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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吉慶有余,如何遠離災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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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這類警句,我們小時候都念過的,這便是因果觀念。佛說:“縱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但是這因果觀念,全是由佛教傳來的嗎?不是!中國固有的上古文化,也早已有了,《易經》上講:“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正是因果觀念的明顯表示。由這種因果觀念的推演,發展出中國幾千年來一貫的教育目標,教人如何做一好人,做一完人。然而時代不同,現在這種良好的教育目標幾乎已喪失殆盡,學校教育只注重知識和生活技能的傳授,遲早要出問題的。

  不管你是皇帝也好,乞丐也好;或者挑蔥賣蒜作小生意,開銀行,辦貿易公司,做大買賣,那都是職業不同,無論你作什麼,人都要學做人。我常常跟一些從政的朋友講,不要說做官難,把人做好了,做官自然容易。上台做官要做人,下台一鞠躬也要做人。做人別做絕了,做絕了不會有好下場。中國人的教育,一向是為了達成完善的人格道德標准,這個標准和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觀念相通,也和孝道思想同流。而佛教的許多理念,尤其菩薩道的提倡,無不是從此種因果觀念和孝道思想立論,擴而充之,神而明之,而臻於淋漓盡致的地步。

  佛教講因果涵蓋三生,每一個人自己的前生、今生、來生,由此形成一條無窮盡的橫線,和中國儒家因果所講的祖先、父母、我、後代兒孫的豎線,又交叉成一十字架。其實,依據因果輪回,角色變易的道理來看,自己的前生、今生、來生同自己的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二條因果線往往是彼此重疊,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中國民間長久以來,充滿了三生因果,七世夫妻,乃至世世互為兄弟,互為夫妻的傳奇故事,所在都有。所謂一切皆由因果、因緣而來,善因善果,惡因惡果,隨人自取。“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怨不得人。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這是中國文化四句話的原則,大家要特別注意的,我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最喜歡講因果報應。如果過去沒有研究過《易經》,都以為這是佛家的思想,來自印度的,事實上中國、印度、東方文化都建立在因果報應基礎上。由此我們了解,中國過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政治、道德等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礎上,所以大家都怕不好的報應,乃至做官的人,要為子孫培養後福,都是怕因果。

  佛家的因果,是講本身的三世,即前生、現在及後世。中國儒家的因果講祖宗、本身、子孫三代,就是根據《易經》這裡來的。這也是一個歷史哲學問題,尤其這幾句話,我們都曉得用,知道是孔子的話,這是中國文化幾千年來不變的,現在當然社會道德已變動了,但是據我個人仔細靜靜的觀察研究,我們中國人年輕一代盡管怎麼變,這個觀念還是有,這是我們民族血統中的觀念。

  我們要注意“余慶”“余殃”的“余”字,余是剩下來的,余是有變化的,並不是一定本身就報,這是中國人對因果報應的定理,中國文化一切都建立在這因果報應上。由此看來,劉備在臨死的時候,吩咐他兒子兩句話:“毋以善小而不為,毋以惡小而為之。”以劉備這樣一位袅雄,對自己的兒子作這樣的教育,都是從中國舊文化來的觀念。我們看歷史傳記,常常提到某某人的上代,做了如何如何的好事,所以某某人有此好結果。將來中西文化匯合以後如何演變?還不知道。現在據我所知,最近在美國,宗教的活動,自哈佛大學開始,已經變了,提出“宗教一家”的口號,主張宗教不能分家;其次,美國的一般學者、知識青年,也非常相信三世因果,所以中國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尤其現在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為了國家民族文化,這個觀念還是絕對不可變的。

  下面孔子對於這個觀念作了演繹,從此,也可以知道孔子為什麼作《春秋》,寫歷史,歷史的法則就在這裡。“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春秋戰國的時候,孔子看到社會多麼亂,孔子看見當時不孝不仁的人太多了,所以提倡孝、提倡仁。社會文化,像人吃的藥一樣,哪一種病流行,就倡用醫哪一種病的藥,假如這兩天感冒流行,藥店的感冒藥就賣得多。大學裡開課,社會需要什麼人才,學校就開什麼課程,教育就是這麼個道理。所以我們看了四書五經很傷感,可見中國這個民族,可怕的一面是不孝、不仁、不義的太多,所以孔子提倡仁呀!義呀!孝呀!到了幾千年來,有幾個真孝、真仁、真義的?

  孔子這裡就講出了這另一面:“臣弑其君”,部下叛變干了主管的,“子弑其父”,兒子殺父親的,春秋戰國這類例子太多了,尤其是利害之間,兄弟妹妹之間,都是殺、搶。“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突變來的,一個社會文化演變不是突然而來的。“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漸進的,也是《易經》的法則,一爻一爻,慢慢變來的。

  根據《易經》孔子這個道理,我們看近六十多年的歷史,乃至推到近百年歷史,或遠推到清朝中葉,十九世紀開始,我們的社會一步一步演變到今天,對於今天的這個社會現象,有許多人看不慣,很難過,我覺得沒有什麼,這都是漸漸來的,不要怕,有時一個變動就變好了。“其道窮也”,現在已經差不多到這地步了,非回頭不可。“由辯之不早辯也”,這是辯論的辯,也是辨別的辨,在家庭教育來講,就是對一個孩子變壞,沒有早看清楚;以歷史來講,就是不好好領導,不早辨別清楚,所以發生動亂,這也是講歷史哲學,也是社會史,也是文化發展史。譬如中國文化,為什麼發展到現在一直要提倡自然科學?“其所由來者漸矣”,也是慢慢變來的,不要以為現在這個科學時代已到了頂點,但還是要變的,當然還有更新的科學時代出來。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學了《易經》,腳踏在地上發現降霜了,就知道冷天快要來了。到了春天,立春以後,氣候一暖,夏天的衣服也要准備拿出來了,都有前因後果,這是中國文化主要的精神所在。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這是孔子儒家的思想,把《易經》天文的法則拿來講人事,做人修養的道理。所謂直就代表正,方代表義。中國人看相,以這個原則也蠻通的,說人的臉型,長的主仁,方的主義。“君子敬以直內”,內心修養絕對公正,自己內心得直,沒有彎曲,不在肚子裡耍鬼。“義以方外”,對外面,對人對事,一言為定,到處合宜,言而有信,規規矩矩,所以“敬義立而德不孤”,不要怕寂寞,不要怕倒媚,自然有自己的道理。“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一個人只要有直、方、大三個字,公正、義氣、仁愛,內方外圓,胸襟偉大,像大地一樣,包涵一切,“則不疑其所行也”,天下人同心一德了。

  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做事要特別小心謹慎,凡事是有因果報應的。怎麼出去,就怎樣回來;如何待人,人也將如何待你。中國文化處處講因果,這因果的觀念並不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開始確立,之前已經普遍被社會應用在語言文字上。我們的《易經》老早就有這種思想,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至於“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同樣是因果報應的觀念,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之一,也是政治領導人的最高領導原則。

  在政治上,我們看歷史的演變,就是因果報應。我們如果從因果中去看歷史,可以發現許多很奇妙的事情。古今中外都逃不開這個因果律。我們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麼來的江山,也將怎麼樣的失去;怎麼樣取得的政權,也是怎麼樣的交出去。仔細研究外國的史實,又何嘗逃過此一法則。所以國家也好,個人的事業也好,都是怎麼起來,也是怎樣下去。經過時間的證明,長期觀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並非偶然如此的。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 “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余慶的果。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余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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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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