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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原上修煉：一個法國和尚的故事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馬蒂厄和導師頂果欽哲仁波切 　　文：真源 　　信仰，跨越了膚色、國籍，他有高鼻子、藍色的眼睛，但這絲毫不妨礙他披上紅色的法衣，融為高原上最寧靜、動情的風景，更化身為東西方文化、科學互通的一座橋梁。本文原名《一個法國和尚的故事》，是香港覺真法師采寫，刊登在《香港佛教》上的真人真事。 　　馬蒂厄·裡卡爾，這是我們的主人公——一個法國和尚出家前的原名。 　　馬蒂厄出生在巴黎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讓-弗郎索瓦·勒維爾是法國當代思想大師、法蘭西院士、著名哲學家。母親雅娜·勒圖穆蘭，是一位畫家。(這位母親後來在兒子的影響下也皈依佛門，成了法國最早的比丘尼之一。)舅父雅克—伊夫·勒圖穆蘭則是一位著名的航海家。 　　出身這樣的家族，不用說，馬蒂厄從小受到良好的教養有素的系統教育。他生於1946年，22歲時就獲得了巴黎理工學院的理學博士學位，並且是1965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弗朗索瓦·雅科布的得意門生。後來他又在巴斯德學院任研究員，從事生物學方面的高等科學研究。說這位“和尚”，出家前已系統地接受了歐洲的也就是西方的最高水平的現代科學教育，我想是並不為過的。 　　旅行——走向東方，第一個師父 　　1966年，20歲的馬蒂厄，還在巴黎理工學院讀書。有一天，他看了自己的朋友阿爾諾.戴雅爾丹攝制的一部關於西藏佛教大師的電影，其後又看了他的另一位朋友勒布瓦耶博士從印度大吉嶺帶回來的錄像，還聽了他們在喜馬拉雅山所遇的一些描述，馬蒂厄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受，受到了那些精神大師的吸引。 　　最感到震動的，是他把西藏的佛教修持者，看作是“最符合我們理想的聖者、完人、哲人”。這些人，是智慧的活榜樣。於是，他在內心對自己說：“如果有可能，在人類方面達到完善，那一定就是如此。”盡管這時他對佛教沒有任何概念，僅僅從電影、錄像中所感受到的，他已預感到佛教有一種深刻的啟發，一種通過對比而看到了希望的源泉。 　　是一種什麼對比呢?我們不會忘記，由於他的家庭的原因，他從小就接觸到了許多當時的哲學家、思想家、詩人、戲劇家、音樂家、科學家……可是，在他看來，盡管他們有才華、有知識、有技藝、有成就，但總覺缺了一種東西，十分重要的東西——人的完善(perfection humaine)。越是與他們對比，就越是讓他更傾向於那些西藏的佛教大師。於是，他從巴黎動身，走向東方。 　　在他出發之時，給他看佛教錄像的那位朋友——勒布瓦耶博士，托他帶一筆錢，轉交給印度的一位耶稣會神父，由神父供給一位西藏大師康玉爾仁波切。這位大師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之中。馬蒂厄到達的第二天，無巧不成書遇上了康玉爾仁波切，70多歲的西藏喇嘛——他的第一位師父。 　　他在師父的身邊整整三個星期，語言也不通，除了靜坐、冥想，別的什麼也沒有。然而，馬蒂厄後來回憶說：“是他的人身、他的存在，給我以印象：深沉、力量、寧靜，從他身上散發出來，並開啟我的心靈。” 　　三個星期後，他又旅游了喀什米爾、大馬士革、伊斯坦布爾，最後因為得了傷寒，不得不返回巴黎。回到他工作的巴斯德學院之後，他不斷回憶著他那西藏師父的品質，他終於認識到了與這位師父相會的重要性 　　出家——為了生命的意義，為了改造自己 　　記得上海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說過：“只有佛教是真正改造自己的。”她說這句話是在她生命的晚期，上個世紀的90年代初。然而，巴黎的馬蒂厄在70年代就說過相同的話了。 　　1967年到1972年，馬蒂厄在雅科布教授的身邊從事細胞生物學的研究已達5年，取得了不凡的成績。這時，雅科布派他到美國去開辟一個新的研究主題。但是，他的心在喜馬拉雅山，他要把他的科學精神用在完成一項“真正的內心改造的極有生命力的研究上”，他沒有去美國，為了重新會見他的師父，馬蒂厄又回到了印度。 　　這一次，他在他師父康玉爾仁波切的身邊一直生活到1975年他去世。接著，他又到師父所住的寺院上方一個小隱修院中去繼續修行。就在此時，他遇到了他的第二個師父——狄爾戈·赫延采仁波切。赫延采仁波切是來為已故康玉爾仁波切主持荼毗(火化)儀式的。 　　當時馬蒂厄原准備同他的幾位朋友一起按照傳統掩關三年。他問赫延采仁波切，赫回答說：“只要我活著，你就一直在我身邊學習。”就樣馬蒂厄在他的第二位師父身邊又生活了12年。聽他的教誨，侍候他，陪同他旅行。期間，於1979年，按藏傳佛教的儀式披剃，馬蒂厄做了和尚。 　　正如他的哲學家的爸爸所說，他的兒子皈依佛教，“既不是為了從中找到一種生存的補充，也不是為了一種將按西方的標准正常地進行下去的生涯，找到一種精神添加物。而是放棄這個生涯，完全投身於佛教實踐。” 　　兒子在回答爸爸的提問“為什麼你萌生出家做和尚的這個決定”時，說得更直率：“我確實有過科學生涯，可是我的出家做和尚，絲毫也不構成對於科學研究的否決。科學研究，即驗證科學研究卻不能解決生存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科學盡管本身非常有趣的，並不足以給予我的生命以一種意義。”　 　　馬蒂厄·裡卡爾 　　他還告訴他的哲學家的爸爸：“我對佛教的認識，對現象世界(monde phenomenal)的本質和對精神本質的澄清(elucidation)，這是內心改造的結果。” 　　哲學家的爸爸也有點弄不懂了：“你的父親和母親原都出身於天主教家庭，你又在一個科學的環境中接受了一種世俗的理性主義的教育。你與那位哲人的第一次交往，他雖然沒有對你說話——因為你們那時實際上不能以任何語言進行交流，卻對你造成如此巨大的影響，你究竟是屬於宗教意義上的皈依，還是純粹哲學意義上的感悟呢?” 　　這一回，真的輪到兒子來給爸爸上課了。馬蒂厄說：“我覺得我是帶著天真未開的心靈來到了佛門，這對於我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幸運。正是與一位精神大師的相遇啟發了我的精神道路上的真正獻身。這位哲人康玉爾仁波切，他代表一種完善。賦予他的價值的，不是一種抽象的思辨，而是一種直接的經驗，一種驗證——得自於我自己的感悟。” 　　“我怎麼領會佛教呢?它被宗教人士排斥，他們說它是一種無神論哲學，一種精神科學。而哲學家們又不把佛教歸於哲學，說他是宗教。所以佛教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公民權。但也許這正是一個優勢，它使佛教在宗教與哲學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如果人們所說的宗教是指對一種教義(dogme)的贊同，人們出於盲目的虔誠而接受它，根本不用去親自證悟，那麼，佛教確實不是宗教。如果人們所說的信仰，是指對於真理的發現而產生的一種內心的不可動搖的確信的話，那佛教決不排斥信仰，信仰也就是面對這種內心改造的驚歎。” 　　“佛陀一再教導我們，要考察他的教導，思索，求證，不應當僅僅出於尊重而接受它們。就本質而言，佛教是一種存在於一切時、一切環境都適用的智慧。佛陀的教導就像人生的指南，使人走上到達覺醒、到達對於精神世界和現象世界本質的最終認識的道路。” 　　“所以人們尊敬佛陀，不是作為上帝，作為一位聖徒那樣被尊敬，而是作為最終的哲人，作為覺醒的人格化身被尊敬的。”我不知道這個法國和尚有沒有幫助他的哲學家的父親弄明白佛家真谛，但我們的確被他的理解所感動了。 　　轉世——西藏佛教的特殊經驗 　　我在跟隨恩師茗公上人轉徙江浙粵各地講經的歷程中，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迄今為止，人類的一切文化，包括宗教，都是人類的已經驗。佛教的思想體系，是釋迦牟尼的已經驗，也是釋迦牟尼以來特別是龍樹、提婆、無著、世親等無數祖師大德的已經驗。 　　要讓我這個“未經驗”來介紹佛菩薩的“已經驗”，而且要讓更多的“未經驗”的受眾來理解佛菩薩的“已經驗”，這該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所以我在讀一位著名學者所著《禅宗與中國文化》這本已印刷九次的暢銷書時，不知怎麼寫了這麼一句讀書筆記：“釋迦牟尼用智慧的眼睛看人，而作者用人的眼睛看釋迦牟尼，這就是一種未經驗的誤差吧。” 　　我這裡沒有絲毫對作者不敬的意思，我仍然只是意圖說明，以世間的“未經驗”去對出世間的“已經驗”作出譏評，恐怕要出笑話了。我的這一思考想不到在馬蒂厄這個法國和尚的身上也遇到了。馬蒂厄跟隨他的師父赫延采仁波切生活了15年。1991年赫延采仁波切圓寂了。1996年馬蒂厄父子來到加德滿都的一所寺院，這裡要為一個3歲兒童舉行坐床儀式，確認他為赫延采仁波切的轉世靈童。可是哲學家的父親把這看成為迷信，而且還認為佛教不是講涅槃，根本不須要轉生到另一個存在的嗎? 　　兒子回答父親的問題很巧妙，他分三個層次來告訴他的父親：“第一，西藏佛教所說的轉世並不是實體的遷移，也不是靈魂的轉生，而是一種‘功能’的‘連續’。也就是說，並沒有一個靈魂或一個人的本體在從事轉世的行為，這可看作脫離了肉體的意識流的調節。佛教認為一切存在的狀態，並不限於現在的生命。” 　　“比如，我們已經認識了出生之前的存在狀態，那麼，我們還可以認識死亡之後的存在狀態。我們是否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存在一個與肉體相分離的非物質的意識?既然生存狀態是連續不斷的，那麼又是什麼將這些連續的生存狀態連接在一起呢?這是一種連續(Continuum)，一種永久進行的意識之流，但沒有任何一種獨立實體在其中通過。說白了，這是一種功能的連續。” 　　“第二，許多西藏的佛教大師們，同在山洞中隱居修煉了17年的頂果欽哲仁波切一樣，將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靜觀(禅定)了。在他們之中，不少人達到了一種對精神的非凡控制。實際上，我在他們身邊總共生活了20年。” 　　“他們能證明存在著一種非物質的意識，而且還能感知另一個存在者的意識之流(注：俗稱為他心通)。這些人，我從沒有聽見他們說謊，他們從沒有欺騙過任何人，在他們身上我從沒有發現絲毫對他人有害的思想、言語和行動。我認為合乎情理的是對他們給予信任，而不是輕率地說這是迷信。” 　　“同樣，佛陀說死亡只是生命的一個階段，意識在死亡之後依然延續。我們雖未親身感知這個意識，但鑒於佛陀一切可證實的教化，都是真實的、合理的，因而我能相信他表達了真理而非相反。佛陀的目的是為眾生照路而不是使他們迷路，是幫助他們離開苦難而不是將他們推入苦難。” 　　“根據佛教有三個標准允許人們將一種斷定視為有效的，即：由直接經驗所證的真實，不可否定的推斷和值得信賴的證據。現在，我就要說到我自己的直接經驗了。” 　　“第三，我的導師頂果欽哲仁波切去世後，他最親近的弟子和同伴之一，給我寄來了一封信。他說在夢裡，接受到了頂果欽哲仁波切轉世靈童的父母的名字，以及我們應去尋找的地點。我完全清楚他，他要尋找這個世界上他最尊敬的人的轉世化身，其目的不是去找一個寺院的住持，而是要確認一位哲人的精神的延續。” 　　“希望找到這位後來者，仍保有像前任一樣能夠救渡別人的崇高品質。現在惟一能最終證明有一種非物質意識的實在性的，就是西藏佛教中轉世的存在了。” 　　“和他們相處的20年中，我多次驗證到他們確實知道我本人的剛剛產生的思想。舉個例子，當我有一天在靜觀中沉思時，我忽然想到我在年輕時殺死過不少動物，有一次還用槍向一只兔子射擊，我突然意識到這是對生命的傷害。” 　　“我決定去找當時的第一個師父康玉爾仁波切，向他忏悔。我來到他的面前，不等我開口，他就通過他的兒子(當時我不能說藏語)翻成英語對我說：‘你一生中殺死了多少動物?’我微笑了，只此一次，就足以開放精神。我還應該說，這些西藏大師總有一種謙遜的態度，他們一直在進行這種體驗，但他們很少讓它顯露出來。” 　　“他們不喜歡炫耀自己，也不願讓別人留下印象。正是這些大師根據他們的體驗，常常談到意識在死亡之後的一種狀態。我這才明白，如果人們將信仰定義為一種由經驗而產生的確認，那麼怎能降低他的虔誠呢?可惜要讓一個未經驗的人，去分享別人的經驗，那的確是很困難的。偏偏佛教的信仰是反對教條的非理性的盲從的。” 　　“現在要接續到前面的故事，由我自身的親歷作證了。我在接到前面所說的那封信後，親自參加了尋找恩師轉世靈童的工作。經歷了說不盡的種種困難，終於找到了那個兒童。他生於1993年，當時才3歲。一發現這個孩子，我們決定在一個山洞中為他舉行長命儀式。” 　　“主持儀式的大師要給每一個參加者分發一點紀念品(聖物)，那個3歲的孩子從主持者手中搶過聖物，一定要由他自己來頒給。盡管他當時實際上才兩歲半。他清清楚楚地喊出了許多人的名字，包括頂果欽哲仁波切的孫子。” 　　“最驚人的還不是這個，在當時一百多個出席者中，有一位已故頂果欽哲仁波切的老僕人，他從幾百裡之外的不丹王國趕來。當這個兩歲半的孩子祝福完了靠近的一些人之後，主持人問他：‘現在……完了嗎?’孩子說：‘不，不。’他用小手指了很遠地方的一個人。一位和尚跑過去，指點著那一群人中的某個人，‘這男人，這女人……’都不是。一直點到了那位不丹來的老僕人，孩子才說：‘對，是他!’人們把老人讓到前面來，孩子立起來給他祝福，那老人淚如雨下……” 　　在聽了兒子三個層次的陳述後，父親終於說：“這個特殊的孩子身上有一種特殊的現象記憶(MemorirePhenomenale)：我不懷疑這些內在的實驗證明，對那些體驗到它們的人所具有的真實性。你說到的這種親證的經驗，只有有過它的人才是完全有說服力的。” 　　馬蒂厄又告訴他的爸爸說：“2500年來，人們一直在努力使形而上學理性化，使形而上學像數學一樣嚴密，但是人們從來沒有辦到。因為，從本質上說，形而上學不屬於這個親證系統。親證系統屬於精神實現，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實在性。” 　　“肯定的是，我在親自見證了思想傳遞之前，我當然不會相信它。那個兩歲半的兒童從眾人中認出那位老人並使之走近他的這件事實中，我有幸親眼看到了。但我在精神道路上的最深刻的確信，並不是來自這類事件，而是來自我對靜觀(禅定)真理的每時每刻的確認。指責別人錯了的往往總是在科學領域，可惜人們不能將靜觀(禅定)研究的結果，強加給那些沒有向這些結果敞開心靈的人。” 　　結束——探討不會結束，人類仍將不斷認識自身 　　為了印證兒子的精神實現，哲學家父親跟隨做了和尚的兒子，從巴黎來到印度、不丹、尼泊爾，還走到了喜馬拉雅山，他們一路傾心交談，通過對話，互相探討。從精神科學、佛教心理學、靜觀(禅定)科學一直到格式塔心理學、分析心理學;從羯磨(karma)、輪回(samsara)、涅槃(nirvana)、中陰期到聞思修、自度度人;從佛教到其它宗教;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從哲學家、歷史、科學與政治一直到當今的社會現實……，他們都有精彩的深入的探討。 　　一個從佛教的義理、出家後的體悟，侃侃而談;一個從思想家的襟懷、哲學家的廣博知識和對兒子的理解，不偏不激，實事求是。限於此文篇幅，我不能不結束此文了。但他們的探討不會結束，信佛的人和不信佛的人、東方和西方、科學家和佛學家總還會把這樣的探討繼續下去，人類仍將不斷認識自身，不斷開發人自身的內宇宙。一個法國和尚的故事，是佛教的種子落入西方土地後盛開的無數鮮花中的一朵。 　　這位父親——哲學家讓·弗朗索瓦有一段話既幽默又值得深思。他說：“雖然近來巴黎出現了‘咖啡館哲學家’，他們舉行自由參與的公開會議，但是他們所激起的爭論的水平，幾乎不超過櫃台的水平。近來在西方表現出來的對於佛教的驚人的好奇心，是不是由於這一空白，由於沒有值得人們感興趣的爭論?” 　　這使我想到英國歷史學家阿爾諾德·湯因比的一句話，他說：“二十世紀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也許是佛教到達了西方。”他的兒子從科學研究的權威機構跑到東方來出家了;許多中國僧侶、西藏喇嘛走上了西方各國高等院校的講台和歐洲著名修道院的演講廳;甚至許多西方的基督徒，對佛教也都形成了一種高度的見解。 　　如美國著名的苦修會教士托馬斯·梅爾東也為他到一些佛教師父身邊居住了一段時間，增進了了解“而感到幸福”，說：“佛教徒中有眾多的達到了冥想和靜修的非凡高度的人。”東西方長期的隔離，今天已被打破了。隔離的溝壑，只是缺乏交流。拒絕交流就是制造隔離。而隔離和隔膜，都是很可怕的。 　　馬蒂厄——這個法國和尚說得好：“經歷了許多世紀的互相無知之後，在最近的20年，佛教與西方思想的那些主要潮流之間的一場真正對話，已經開始建立，佛教就這樣取得了它在哲學史和科學史上應有的位置。我們從早到晚，在我們生命的每個時刻，都在與我們的精神打交道，這個精神的最微小的改造，也會對我們的生存過程和我們對世界的感受產生巨大的影響。” 　　【補充資料：康玉爾仁波切】 　　康玉爾仁波切，即是寧瑪派大伏藏師——甘珠爾(Kangyur)仁波切。甘珠爾仁波切從西藏移居印度大吉嶺山區。在他晚年的70年代，西方知識分子正開始探索東方的性靈智慧，逐漸成熟了藏傳佛教盛行西方的因緣。 　　當中，甘珠爾仁波切特別與來自法國的尋道者有緣，例如:《僧侶與哲學家》一書的作者馬修.李卡德(一譯馬蒂厄·裡卡爾)，即因與甘珠爾仁波切直接相處的經驗而開啟他的學佛修行之道——“7年，我住在我老師康玉爾(甘珠爾)仁波切那裡，直到1975年他過世為止。” 　　甘珠爾仁波切的長子貝瑪汪加仁波切在訪法教學期間，為前後二任寧瑪教主——敦珠法王和頂果欽哲法王的訪法之旅奠基。近年來，甘珠爾仁波切的轉世——尼泊爾的明就仁波切，即常受邀說法。明就仁波切著有《根道果》《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影響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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