看看印光大師所留下的文字多麼樸實,多麼平淡,多麼自然,說任何話都是直來直去,不繞彎子,不講修辭,不賣弄文辭,樸實無華的文字盡顯其懇切慈悲與無礙智慧,即使是在百年後的今天也在利益著無量眾生,這些完全不是靠文字技巧所能達到的。
四、文人易相輕。
文人的世界裡,文字永遠是自己的最好。這是強烈的我執的表現,也是太把文字當回事的結果。
由於文人與文人同是提筆為文之人,在讀者面前有更多的可供相比較之處,故而各自在自信心不足的情況下,便要以種種手段顯示自己水平超過對方。
文人若將這種習氣帶到佛門中,便非常容易引發種種是非,種種爭端。
文以載道,但文字本身不是道。文字只是一個工具,像一艘船一樣,將人帶到真理面前。人應該善用文字,而不是被文字所累。
人所有天賦的長處,有時恰恰同時也是自己值得加意警惕之處,被水淹死的,多半是會游泳的,而且越是游泳水平好的,被水淹死的幾率也越高;手上多了一把刀,方便了削切一切東西,但同時也增加了削到自己手的風險。
[原標題]宗道法師:文人學佛之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