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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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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蔣介石可以說是我比較尊敬的一個前輩,他努力修身自律,才有後來的成就,而且算是一個比較愛國的人了,比如,“誰搞台獨,我就搞他腦袋”,這篇文章的相當大部分實實在在的向我們展示了蔣介石先生也是與YIN欲抗爭過的,我想,這也許對我們戒YIN提供一點借鑒作用。那麼,我轉貼這篇文章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歷史秘檔:天理和人欲之間掙扎過的蔣介石

  按照道學家的要求進行修養

  儒家學派認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項事業的起點。宋明時期,道學家們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張,一方面將儒學倫理規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則前所未有地細密設計了各種遏制“人欲”的辦法。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壞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憶辛亥革命時的個人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YIN無度,墮事乖方”的八字考語。由於這些壞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時激動,閃過與戴拼命的念頭,但他旋即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於此可以推知”,“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

  為了克服這些壞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後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蔣介石涉獵過朱熹的著作。宋明以後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

  1922年歲首,他曾節錄曾國藩的“嘉言”作為自己的“借鏡”。其內容有:“慮忘興釋,念盡境空”;“涵詠體察,潇灑澹定”;“韬光養晦,忍辱負重”;“以志帥氣,以靜制動”;“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愛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捨,乃能有所全”等。

  1925年1月2日,他又將曾國藩的“懲忿窒欲”,“逆來順受”,“虛心實力”,“存心養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當年日記卷首。可見,他在力圖按曾國藩的訓導立身處世。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的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1920年1月17日日記雲:“中夜自檢過失,反復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記雲:“今日仍有幾過,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記雲:“存養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記雲:“每日作事,自問有無疚心,朝夕以為相惕。”

  可見,蔣介石是經常檢討自己的。

  1920年1月1日,蔣介石決定自當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記事外,必提敘今日某某諸過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現),靜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過失有暴戾、躁急、誇妄、頑劣、輕浮、侈誇、貪妒、吝啬、YIN荒、郁憤、仇恨、機詐、迷惑、客氣、賣智、好闊等16種。如果一旦發現有上述過失,就在日記中登錄。因此,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疵病,常有相當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記載。

  戒色

  從蔣介石的日記裡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時又努力戒色。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斗爭。

  1919年3月5日,蔣介石從福建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8日日記雲:“好色為自污自賤之端,戒之慎之!”這一天,他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次日,又勉勵自己要經受花花世界的考驗,在日記中寫道:“日讀曾文正書,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閩不見可欲,故無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頓起。吾人砥砺德行,乃在繁華之境乎!”

  到上海後,蔣介石與戀人介眉相會。4月23日,蔣介石返閩,介眉於清晨3時送蔣介石上船,蔣因“船位太髒,不願其偕至廈門”,二人難捨難分,介眉留蔣在滬再住幾天,蔣先是同意,繼而又後悔。日記雲:“吾領其情,竟與之同歸香巢。事後思之,實無以對吾母與諸友也。”

  此後的幾天內,蔣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圖自拔。日記雲:“情思纏綿,苦難解脫,乃以觀書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轍耳,豈獨余一人哉!”在反復思想斗爭後,蔣介石終於決定與介眉斷絕關系。5月2日,介眉用“吳侬軟語”致函蔣介石,以終身相許,函雲:

  介石親阿哥呀:照絶說起來,我是只想銅钿,弗講情義,當我禽獸一樣。絶個閒話說得脫過分哉!為仔正約弗寄撥絶,就要搭我斷絕往來。

  我個終身早已告代撥絶哉。不過少一張正約。倘然我死,亦是蔣家門裡個鬼,我活是蔣家個人。

  從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當屬青樓女子。蔣有過和介眉辦理正式婚娶手續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訂立“正約”(婚約)。蔣批評介眉“只想銅钿,弗講情義”,而介眉則自誓,不論死活,都是蔣家人。

  蔣介石收到此信後,不為所動,決心以個人志業為重,斬斷情絲。1919年5月25日日記雲:“蝮蛇蜇手,則壯士斷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勵志立業!”

  蔣介石謀求與介眉斷絕關系是真,但卻並未下決心戒除惡習。10月15日日記雲:“下午,出外冶游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游歷,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面,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日:“自游日本後,言動不苟,色欲能制,頗堪自喜。”

  11月2日:“迩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可見,蔣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績的,然而,沒過幾天,蔣介石就無法羁勒心猿意馬了。日記雲:“色念時起,慮不能制,《書》所謂‘人心惟危’者此也。”當日蔣介石對自己稍有放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月31日歲尾,蔣介石制定次年計劃,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將這一計劃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實在太差,於是,1920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與放縱的記載:

  1月6日:“今日邪心勃發,幸未墮落耳。如再不強制,乃與禽獸奚擇!”

  1月14日:“晚,外出游蕩,身分不知墮落於何地!”

  1月15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難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

  1月25日:“途行頓起邪念。”

  蔣介石時而自制,時而放縱,處於“天理”與“人欲”的不斷交戰中。在整個1921年都是如此。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11月6日謂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進一面。

  1922年,蔣介石繼續“狠斗色欲一閃念”。日記有關記述僅兩見。9月27日雲:“遇艷心不正,記過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記雲:“前曾默誓除惡人,遠女色,非達目的不回滬。今又入此試驗場矣,試一觀其成績!”次年,也只有兩次相關記載:3月1日雲:“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懼來!”6日雲:“出外閒游,心蕩不可遏。”兩年中,蔣介石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閃現,並無越軌行為,看來他的修身可能確有“成績”。

  懲忿

  蔣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個大毛病是動辄易怒,罵人、打人。

  1919年1月3日日記雲:“近日性極暴躁。”同月7日,有黃定中者來談報銷問題,蔣介石“厲斥其非,使人難堪”。事後追悔,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近日驕肆殊甚,而又鄙吝貪妄,如不速改,必為人所誣害矣。戒之!戒之!”幾個月之後,蔣介石接見鄧某,故態復萌,“心懷憤激,怨語謾言,不絕於口”。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蔣介石“自覺暴戾狠蠻異甚。屢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寫了“息心靜氣,凝神和顏”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還曾有意閱讀道學著作,用以陶冶性情。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種弱點如果已經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頗為艱難的。1919年6月27日,蔣介石感歎說:“厲色惡聲之加人,終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為“會客時言語常帶粗暴之氣”而對自己不滿,在日記中寫下“戒之”二字。但是,蔣介石有時剛剛作了自我檢討,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蔣介石與陳其尤談話,談著談著,“忽又作忿恚狀”,蔣深自愧悔,但是當晚繼續談話時,蔣“又作不遜之言”。這使蔣極為苦惱。

  除了罵人,蔣介石有時還動手。

  1919年10月1日,蔣介石訪問居正,受到人力車夫侮辱,不覺怒氣勃發。居正家人與車夫辯論,發生毆打,蔣介石見狀,忿不可遏,上前幫力,自然,蔣介石不是車夫的對手,反而吃虧。接著,又“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蔣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張靜江門前毆打車夫,被辱受傷一事,真是與此同一情景。當日日記雲:“與小人爭閒氣,竟至逞蠻角斗,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蔣介石打車夫畢竟只是個別情況,更多的是打傭人。1920年12月,蔣介石在船中與戴季陶閒談,戴批評蔣“性氣暴躁”,蔣聲稱“余亦自知其過而終不能改”,認為要杜絕此病,只能不帶“奴子”,躬親各種勞役。

  1921年4月,蔣介石因事與夫人毛氏沖突,二人“對打”,蔣介石決定與其離婚。4日,蔣介石寫信給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縷訴與其妹決裂情形及主張離婚理由”。正在此時,發現毛氏尚未出門,又將毛氏“咒詛”一通。當日,蔣在日記中自責說:“吾之罪戾上通於天矣!何以為子,何以為人!以後對母親及家庭間,總須不出惡聲。無論對內對外,憤慨無似之際,不伸手毆人,誓守之終身,以贖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責歸自責,蔣介石仍然時發暴性。暴躁狠蠻,幾乎成為他的終身“痼疾”。

  戒名利諸欲

  道學家們既反對縱情聲色,也反對沉溺名利,視之為“膠漆盆”,要人們通過修養,從中滾脫出來。

  蔣介石早年修身時,也很注意戒名利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勵:“主靜主敬,求仁學恕,寡欲祛私,含垢明恥”,明確地要求自己“寡欲”。蔣介石要求自己將事業放在首位,而不汲汲於求名求利。這一層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則日記中表述得更清楚:“事業可以充滿欲望,欲望足以敗壞各種事業,不先建立各種事業,而務謀餍足欲望,是捨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貪。蔣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別注意戒“貪”,保持廉潔。1921年,蔣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銷較大,欠下一批債務。次年9月,孫中山命他去福建執行軍務,蔣乘機寫信給張靜江,要求張轉請孫中山為他報銷部分債務。寫信之前,蔣矛盾重重,思想斗爭劇烈,日記雲:“今日為企圖經濟,躊躇半日。貪與恥,義與利四字,不能並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勝貪字,此心超然於利義之外,豈不廉潔清高乎!一身之榮辱生死,皆為意中事,安有顧慮余地乎!”

  1923年7月,蔣日記有雲:“戲言未成,貪念又萌,有何德業可言!”可見,像他努力戒色一樣,對“貪念”,也是力圖遏制的。

  蔣介石長期生活於上海的十裡洋場,習染既久,難免沾上奢侈、揮霍一類毛病。1920年歲末,蔣介石檢點賬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之多,頓覺驚心,嚴厲自責說:“奢侈無度,游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勤、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兩家著名的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逸樂漸生,急宜防慮。”同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曾嚴厲自責:“將何以模范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道學家們大都要求人們生活淡泊,甘於“咬菜根”一類清苦生活。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早年在這一方面同樣受到道學的影響。

  其他

  誠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范疇,原意為信實無欺或真實無妄,後來被視為道德修養的准則和境界。道學家無不尊誠、尚誠。北宋的周敦頤將“誠”說成“聖人之本”,要求人們經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後,回歸“誠”的境界。

  蔣介石深受道學影響,他在早年也曾一度尊誠、尚誠。1922年11月20日日記雲:“率屬以誠為主,我誠則詐者亦誠意矣!”這裡,“誠”被蔣介石視作一種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記雲:“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且弄巧易成拙,啟人不信任之端。”這裡,“誠”被蔣介石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准則。1924年5月3日日記雲:“機心未絕,足墮信義與人格。”這裡,“誠”才被蔣介石作為一種道德修養准則。

  然而,政治斗爭講究手段、計謀與權術,即所謂縱橫捭阖,不可能和“誠”的要求契合無間。1926年以後,“誠”字就少見於蔣的日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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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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