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與人的廣泛社會關系中,有許多關系是“非對等關系”,即我方面付出與他方面無條件接受的關系,如慈悲、孝敬、施捨、贈予、同情、幫助、個人捐贈、社會慈善、法律援助、各種各樣的救助、救濟行為,等等。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多的社會關系是雙方對等關系,即存在付出與回報的等價道德關系,如政府與公民的管治關系,貿易關系、交換關系,愛情關系、婚姻關系,家庭責任關系,利益性朋友(俱樂部)之間的關系,等等。
良性的等價道德關系,來自社會信任,社會信任來自社會誠信,社會誠信來自道德良知。人性本善,不善乃是習氣而已。什麼辦法能夠抑惡習而揚本善,唯有依靠教育。幾乎所有形態的社會都同時使用兩種教育方式:制度教育和宗教教育。
現代社會主要依靠“制度教育”,表現為政府推動,學校承擔,社會協助。制度教育,實際上是在社會成員精神中播種“責任”和“義務”的種子,這些種子在等價關系發生作用時,視等價關系為利益平衡關系。它同時借助強制的、功利的“約束機制”,對抗違背誠信的行為。
應該承認,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是宗教教育,挽救社會信任危機的良藥,捨宗教教育而誰呢?例如,佛教教育表現為本覺開啟,智慧現前,慈悲為懷。它的著眼點是在社會成員中播種人性本善的種子,播種物我一體的共存共榮觀念,這些種子在等價關系發生作用時,視等價關系為慈悲喜捨關系(非等價關系)。它同時依靠“因果關系”機制,自覺、自我制約偏離誠信的行為。
有些西方大國借助宗教教育培養社會誠信比較成功,尤以基督教、天主教做得最成功,其原因主要是這些宗教,有一套完善的教育體系,即還原和完善了宗教作為“社會道德良知教育”和“生命教育”的本來面目,避免了變質宗教的迷信色彩和落後性包袱。
淨空法師五十年致力的工作,就是恢復“佛教非宗教,而是至善圓滿之教育”的本來面目,他說:“佛教是佛陀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釋迦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內容就是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我們生活的環境。知覺名佛菩薩,不覺名凡夫。修行就是將我們對宇宙人生錯誤的看法,想法,說法,做法,加以修正。佛教的修行綱領是覺正淨。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並依戒定慧三學,以求達到此目標。修學的基礎是三福,待人依六和,處世修六度,遵普賢願,歸心淨土。佛之教化能事畢矣。”
中國近百年來主要為民族獨立和生存問題所困,全社會的注意力也主要放在“政治生活”、“物質生活”上面,道德的“制度教育”和“宗教教育”衰落了,出現了嚴重的社會信任危機和社會誠信空白。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從“制度教育”角度,闡釋了“社會信任”的含義,指出了“信任危機”的“制度根源”:
社會信任包含三種性質:第一,存有“諾言在先,兌現諾言在後”的時間差。第二,諾言的兌現或行為的發生存在一定的風險(不確定性)。第三,當事者沒有客觀的根據可以絕對相信。現實中存在三種信任形式:人格信任、貨幣系統、專家系統。後兩種形式統稱系統信任。
人格信任。直接或間接地了解了與你合作的“熟人”。與熟人交往往往是重復性博弈而非一次性博弈。從嚴格的邏輯學意義來講,由一個人的過去來推斷其現在和將來並不科學,但現實生活中的人們似乎只能以這種方式來判斷是否可以與之合作。
貨幣系統。其信任結構是從眾,即貨幣(尤其是紙幣)在流通過程中已被證明是可行的,通過了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檢驗,為人們所普遍接受。
專家系統。專家信任結構是三位一體的:科學性,人們是相信科學的;“入場證”,專家們通常都有進入科學共同體的入場證,如高學歷等;同行評議。
鄭也夫教授指出,中國社會在上述三種信任結構中都出現了危機。在貨幣系統裡,當一個社會從政治上消滅了借貸後,它的成員將喪失一種重要的社會能力,信任的萎縮必是如影相隨。在專家系統中,其他領域的評議中的不正之風,都移植和滲透到其專家系統的同行評議中。在人格信任內,“殺熟”已成為社會當中司空見慣的現象,標志著社會信任降到了最低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