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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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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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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淨土情懷與踐履
《淨土》雜志2015年第4期 文/德康 唐代的文化政策，是儒道釋三家並行，而以儒家文化為根本。人們習慣並接受了佛、道與儒家的協調、適應與融合。例如：杜甫、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等以儒術為根本，融合儒道釋思想。佛教西方極樂世界淨土信仰也深入地影響到文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審美觀，並表現在詩歌、散文等創作上，出現了大量折射西方淨土的意象，這使得唐詩顯示出比較獨特的淨土審美特色，提升了唐詩的境界。唐代的文人士大夫中許多人都具有濃重的淨土情懷，並伴之以勤懇的實踐。 唐宋時期，文人士大夫淨土情懷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突出了中國文化中固有的理性、人本色彩和佛教中超脫塵俗的精神。其淨土情懷和踐履的表現形式有：在日常生活中的吃齋念佛、淨土造像、寫經、繪制淨土變相圖、交游淨土僧俗、共結淨土社、文學創作碑刻銘文頌揚西方淨土，乃至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極樂淨土並達成所願。 淨土情懷與踐履的內涵 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指出：“淨土者，即生信發願，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也。果能信願真切，一心念佛。至臨命終時，決定蒙佛接引，往生彼國。既得往生，則俯謝凡質，高預聖流。見佛聞法，證無生忍。神通智慧，不可思議。然後乘本願輪，回入娑婆，種種方便，度脫眾生。如觀世音菩薩，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普令一切眾生，同出生死，同成佛道。方可圓證自己本具之妙真如心。”從此概念可知，淨土情懷具有宗教超越性，以出離世間、自利利他為根本目的。簡說之，淨土情懷的宗教超越性具體表現為：真信、切願、持佛名號，求出離世間而了脫生死。同時，淨土的教理教義，兼具改善社會道德，淨化人心，實踐世間和樂的功能與作用。 在《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中，以親友喻和母子喻，鮮明生動地诠釋了淨土情懷的內涵，即：憶念阿彌陀佛作無上慈父想，觀音勢至作無上良朋想，清淨海眾作最勝善友想，極樂國土作究竟安樂家鄉想，現今真信切願持佛名號修諸功德作預備資糧想，臨命終時作到家日期想。同時揭示出，憶念淨土，單憶無益，雙憶相契，應具有“我一個孤窮浪子要回歸慈母的懷抱本有家鄉”的意願。母子喻形象地诠釋了淨土情懷的具體表現。 唐宋時期佛教的發展及以淨土為歸的歷史必然 唐宋時期佛教的發展，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有密切關系，又與佛教經典所揭示的佛教法運相吻合。分析唐宋歷史與佛教在唐宋時期的整體概況，並與佛教的法運相對照，對於正確理解淨土法門的地位及萬善同歸淨土的必然趨勢，以及文人士大夫最終導歸淨土的選擇，會有很大的幫助作用。 佛法於公元六十七年東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此時正法已過，進入像法時代。像法的特點是，佛法綱宗“教、理、行、果”，有教、理、行，卻難於靠自力修行得證果位。唐朝處在像法時代第三個五百年中，此時以“讀誦多聞得住堅固”，暗合唐朝初期至盛世時期開元之治這段時間大乘佛教的八大宗派相繼成立或得到飛速發展的相狀。在此時期，善導大師集淨土思想與行儀之大成，深刻揭示了淨土一法的深邃義理及行持的根本方法，使淨土宗具備了完整的教派性質和理論體系，為大乘佛教諸多宗派悉皆導歸淨土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宋代時，佛教進入末法時期，其特點是，有“教、理”，卻難於有行持及靠自力修行得證果位。而在佛教法運所揭示的第四個五百年中，“多造塔寺得住堅固”，此時，由於人根性漸漸陋劣，雖於佛法中修學，解行難於相應，此不名真修，智慧的顯發漸失，修行人只能多從建造塔寺中獲得福德。這與會昌法難及後周世宗滅佛中造成寺廟遭廢、經籍散佚，以及佛教在宋代的恢復和發展廣造寺院的歷史相合。宋代另一位淨土宗祖師永明延壽大師闡釋“唯心淨土不礙熾然求生”以及“禅淨四料簡”，使得宋代流行的禅宗，在其行持上，也從密修淨土逐漸轉變為公開的導歸淨土。 淨土宗與佛教其他宗派在教理上的交融，使得一開始淨土念佛法門就被其他佛教宗派融攝。因此，淨土宗在修行實踐上體現出戒律、禅觀和念佛的融合;在思想上是天台、華嚴、禅宗等與淨土的融合。在唐宋二代，幾乎各宗派都以西方淨土為指歸，尤其是中晚唐之後，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縱觀整個唐宋歷史時期，作為大乘佛法的淨土宗及西方淨土信仰一直保持著興盛的發展。唐代鼎盛時期，“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淨土信仰深入民心，廣為士大夫階層所修持，成為迄唐至宋乃至後世傳播最廣、流行最久的信仰。這不僅和唐朝以來諸多淨土大師的弘教有關，也得力於統治階級的支持和肯定，尤其是簡單易行的修行方法為廣大信眾樂於接受，而其深邃的義理則在佛教中占有核心地位及起著住持佛教法幢的作用。 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淨土情懷與踐履 白居易 白居易早年的求學生涯和生活磨練，使他接受儒家仁政思想，樹立了“兼濟天下”、“大濟蒼生”的儒家人生觀。被貶為江州司馬後，白居易對自己的仕途生涯作了深刻的反思。將此前所奉行的積極用世的信條予以懸置，思想漸由“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清靜無為”。 白居易四十九歲時重回朝廷，朋黨之間激烈的爭斗使他感到萬分失望。五十一歲時，白居易主動請求外派，出為杭州刺史。“誰知利名盡，無復長安心”，表達了他離開長安時的心情。內心的痛苦、家庭的變故(母親亡故及三歲小女金銮也隨之而去)、官場的失意，白居易開始思考人的生與死的問題。佛教重視出世情懷，滌除人生煩惱，這與白居易追求相契合。“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我聞浮屠教，中有解脫門。置身為止水，視身為浮雲。斗薮垢穢衣，度脫生死輪”，表達了白居易對佛教的傾心與向往。 晚年，白居易以淨土為最終歸宿，持名念佛，具有深刻的淨土情懷和踐履行徑。七十歲時，寫的《六贊偈》，表達了這種思想。向往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效法廬山慧遠大師，結“淨土社”，心注西方。在“信、願、行”三方面下功夫。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畫西方幀記》描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另有“今朝歡喜緣何事，禮徹佛名百部經。”白居易晚年隱居香山專修念佛三昧，在香山念佛期間，寫了一首《念佛偈》，字裡行間表現了他求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的堅定信念。偈雲：“余年七十一，不復事吟哦。看經費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句阿彌陀。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終饒忙似箭，不離阿彌陀。日暮而途遠，吾生已蹉跎。旦夕清淨心，但念阿彌陀。達人應笑我，多卻阿彌陀。達又作甚麼，不達又如何。普願法界眾，同念阿彌陀!” 柳宗元 柳宗元一生好佛，曾言“吾自幼好佛，求其道”。少年得志，後被貶到永州。永州期間，結交了很多的佛門朋友，一起研討佛經教義，使自己對佛學理論的認識，由表及裡、由淺入深，內化而升華為智慧、理念、思想、信仰層面的架構。 柳宗元西方淨土思想和情懷主要來源於天台宗，受天台宗的念佛法門的影響，柳宗元以念佛法門指歸淨土，對西方淨土深信不疑，還為此獻淨資重修淨土堂。《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描述了對淨土宗的內涵的分析及其在東土的流傳的過程介紹，以及生信發願踐行的心理： “中州之西數萬裡，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 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於時。其後天台智者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鹹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眾。” 柳宗元的名篇《東海若》，就是他深刻信仰西方極樂淨土，力行持名之法，並以其來挽救禅門“無修無證”偏頗的佳作。 柳宗元的淨土情懷和踐履，體現在他對淨土一法理念和行持的深刻理解上，《東海若》陳述淨土法門的事理因果，令知去取，勸信發願及行持，體現了柳宗元對於淨土法門甚深的宗教情懷。 蘇轼 蘇轼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以儒教治世、以佛教治心的環境裡，不僅佛緣深厚，且宿慧卓絕。《居士分燈錄》中，記載了蘇轼前生疑為五祖寺師戒禅師的典故。前世為僧，今生多慧，東坡居士有許多涉及佛教的作品，法義圓融通達，事理得體巧妙。例如《廬山三詩》，是蘇轼修學佛法早期，游廬山宿於東林寺而有所發省。《題西林壁》雲：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此詩有事有理。事者，事相。此山橫看成嶺。側看則成峰。遠看近看，高看低看，山勢各各不同，皆非盡見廬山全境，故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之中故，不能盡見廬山真境。後雲縱然不盡廬山真境，也許各各親見廬山而已。理者，理性。東坡為五祖寺師戒禅師後身，乃悟道之人。欲即事以顯理，故吟此詩。以廬山喻理性，若峰若嶺，皆不離廬山。喻若依若正，無非唯心所成。不識廬山真面目者，不識心性本來面目也。只緣身在此山中者，身亦在心性之中，故不見心性之全體，雖不見全體，亦許各見心性而已。東坡即事顯理，以詩說法，體現了他高遠的悟境。 蘇轼的淨土情懷主要體現在他多次施捨財物以造作阿彌陀佛像，並且作了不少頌佛詩文，他為死去的親人、朋友作水陸道場，以求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往生集》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冊)記載：“宋蘇轼。號東坡。官翰林學士。南遷日，畫彌陀像一軸。行且佩帶。人問之。答曰。此轼生西方公據也。母夫人程氏殁。以簪珥遺赀，命工胡錫。繪彌陀像，以薦往生。” 文彥博 文彥博是北宋時期政治家、書法家。《淨土聖賢錄》記載：“文彥博素皈信佛法，晚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晨夕行坐，未嘗少懈。發願雲，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居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為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從而化焉。年九十二卒。” 後人偈贊雲：“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 文彥博的淨土情懷和實踐，是基於了脫生死、出離生死輪回的願望，站在佛教淨土本位立場上而生發的。文彥博作為當朝宰相，其淨土情懷和踐履體現在信(西方極樂世界)、願(願生彼國)、行(專念名號，恆常不斷)三方面，其特點是體現出淨土一法出世的超越性理念。其中，結淨土蓮社，體現了自利利他、己所欲施於人、推己及人的博大胸懷和對淨土法門法理和行持及因行果報的深深認同。 江公望 《淨土聖賢錄》記載：“江公望，字民表，嚴州人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谏，尋出知淮陽軍。蔡京為政，嫉諸言事者，編管安南。居常與妻俞氏，蔬食清齋，修念佛三昧。著念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間之法，欲得成辦省力，莫若系心一緣。即如稱念阿彌陀佛，有巧方便，無用動口，不出音聲，微以舌根，敲擊前齒。心念隨應，音聲歷然。聲不越竅，聞性內融。心印舌機，機抽念根。從聞入流，反聞自性。是三融會，念念圓通。久久遂成唯心識觀。若是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消除。法法全真，門門絕待。瞥爾遂成真如實觀。初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乃至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自不相妨礙。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月，便成三昧。所謂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見佛。” 此段文，體現了江公望專修念佛三昧的實踐和體悟，也是他淨土情懷和踐履的根本所在。與《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中“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的教敕不謀而合。 宋史記載：江公望有位兒子早已經過世了，有一天托夢給舅舅，希望他父親江公望，能夠到天寧寺，轉讀《寶積經》，祈求他能夠得生善處。又說他曾經見到陰間地府中有一個金字的石碑寫著：“江公望自居谏言職責之官，心中思慕宣說苦空無常的佛道。努力精進修清淨行，心中無有貪愛染污，動靜之間不違佛法，語默之際常契宗風。名字已經預先脫離了幽冥世界，身心必定歸於極樂淨土。” 江公望的淨土情懷和踐履體現在他專修念佛三昧，與淨土教典相合，對於當時修學淨土之人，具有甚深的啟發作用。 吳秉信 《淨土聖賢錄》記載：“吳秉信，字子才，明州人。紹興中，官於朝。與秦桧忤，斥為黨人。歸而築庵城南，日夕宴坐。制一棺，夜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叩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習誦。久之，桧死，以禮部侍郎召。尋出知常州。二十六年，復被召。至蕭山驿捨，坐，頃之，令家人靜聽，鹹聞天樂之音。即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台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 吳秉信的淨土情懷，體現在他抓住淨土一法出世本懷，將現生榮華富貴置之度外，夜臥棺中，心無牽掛，一心念佛，以即生決志求生淨土、了脫生死大事為志願，甚為豪氣。臨終瑞祥顯現，天樂來迎，亦是他一生精進、念佛不辍的真實回報。 王日休 王日休，字虛中，龍舒(今安徽省)人。國學進士，棄官不就。王日休精博貫通群經，而且訓诂注解儒家經典《六經》、《論語》、《孟子》的文義有數十萬言，有一天突然全部將之捨棄，並說：“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佛。六十歲時，布衣蔬食，日課千拜。 王日休居士的淨土情懷體現在他所著的《龍舒淨土文》中。文中殷勤勸勉，上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夫、乞丐、僮僕奴婢、官署中的差役，以及優人藝妓等一切人，引導他們皈依佛門，並勸修淨土法門。其懇切之心，就好像是父兄在教導子弟一般。宋度宗鹹祐年間，呂元益重刻《龍舒淨土文》，至祝願篇，得捨利三顆，足見該《龍舒淨土文》至誠懇切、暗合佛意，其教化利益甚重。 王日休居士自己每天所祝禱發願，志求往生西方，為度脫一切眾生同生極樂，字字句句流露出憫念眾生的悲願。王日休將卒前三日，遍別道友，勖以精修淨業，雲將有行，不復相見。到了時間，他安然地與學生講完書，像平常一樣禮誦。到了三更時分，忽高聲稱阿彌陀佛數聲，說：“佛來迎我!”屹然立化。 王日休居士具有濃厚的淨土情懷和誠摯的踐履，體現了真信西方極樂世界和阿彌陀佛，切願往生，不貪戀世間名譽地位，並有持名念佛之正行。以至於淨土宗第八代祖師蓮池大師贊言：龍舒勸人發願往生西方，最為激勵懇切周到，並不只是談論而已，也是自己確實做到，得到應驗的。至於臨終之際，那樣殊勝而且奇特的祥瑞感應，真是照耀千古。嗚呼!王公莫非是西方淨土的聖賢，大慈大悲倒駕慈航，垂手來接引眾生的呢! 楊傑 《淨土聖賢錄》記載：“楊傑，字次公，無為人，自號無為子。元豐中，官太常。初好禅宗，從天衣禅師游，參龐公機語。及奉祠太山，睹日出如盤湧，忽大悟。熙寧末，以母憂歸，閒居閱藏經，遂歸心淨土。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 楊傑居士尊崇佛法，明悟禅宗，傾心淨土，謂：“眾生根有利鈍，易知易行，惟西方淨土，但能一心觀念，總攝散心，仗佛願力決生安養。”深知淨土法門之殊勝，其淨土思想，理事圓融，真俗不二，深明天衣義懷禅師“唯心淨土”和永明延壽大師“唯心淨土不礙熾然求生”。晚年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平生著述，多指歸淨土。 楊傑居士臨終時說了一首偈：“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蓮池大師贊語曰：“吾願天下聰明才士，成就此一錯也。”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也說出大贊之言：“此可謂真大聰明，不被聰明所誤者。” 《東都事略》記載：“楊傑既卒，其後有荊王夫人，夢游西方，見一人坐蓮華上，其衣飄揚，寶冠璎珞，莊嚴其身。問何人，雲楊傑也。” 楊傑唯事西方、處處指歸，體現出濃厚的淨土的超越性情懷，同時真切的實踐念佛，終於取得超越生死輪回的大利。“將錯就錯”一語，猶如“以毒攻毒”、“用兵止兵”，實乃深谙淨土一法理事圓融之道，以及淨土修因證果的整個過程，能取得如此殊勝的出世利益，亦在情理之中。 小結 唐宋期間八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深厚的淨土情懷和虔誠的踐履與他們對人生的價值和定位的探求有直接關系。其淨土情懷和踐履，揭示了淨土一法的終極的生命超越性，以及現實的價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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