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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經》淺說
《壇經》淺說 黃志輝 《壇經》的書名，稱謂不一。敦煌寫本稱《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惠昕本稱《六祖壇經》，契嵩本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宗寶本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此外還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注》、《施法壇經》、《法寶壇經》、《壇經》等名目。本來，對佛教說來，只有釋迦牟尼本人的傳法記錄，才能稱之為“經”，而我國佛教徒將慧能的活動和講經語錄也尊稱為“經”，這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據說慧能曾在法壇傳法，門徒敬他如佛，便把他的法語匯集成書，稱為《壇經》。 《壇經》的思想，基本反映了慧能的思想，又不全是慧能的思想;因為《壇經》的成書，出於慧能弟子的記錄和整理。而《壇經》在長時期的流傳過程中，又經過後人多次的增改。 慧能(638—713)，一作惠能，俗姓盧，南海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人。幼年喪父，稍長賣柴養母度日。因聽人讀《金剛經》，慕名往蕲州黃海縣(今屬湖北省)禮拜五祖弘忍。初在寺內隨眾做舂米等雜役，前後八個多月。適遇五祖傳授衣法，慧能文化水平很低，請人題寫了與神秀針鋒相對的菩提偈，為弘忍所賞識，傳為六代祖。後來，他只身南下，機智地避過佛教徒內部爭奪法衣的風險，畢生在韶、廣二州行化，門徒很多。 《壇經》的成書年代，說法不一。任繼愈、李富華說“約成書於676年”(《佛教經籍選編》)，即慧能“開山”傳法的儀鳳元年;胡適說“其著作年代在開元二十二年(734)以後”(《壇經》考之一)，即神會(668或686—760)“滑台之會”，樹立南宗頓教之後。至於敦煌寫本的成書時間，郭朋則定在780—800年之間(《壇經校釋·序言》)。由於敦煌古本久已失傳，社會上廣為流布的，都是宋以後可能據另一古本(未見)編修的，最重要的有北宋惠昕本(967)、北宋契嵩本(1056)和元初宗本(1291)。大體說來，敦煌寫本雖寶然也不是《壇經》法海本的原本，但基本上還是慧能講經語錄的實錄，比較接近慧能本人的思想。近人郭朋以日本學者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的敦煌寫本——法海本《壇經》為底本，參校幾個改編本酌予訂正，出版了《壇經校釋》，是目前比較完善的本子。 《壇經》的內容相當繁雜。據《壇經校釋》整理，共有自然段落五十七節，約11200余字。全書可分為上，下兩篇，現依次概略介紹如下： 上篇從第一節至第三十七節，約7000余字，記述慧能應韶州刺史韋琚之請，從曹溪至韶州城內大梵寺所進行的一次傳法活動。這是全書的主體。據印順考證，這部分寫於慧能生前(《中國禅宗史》)。 第一節，簡述傳法的地點、主持人、參加人數及記錄者，說明慧能由曹溪至韶州傳法的緣起，顯示這次傳法活動的隆盛，也是《壇經》命名的依據。 第二節至第十一節，慧能向聽眾自我介紹身世和經歷。 第十二節至第三十三節，是慧能在大梵寺的傳法記錄，即全書的核心部分。 第三十四節至第三十七節，慧能講經之後，回答使君(即韶州刺史韋琚)提出的三個問題。 下篇從第三十八節至篇末，約4000余字，包括慧能平日與弟子的談話、臨終囑咐和身後安葬等事，也可稱為附篇。這部分當寫於慧能寂滅之後。 第三十八節，總結慧能一生行化的時間、地點和門徒的總數，強調南宗以《壇經》為惟一“依約”。 第三十九節，概括說明南北二宗的異同。 第四十節至第四十七節，記述慧能平日向志誠、法達、智常、神會和十弟子傳法的要點，以示南宗能廣納各宗，達於大盛。 第四十八節至第五十三節，記述慧能臨終前的遺囑，包括造塔辭別、預言亂法和明示傳法世系三件大事，並有幾篇反映南宗基本思想的偈頌，說明禅教的思想淵源。 第五十四節，誇述慧能滅度和埋葬時的祥異景象。 第五十五節，注記《壇經》的編集者和流傳的情形。 最後兩節，指出持受《壇經》的基本條件，以示高度的嚴肅與虔誠。 《壇經》反映了如下基本思想： 一、“自性萬法”的本體論 “佛性”論是《壇經》首尾一貫的中心思想。“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按佛教的傳統教義，過去有“佛”，將來也會有“佛”，人人都有可能成“佛”。關於這一點，《壇經》發揮得十分徹底。首先，所謂“佛性”，指的是人的“自性”。其次，沒有什麼此岸、彼岸、東方、西方之別。在慧能看來，宇宙的一切，都不過由“自性”幻化而成，或者說是“佛性”的表現。總之，慧能認為：人的“自性”，不僅是“佛性”和“西方”的同義語，還是最高的本體：“性含萬法”，“萬法自性”。《壇經》的其余各種思想，都由此衍生。 二、“本心般若”的認識論 《壇經》的認識論，以其“自性萬法”的本體論為基礎，可以概括為三句話：“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為宗”。“無相為體”：就是對於各種對立的“相”，“於相而離相”，做到超塵脫俗，視而不見。“無住為本”：不是“念而不住”，而是“無住一處”，這是做到“於相而離相”的基本途徑。就是取消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不專注於某事某物，自然既不貪戀，也不煩惱，“念念不住，即無縛也”。“無念為宗”：做到“無相”、“無住”，進一步還要“無念”，“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所以，要“境上不染”，“百物不思”，“於念而不念”，沒有任何念頭，也即停止一切思維活動。 當然，《壇經》的所謂“無相”、“無住”、“無念”，全然是針對“本心’’來說的。既然“自性”便是本體，所謂認識與智慧，也就以“自性”為限。必須“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惠”;“自心除妄”、“自性自度”;“若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這是一種極端神秘的蒙昧主義和不可知主義。是要人們無知、無慮、無求、無怨，渾渾噩噩地度過一生。 三、“自心頓悟”的方法論 《壇經》倡言“頓悟”成佛，是佛教修養方法的一次重大改革，體現了南宗區別於印度佛教的一大特色，也標志著我國佛教的根本性變化：一是中國化，二是簡易化。慧能強調“智惠觀照”，“不假文字”，就是有意放棄眾多的佛教經典，不作任何考證，“直指人心”，只憑個人虔誠的主觀信仰。這種高度快速的成佛途徑與方法，既迎合了中下層群眾尋求解脫的迫切願望，尤其適應佛教危機以後的發展需要，因而也是南宗得以延綿不絕，最終成為佛教主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宗修行的簡易化，來源於《壇經》“頓悟”成佛的理論主張。在慧能看來，既然“自性”就是本體，而“自性’’本來又是“淨”的，所以眾生能否成“佛”，無須外求，關鍵只在於“自性”的“迷”或“悟”。修養方法也極簡單，就是排除“妄念”，“明心見性”。 自然，要“易”要“快”，仍然要“從於自心，頓現真如”;“不離自性”，才能“見性成佛”。這是“易”和((J陝”的途徑與方法，也是“易”和“快”的前提。這樣，就把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統一起來了。 在慧能以前，只有禅學，沒有禅宗，而《壇經》則是禅宗的“宗經”。 佛教在我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中占據重要地位，佛教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滲透到宗教、哲學、道德、文學、音樂、建築、雕塑、壁畫、美術、天文、醫藥諸文化領域。禅宗作為佛教中國化的產物，自然有重大的影響。 不少學者正確指出：沒有禅宗，就沒有宋明理學。“唐代之禅宗，從上是佛學之革新，向後則成為宋代理學之開先，而惠能則為此一大轉折中之關鍵人物。”(錢穆《六祖壇經大義》)唐宋以後的哲學家，唯心主義者固然直接采撷於佛教，他們的思想淵源，無疑都來自《壇經》。由於禅宗的心性理論揭示了不少哲學上的重大問題，留下豐富的思想資料，唯物主義者如柳宗元、劉禹錫、王夫之、戴東原等人，也不得不“出入佛教”，從中受到深刻的啟示。至於《壇經》所提倡的大膽懷疑的獨創精神，更為歷代先進的思想家所繼承。 《壇經》不僅是探索中國宗教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必讀典籍之一，而且由於它的通俗性、形象性和流傳的廣泛性，還為歷來許多文學史家、文學理論家及文學作家所重視。 作為中國文化史的一塊裡程碑，《壇經》和許多優秀的傳統文化典籍一樣，不僅有豐富的史料價值，還有一定的美學價值和應用價值。《壇經》的優秀成分，已經融合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隨著我們對它認識的加深，它的精華和積極因素，經過消化和改造，還會繼續被我們新文化的機體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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