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1861—1941),名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陝西邰陽人,俗姓趙。幼年隨兄讀儒書,頗以儒家聖學為己任,贊同韓愈、歐陽修等人反對佛教的主張。後來,病困數年,才開始覺悟以前的不是,頓然洗心革面。二十一歲時,到終南山南五台蓮華洞寺,投道純和尚剃度出家。第二年,於陝西興安縣雙溪寺依海定律師座下受具足戒。
大師生下來僅六個月便得眼病,幾近雙目失明,後來雖然痊愈,但眼力已受損,眼睛稍有發紅,即不能看東西。受具足戒時,因為大師善書寫,所以凡是戒期中所需要寫的法項事宜、悉令等,都由大師代作。由於寫字過多,眼睛發紅就象灌滿了血。幸好,大師早先於湖北蓮華寺充當照客時,幫著晾曬過經書,所以得以閱讀了殘本的《龍舒淨土文》,從而知道了念佛往生淨土的法門,乃是了生脫死的要道。因此,對於眼病,大師感悟到了身為苦本的道理。在休閒的時候,大師便專念佛號。夜裡大家都睡了,大師卻爬坐起來開始念佛。即使是寫字的時候,大師也是心不離佛,所以,雖然因眼病導致書寫困難,但仍然能勉強支持,等到寫完,眼睛也痊愈了。由此,大師深刻理解了念佛功德的不可思議。大師一生能自行化他,專一於淨土,以淨土為歸,也就是從這件事後才開始的。
大師修持淨土法門,長時間以來不能達到一心不亂,這時聽聞紅螺山資福寺為專修淨土的道場,於是在自己二十六歲的時候,辭別老師而前往資福寺。這一年的十月,大師入堂念佛,由於感受到祖師們的遺澤,所以淨業大進。第二年正月,大師告暫假,去朝拜五台山。回來後仍回到了資福寺,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務。三年之中,大師除了念佛正行以外,還研讀了大乘經典,由於深入經藏而妙契了佛心,所以徑路修行,達到了理事無礙水平。
三十歲時,大師來到北京的龍泉寺任行堂之職,三十一歲時住持圓廣寺。二年後,普陀山法雨寺化聞老和尚進都城北京來請經藏。雖然檢閱、料理等事繁雜而少人手相助,但大家都看到了大師做起事來嚴謹、精進,所以把大師進薦給化聞老法師,老法師也以為大師道行超卓,所以在南歸普陀山的時候,請大師隨他伴行,並把大師安排住在寺中的藏經樓上。寺裡的僧眾看到大師勵志精修,都深為欽佩,而大師自己卻安然不自滿足。
光緒二十三年夏,寺裡僧眾們一再堅請大師講經,推辭不過,於是大師便為大家講解《彌陀便蒙鈔》一卷。講完即於珠寶殿側閉關,歷經兩期六年,從而學行倍進。出關後,由了余和尚與真達等僧,特意創建“蓮蓬”供養,大師與谛閒大師(清末四大高僧之一)先後在此居住。不久又被迎請回法雨寺。光緒三十年,因為谛閒長老為溫州頭陀寺請藏,所以又請大師一同入京都,幫助料理一切事項。請經南回後,大師仍住法雨寺經樓中。
大師出家三十余年,始終韬光養晦,不露鋒芒,也不喜與人往來,更不願人知其名字,只期晝夜念佛,早證念佛三昧。然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民國元年(1912),大師時年五十二歲,高鶴年居士取大師的文章數篇,刊載在《上海佛學叢報》上,署名“常慚愧僧”。人們雖然不知為誰,但其文字般若已足以引發了讀者大眾的善根。從此,大師便名震遐迩。當時,有徐蔚如、周孟由等諸居士,見大師文章後盛贊:“大法陵夷,於今為報,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於是,民國六年再搜得大師的文章二十余篇,刊印在北京的佛教刊物上,題名為《印光法師文鈔》。民國八年再次搜得大師的文稿,於是又印成續編,並與《文鈔》一起合並印出。從此以後,不斷有商務印書館、揚州藏經院、中華書局等印行大師的《文鈔》,同時又不斷增補大師的文章。
大師的《文鈔》文以載道,流通廣布,而大師本人的道化,也是滂浃於海內外。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充分發揮了禅、淨二宗的奧妙,抉擇其間難易,發揮前人未發之處,但又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為末法中應病良藥。大師深知末法眾生慧淺福薄,所以不僅闡明佛理精邃,而且倡導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以及儒家經世之道。但這一切都不背於淨業三福,並每每發揮盡致。由於文義典雅,所以“紙貴洛陽”,人爭請讀。由此而仰慕大師道德,渴望列於門牆的善男信女也日益眾多。或是航海爬山而請求攝受;或是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如此二十余年來,皈依大師的座上人,實在不可以數計。大師一生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淨業,得其教化而念佛得以往生的善士信女,也是難以枚舉。大師獨以文字來攝化眾生,利益世間,實為不可思議!
大師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養敬物,全都代人廣種福田,或是用於流通經籍,或是救濟處於戰亂中的饑貧百姓,權衡重輕緩緊,穩善措施。為了結合時代特點,大師創建“弘化社”,二十余年,不僅流布佛教諸書,而且更廣印如《了凡四訓》、《安士全》等資糧讀物,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也在百萬余張,法化之宏,前未能比。不僅如此,為佛法常住,大師先後領導修繕了普陀、清涼、峨眉、九華等四大名山的山志。又於江蘇吳縣修復靈巖山,使之成為近代我國淨土宗第一大道場。在民國時期,對於政府的“廢廟興學”運動,據理力爭,為許多廟產得以保留做出了世大的貢獻。
大師耳提面授,開導學人,句句發自肺腑,字字不離因果、不涉虛文。出於大悲心切,凡受教化者,即使禅宿儒魁或達官顯宦,如有不是,大師也敢於呵斥,絕無假借。由於深感世風日下,所以大師特別提倡因果報應說,以為不如此則不足以挽頹風而正人心,人根痞劣,非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生死而出輪回。所以,不管貴賤賢愚、男女老幼甚至囚徒,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等實事實理來諄諄啟迪,令學人深生憬悟,以立為人處世之根基。進而又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來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大師雖通宗通教,但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皆是當下受益。因為大師平實無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實踐的人,都樂於親近。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大師示疾,十一月初四早一時半,大師由床上起坐,對在場眾人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罷即大聲念佛,至二時十五分,用水淨手後起身站立,說道:“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 說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時許,妙真法師趕到,大師叮囑他道:“你要維持道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說後就不再言語,只是唇動念佛。延近五時,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逝。按大師生前數日之內把一切安排穩當,雖不明言所以然,但確說明大師早已預知時至。大師圓寂,世壽八十、僧臘六十。第二年二月十五於佛涅槃日,也正值大師往生百日之時,舉火荼毗,奉靈骨塔於本山石鼓之東南。印光大師一生操守弘毅,學行俱優,感化甚廣,被譽為民國以來淨土宗第一尊宿,後人盛傳大師乃為大勢至菩薩化身再來。其對近代中國佛教的偉大貢獻在於:
一、摧邪顯正,中興淨宗;二、創建弘化社,廣印善書,法澤遍於海內外;三、建立靈巖寺淨土道場,重振蓮風;四、行菩薩道,廣濟水深火熱眾生;五、續佛慧命,使法常住,保護寺產免受廢除;六、至行盛德,感召末世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