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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財富而不流失的方法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聶雲台原著　王潮音整理 　　抗戰期間，上海社會崇尚華麗，奢侈成風。聶雲台老居士有感而作，於1942、1943年間撰成《保富法》一書，刊登上海《申報》，一時傳為佳話。聶雲台居士是曾國藩的外孫，一生親眼目睹諸多顯赫世家的興衰沉浮，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融合歷史的經驗教訓，向人們證明了因果報應的道理。指出其人之居心以及對財物的取捨，與後代子孫的昌達有莫大的關系。不義之財越多，對後代的不良影響越大，聚斂愈多者，其子孫最衰敗。惟有深信因果，行善積德，放遠見識，寬大心量，才是保福保富的最好途徑。 　　上　篇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作官，有的從商，都是炫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業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是上海這樣，在我湖南的家鄉，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其中文官多人，財產比較不多的，後人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說，象曾、左、彭、李這幾家，錢最少的，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門而聞名;李勇毅公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的後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現在的後人多數都是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多數是戰事平定以後，繼續統兵，可以缺額，才能發財。至於擁有五、六十萬到百萬銀兩財產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楊家等，都是後來從陝西、甘肅、雲南、貴州統領軍務歸來的人。金陵克復的時候，曾國藩因為湘軍士氣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時候，改用淮軍。所以湘軍的老將，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系，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調零，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 　　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最顯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個房子，也未曾買過田地一畝。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二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中只要有一張鹽票，就稱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別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領，因此在他逝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號、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借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而君子卻是不為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的很詳細，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這叫作表裡如一，即是誠意、毋自欺，這是中國政治學的根本，如果無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裡”，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是同一風格。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錢，那麼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人民就會受害不小了。 　　請看一看近數十年來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為人長官的廉潔與不廉潔，真是影響非常大啊!所以，《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很大程度上關系著別人的利益、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能夠使子孫有飯吃，所以拼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全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 　　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濟眾人。後來作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使蘇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麼多數人都興發顯貴，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宮。他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兒子們曾經請他在京裡購買園宅一所，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的游園，那麼誰還會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園，才能享樂呢?”范先生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范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布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照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意思，捨財救濟眾人。所以，范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范墳一帶，仍然有多數范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給子孫吃，就請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借此而救全了無數的人民。因為元太祖好殺，而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谏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欲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裡收取財寶，而他卻只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發生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非常見效。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作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錢，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他是因反對英國，以致於引起了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要發財，當時發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他認為鴉片贻害人民，非常的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毀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曾孫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看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裡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干，會發這樣的大財。而當時的林文忠公，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闊老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的岳父蕭家，就認識這位富翁(當時的這兩家同是鹽商領袖)。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勃勃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說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捨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組安先生與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說，沒有別的法子，只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作些好事，這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錢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來說，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若是問他如何敗法?讀者可嘗試著閉目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說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裡悭貪，眼見饑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念，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余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余慶、余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報，若不是現世報，則旁人是不能見到的。) 　　再說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民國十四年(1925年)，我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他的客房，四面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著告訴我說：“這一間房子裡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譽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斗勝，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惟奉承。(驕奢兩字是相連的，驕就是擺架子，奢就是鬧闊。上海常看見的是大出喪，一日之間，花費一、二十萬的銀元，以為是榮耀;但是若要請他們出幾千元幫助赈災，就不大容易了。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並非是單說某一家。這一位主人，當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見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落，加以投機的損失，以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說他們平生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還說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試一設想，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麼全上海的難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所需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余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難民所中的難民才不過一萬幾千人，每人的月費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萬元，也還不過是他們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罷了。再說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去年將近有兩萬多人，前年不過一萬多人，再前年不過是幾千人。就單說去年米貴，死人最多的時候，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這在他們來說，不過是九牛的一毛，然而這一毛，卻是捨不得拔。如果能花幾百萬元，救幾萬個窮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沒有特別的揮霍，就是無論如何的闊綽，還是可以將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萬來用作儲蓄的。這樣一來，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譽，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萬的積蓄。這樣的算盤，實在是通極了。然而他們卻沒有這樣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帳上，歸為己有，任意的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會死的，自己既無子女，結果財產全歸了他人。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只是徒然的帶了一身的罪業，往見閻王，又遺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有諸眾生不識善惡，唯懷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報，愚癡無智，阙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獲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深生痛惜。復有無量悭貪有情，積集資財，於其自身尚不受用，何況能與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及來乞者。 　　他們也掛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藥師經》上，開宗明義就詳細的說明了悭貪不捨的罪過。經上說：“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報;愚癡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得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終，生餓鬼界，或畜生道。因為大富之人，錢財有余，自己也沒有用處，明知道多數人將會餓死，卻不肯施財救濟。若是從道德上責備起來，這簡直是間接的殺人。積錢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負的殺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見到一個極小的孩子，站在井邊，快要落井了。有一個人在旁站著，全不開口，也不拉開這個小孩，而讓他落井死了。我們一定會說，這個孩子算是被他殺死了一樣。而富人見災不救，正是一樣。何況是如此的大富，卻連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捨，那麼馬路上死的幾千幾萬的饑民，豈不是要算他殺死的一樣嗎!殺死幾千幾萬人的罪過，難道是用驕慢心，以信佛作為幌子，勉強花點揮霍不盡的小錢，作點專賣面子的善事，就以為自己已經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罪過麼?恐怕天地鬼神，決不會如此含糊的寬恕他。所以我說這一段事實，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分別真偽，打破心裡的悭貪，切不可蹈積財不施的覆轍! 　　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百萬元，右手施了一、二元，就稱為大慈善家。”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 　　最後的結論：保富的方法，須有智能的眼光，也就是要有遼遠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上述范文正等數公，就屬於這種。其余不善保富的人，天下滔滔皆是，他們不能使子孫常保富厚，都是由於自己的智慧不夠，只能見到一點，卻遺漏了萬端，只看見表面，卻看不到其中的根本。簡單的說，就象看日歷，他們只看見初一，卻不知道明天還有初二，更不曉得年底有除夕。但是，象這等愚癡的人雖然很多，而社會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經人點拔，即可覺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會開朗了。 　　再講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請細細玩味老子《道德經》上的兩句話如下：“既以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本文所敘述的范文正諸公的幾個例子，就是這兩句話的注腳。須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學中的一個(《道德經》與道士的道教全無干涉，不可誤認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經濟、軍事學也都極為高明，他的人生哲學，是不能為時代所搖動的。老子學說的精義，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動。”大意是要反轉過來，就是翻然覺悟的動機;他的整部書，多半是說明這個道理。再引兩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錢有勢，可以驕傲，乃人人所貪圖的;惟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是要避免這樣炫赫的氣焰，極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為天下溪”這句話是眾人反而歸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體面榮華，別人羨慕，這也是人人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要避免體面榮華，極力韬光養晦，退讓謙虛。《中庸》說：“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譬如穿著錦繡的衣服，卻要加上罩衫，不願意使錦衣露到外面。這是表明了君子實修善義，不務虛名，以避免產生負面的影響，此種人更為社會所敬重。這些見解，都是與世俗之見相反的。也就是說，違背了通常的情感欲望，而求合乎理智，這種話多數人是不入耳的，或者認為這是講天文學，不能懂。但社會上還是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當然是會欣然贊許的。 　　保 富 法(上　篇) 　　保 富 法(中　篇) 　　天道是什麼呢?《易經》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做為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由這些自然界的現象來觀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虛，一消一長。從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說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樂，一憂一喜，一治一亂等等。但是天時的陰陽，有一定的標准，是萬古不變的。而人事的盛衰，則是隨著人心的動向，變化無常。這種無常的變化，乃是依著天道，一陰一陽有一定的標准，發動出來的。試說如下： 　　比如說一個人若是喜歡驕傲，就一定會有忽然倒架子的時候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懶惰安逸，就一定會有極困苦的日子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悭吝貪錢，就一定會有嫖賭浪費之子孫替他破敗;一個人若是喜歡機巧計算，就一定會有糊塗愚笨的子孫被人欺騙。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起變化了，這叫作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說，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 　　古今以來的偉大聖哲，都能夠洞悉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教人，常須自己立在吃虧的地位。就是要謙卑退讓，捨財不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沒有見識的人，是一定不肯做這種吃虧事的。在新學家而言，還要譏笑的說，這是消極的道德。要知道一切偉大積極的事業，都是從這種消極的道德人作出來的：因為惟有消極的克己，才能夠積極的利人;惟有捨財不貪，才能興辦公眾的利益;惟有謙卑退讓，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欽佩，作事也格外的順利，容易成功。開始似乎是吃虧，後來仍然是會得到大便宜的。 　　淺見無知的人，只能看見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見事物的另一面。譬如象下棋一樣，只看得一著，看不到第二、三著。不知道世間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動一著，對方就要應我一著，而且馬上就有第二著、第三著跟著來。佛法說明一因一果感應的道理，實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學與哲學。就拿下棋來作譬喻：我們說一句話，作一件事，都是對人動了一著棋;我們出言作事的時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對天公動了一著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們下棋的對手。 　　我們對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會對我們搖搖尾巴表示親熱;若是惡聲對他，他就會拖下尾巴走開。對人則更不用說了!我若是對待別人謙和寬厚，別人就會感謝;若是待人驕傲刻薄，別人就會懷恨在心;這還是小的對手。若是我們欺淩了沒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們受了損害還不覺得。或是藉著特別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經理等職務，暗中謀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對於災難不肯救濟，自己家裡卻是享用舒服。這些事，眾人固然是無可奈何，法律也辦不到他，他算是棋贏了，他對方的棋都輸了。可是天道卻是不許他贏，會替眾人作他的大對手，老天只要輕輕的動一著，就叫他滿盤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敗塗地;這叫作“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們天天都是在對人下棋，實際上是在對天下棋;若是對人贏得愈大，就會對天輸得愈厲害。反過來講，若是人肯讓松些，還處處幫旁的人一著，使旁人免得輸，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會大輸的，反而要對天贏了一盤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說的范文正公，是個最顯明的例子，他本來很窮，作了將相幾十年，到死的時候，仍然沒有私人的田產園宅。若是從俗人的眼光看起來，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對天卻是贏了一盤大棋，他的子子孫孫，多是貴盛賢才啊!其余的象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幾位，都是肯輸棋的，到後來都贏了天公一盤大棋。而那些會贏棋的許多人，發了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幾萬萬財的，卻是後來被天動了一著，就都輸完了。古人說的：“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陰陽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們作的事情過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於我們的心，先違反了陰陽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應，受到陰陽定律制裁，使回歸到平均的狀態。天公下棋，是不動心，也不動手的，而人們就自然輸了。譬如對牆壁拋皮球，球自然會回拋過來，拋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牆壁本身，亦並未動手費力。所以《書經》上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就是自作業，自受報;這跟佛經所說的：“自造因，自結果。”正是一樣的道理。 　　而所謂的人定勝天，也不是真正的勝了天，這是說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會得到後來的勝利。本來窮困的，後來亨通了;本來憂患的，後來得到安樂。這樣的勝利，便是天理的勝利。我雖然說善人對天贏了棋，實際上就是天贏了;須知天道是永不會輸的。天道一陰一陽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稱中和;《中庸》上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世間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會引起天道的變化;就象如戰爭及饑荒等等的大劫數，都是由於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斗爭，國與國之間的斗爭，無論暫時的勝負如何，結局仍然是兩敗俱傷，就是暫時勝利的，也將終歸於失敗。請翻一翻世界各國的歷史，就知道贏棋的，到底也都是輸了，這就可以知道天理終久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會被天理裁制的。 　　世間的人類，男人與女人的數目，永遠是平均的。有姓張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計數，男女的數目，不會相差太大的。這就證明了天道的公平，與陰陽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議、自然調整的能力。若是我們想要仗恃著我們的本領，來違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後畢竟是要自己吃苦頭的。如果若是天理陰陽沒有裁制調整的力量，那麼人的男女數目，也不會永遠的平均，世間一切的事情，都會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強的、巧的則永遠富貴，善人也永遠不會抬頭了。 　　歐美人用短淺的眼光來觀察天理，以為世間只有強的、巧的會得到勝利，安分懦弱的，應該被人制服，所以名為“優勝劣敗”。這種不究竟的學說，引起了世人的驕滿作惡：驕就是有所恃而無恐，我有勢力，不怕你，擺架子，顯威風;滿就是有勢要用盡，有福要享足，專顧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設想，只管目前快意，不為日後顧慮。德國、日本等國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學說所誤啊!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中國的聖哲，儒家、佛家、老莊的垂訓，都是反覆的叮咛，說明這個道理。《易經》上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說：“惟天福善禍YIN。”(這個YIN字，不是單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縱與過分，可以說就是驕滿。又再具體的說，就是驕奢YIN逸，貪狠暴橫。)YIN字的對面就是善。善字的意義甚為廣泛，若是要確切的說明，眾善都含有謙德的意義，都是以謙德為基本。《易經》是說明天道的書，乾坤兩卦是總說天道的大意。乾卦說：“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這就是謙德的意義。坤卦說：“坤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這句的解說，是才華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務名，不誇功，也是謙德的意義。《金剛經》說：“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又說：“應無所住，行於布施。”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謙德在內。 　　再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都是義務心重，權利心輕。而義務心，是自己覺得我對他還有義務應盡，這就是謙。世間作惡的人，不過是權利心重，沒有義務心，重利輕義，正是謙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謙德裡面。由謙發動，對父母兄弟，就是孝弟;對社會人群，就是忠信禮義廉恥。凡人對於謙德善行，都是恭敬歡喜;而對於驕滿惡行，都是怨怒隱恨。那麼天道的降福降禍，說是天道，實是人情;說是天降，實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說過，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現。《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說：“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我們為善加福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福;我們為惡加害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禍。從此可知，我們對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天理可以表現。 　　那麼我們對他們作事，說話，起念頭，表示臉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雖然他們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兒、寡婦，無人幫助;我們若是欺淩了他們，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我自己、或我的子孫，也會同樣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過來說，若是我們對於這些無力可憐的人，心存慈愍，並且設法幫助他們，後來我也會得別人的幫助，而我的子孫則永遠不會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這種天理循環的感應果報，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會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來觀察。更可以在歷史上，一個一個善惡的人的結果來證明。這也是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雲台臥病書 　　保 富 法(中　篇) 　　保 富 法 　　下　篇 　　去年春天，我曾經寫了《保富法》上、中兩篇文章，送請《羅漢菜》月刊刊出，後來因為患病臥床，未能繼續撰寫下篇。今年春天，經榮柏雲、黃警頑兩位先生將該文再送登《申報》，頗受讀者們贊許，並有許多人出錢印單行本;但是因為沒有見到下篇，而感到遺憾。 　　我寫下篇的計劃，原本想專門收集些古人行善積德，能使子孫富貴顯赫的事跡，做為印證。近來因為編寫“先母崇德老夫人紀念冊”，恭敬謹慎的敘述了數代祖先的嘉言懿行，並且特別撰寫了“七世祖樂山公行醫濟世善行的果報”這篇文章。七世祖樂山公捨己利人，兩百年來，我家多代子孫，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做為《保富法》這篇文章非常適當的佐證資料。 　　這雖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樂山公的善行事跡，曾經刊載於《府縣志》書中，而且又為當時的社會賢達所推崇重視。祖先數代的積善事跡，也有歷史資料可以考證，堪稱足以取信於社會大眾，正好是《保富法》的證據。所以將它作為下篇，我想應該會得到讀者們的認同。 　　我時常自我檢討，聽聞聖賢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過錯，又已經是太遲。回想生平所作所為，所犯的罪惡過失，不勝枚舉，真是愧對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現在自己則已是衰老遲暮，疾病纏身，更是覺得缺乏補過的勇氣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澤自我而墜，從此沒沒無聞，所以恭謹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來告訴後人，使大家能獲得一些警惕、啟示和策砺，以略補我的過失。 　　開始的時候，並不敢將此文刊出問世，實在是因為好友們一再督促與要求，務必要完成《保富法》的全文，這才將此文刊行，並盼望能對讀者們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聶雲台臥病書 　　七世祖樂山公行醫濟世善行的果報 　　我家祖籍是江西，從九世祖起龍公才開始遷居湖南衡山。七世祖樂山公出生於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學問積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卻未參加考試，而是跟從祖父學醫，並開了一家小藥店。因為他的醫術精良而且又樂善好施，所以醫名大著。後來因為藥店被偷，因此關店歇業，還抵押了住的房子還債，暫時遷居鄉下。當時的地方官紳，因為樂山公行醫救人，遭此不幸，於是就湊了錢協助他贖回原來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間房屋開藥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發生了大瘟疫，求醫的人晝夜不斷，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樂山公對於窮人和受刑犯救濟尤其的多。當時的縣長葛公，以樂山公的盛德及博學多聞，特別聘請他到縣府裡擔任幕僚。並且向樂山公說：“你存心救人，我沒法報答。就教你的兒子讀書成名，作為對你濟世救人的回饋吧!”樂山公接受了葛縣長的建議，就送兒子先焘進入了雯峰與集賢兩書院讀書。先焘不久即考中了舉人，又考中進士。樂山公當時已六十七歲，送兒子進京參加會試，經過一個名叫滠口的地方(就是現在湖北省黃陂縣西南四十裡處)，正好碰到嚴冬發生瘟疫，經公醫治患者，都能立即病愈。樂山公七十四歲的時候，又帶領兒子進京等候任用，經由運河北上。當時的運糧船工有許多人得了傳染病，經樂山公醫治都能立刻痊愈。此事遍傳於各糧船間，許多糧船的患者，紛紛於船旁呼叫，並用繩子將樂山公乘的船系住，使船無法前行。樂山公不忍見死不救，就囑咐兒子先焘，改從陸路雇乘騾轎趕赴京城，自己留下繼續治病救人。經過了幾個月，等到傳染病停止了，他才到達京城。(人若是能夠放下自己重要的事情去救人，實在是最難能可貴的了。)此時正好先焘已奉派擔任陝西省鎮安縣的縣長，樂山公於是陪同兒子上任。到達鎮安縣以後，指示山地民眾，就地采藥，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後，即寄信給兒子，教他愛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詞懇切，被兒子的上司陝西巡撫陳文恭見到，大加稱贊，即將這封信印發送給全省的官府參考，以資策勉。這封信以後被刊入《皇朝經世文編》這本書中，為世人所傳誦。 　　樂山公在衡山的時候，常到監獄裡為犯人義診。兒子富貴顯赫的時候，樂山公已經八十多歲了，仍然常到監獄探視患者義診。縣官見他年老，派人向樂山公辭謝。他回答說：“救人是我最快樂的事情。”樂山公八十四歲的時候，兒子先焘因為繼母逝世辭官回家，又因為父親年事已高，就決定不再復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裡，大雪紛飛，有一個患者的家屬敲門求醫外出赴診。先焘就起身開門，並對來人說：“我父親年老，深夜不方便驚動，您可否明天早晨再來?”不料這時候樂山公已經聽到聲音披衣起床，就叫先焘入內室，並且對他說：“這應該是生產急診，怎麼可以延遲醫治呢?”於是就穿上木屐隨同來人前往赴診。這種捨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著實令人欽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報施給樂山公的果報也特別的豐厚。因此樂山公九十三歲的時候，孫子肇奎獲得乾隆壬子年鄉試的第二名。曾孫有七人，鎬敏、鐵敏兩人都是翰林，並膺任主考學政的官職;鏸敏、钰敏兩人都是舉人，做過縣官。鏡敏在拔貢考試通過後，派在軍機處任職;而鎮敏擔任京官，■敏則選上孝廉方正。當時人們尊稱他們為“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壽辰的時候，當時的名士阮文達曾送有一付賀聯稱：“南岳鐘寧，南陔衍慶;七旬介壽，七子成名。”賀聯的詞意貼切，實在是人間佳話啊! 　　我的祖父亦峰公，是樂山公的玄孫，考中鹹豐癸丑年的翰林後，歷任廣東石城新會的知縣、高州府的知府及奏獎道員。而且居官廉潔，盡心民事，造福地方，對於當時所發生的械斗巨案，寬厚的處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積德甚厚。民間還特別建立了生祠來紀念他，可見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說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句話的涵義。樂山公的子、孫、曾、玄四代都發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也仍然能夠積極的行善積德，發揚祖先的遺德;而到了我的父親中丞公，則更為的貴顯。本人則忝為第七代，仍然承受著樂山公的余蔭遺澤;所以說樂山公的厚德，澤被子孫，實在是已經超過孟子所說的五代了。探討其原因，樂山公的醫術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經是不容易了;而醫術精又能夠輕財仗義，誠心濟人，則更是難上加難了。我們所見到各地的許多名醫，靠行醫而積了不少財，甚至千萬、億萬財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財富能夠傳到第三代的卻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醫術精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醫生。我真希望能夠多遇到幾位象這樣行善救人的醫師應世，才是社會之福啊!近來生活較艱苦，醫藥又昂貴，貧病的人多無力就醫服藥，這正是醫藥界發心行善的最好時機了!所以特別在此敬述樂山公行醫濟人的舊事，希望能提供給醫藥界的大德們，作為行醫濟人的參考。 　　現在我還要再作一些分析與補充。樂山公的醫術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藥店被竊，便得要抵押房屋還債，因此可知他的經濟情況的確不佳。到了八十多歲的時候，兒子作縣長返鄉歸來;在大雪夜中，仍是穿著木屐步行外出赴診。我們就可知道，樂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麼清貧啊!(我們今天仍能見到象他這種大善人嗎?)《大學》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醫師、藥店都是發財的行業，但是若對貧困的患者義診、贈藥，則不會發財了。然而樂山公雖然不能夠發財，而卻竟能夠發身;當時獲得社會大眾的一致推崇，可說是德譽盛於當時，名聲傳於後世了。實在是不容易啊(樂山公善心的事跡，刊載於陝西的《鎮安縣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縣志》等文獻中)!子孫連續五、六代都發了科第，而且貴盛，正符合了“以財發身”這句話了。而樂山公和他的兒子都很清貧，孫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雖然作教官，掌理書院，門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貧。不僅如此，曾聽到先輩們說，伯曾祖點中翰林的時候，捷報由京城傳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裡正抱著第七個兒子喂奶，就立刻親自下廚房做飯款待報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擔任京官，死後沒有任何的遺產，因此我祖父亦峰公，從小就孤苦而貧窮，在山齋裡讀書的時候，必須自己煮飯吃。四十二歲的時候，才進入了翰林院。以後曾在廣東省擔任縣長的職務十多年，為官廉潔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種的善事，例如育嬰堂、種牛痘、修路、造橋、購義地、埋露棺等，因此去世後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時候，就必須仰賴外出工作的薪資來供給家用。 　　我的母親為曾文正公的麼女(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興名臣曾國藩先生)，文正公的家規規定，凡是嫁女兒娶媳婦，花費限用在二百金以內。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婦逝世後的數年，有奁金三千。也移撥出來，供作家用及代賠墊祖母被某錢號倒掉的款子，以致於個人的積蓄都空了。離開湖南老家，要往東行時，祖母只能給路費銀錢六百兩，此外則是一無所有了。我母親中年時，每次談到當時艱苦的情況，常常是淚隨聲下;自己身為王侯將相之女，嫁給了數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艱難困窘。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啊!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瑣屑的敘述，目的就是要證明“仁者以財發身”，而不是“以身發財”的大道理，實在是有其深遠的涵意。這裡我們所應該注意的重點是：雖然是數代的清貧，而卻換得了後代子孫的發達。與那些多留財產以害子孫，助長子孫的驕奢YIN逸，使得子孫陷於墮落的，兩者相互比較，實在是有天壤之別。曾文正公曾稱自己所居住的房子為“求阙齋”，並且還寫了篇文章記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滿戒溢，居安思危。因為這個世間，並無十全十美的事物，“豐於此者，必缺於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圓滿，最好先在物質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謂精神上圓滿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孫賢達有智慧，並享有天倫之樂，道義之樂等。物質者，是指衣服飲食、車馬宮室，乃至官階財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這個道理來教家人，說家計不宜寬裕，這個與常人的見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說：古人有“花未全開月未圓”的話，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為花全開了，則表示快將凋謝了;月已圓時，轉瞬間，即要缺了。所謂“盛極必衰，樂極生悲”，這豈是古人喜歡說這些眾人聽起來不悅耳的話，實在是這些話都是真理。而且自古到今，從社會現象中去觀察，這句話沒有錯，而且是歷歷不爽啊! 　　俗話也說：“世無三代富”，又說：“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有智慧的人，就深深的體會到這個道理，所以處事的時候，就會先考慮到凡事不要求太過圓滿，也不要使得太盛過了頭;對於財物聚散，有周全良好的計劃;而對於自己的生活，遵守著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則;個人的享受不可豐厚，而且時時都要想到街頭上那些流離失所三餐不繼的窮人。常想到各處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屍體，為數是那麼的多。我應當節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恤孤才對。因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間產生了一種祥和之氣;如果付諸行動，則這種詳和之氣，就會常常環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孫都受到福蔭。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來的事實，就可了解此話不虛了! 　　反過來說，如果只知道貪圖自己個人的享樂，而不顧別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詐術權謀來巧取豪奪，百計鑽營;這種人積的錢可以很多，權勢也可能很大，谄媚他、恭維他的人也多的不得了，一時看起來，似乎是非常的顯赫。然而天道的盈虛消長，有它一定不變的道理。三、五十年的時間，轉眼就過去了，時間不斷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斷地變化遷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地崛起，成了暴發戶;然而好景不常，豪華的門地，卻在瞥爾短暫的瞬間凋零沒落了!因為這世間並沒有一個堅固不壞的東西，也沒有一個能永久可靠的事業;凡是用巧取豪奪的方法所得到的財富地位，一定是更為快速的悖出敗落啊!惟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積善的後代，才能夠確實地保有家業，並且是可大可久啊!這些事證歷史上的記載很多，而且環顧我們周遭所發生的人事，到處都是。所以只要頭腦冷靜有智慧的人，自然就看得出來了。 　　書　後 　　近來社會的奢侈風氣非常的盛，這種奢靡之風，對政治會有極為不良的影響。關於這種道理，明朝的大學問家顧亭林先生早已見到，並曾作有專文，引證許多歷史事實。現在謹抄錄這些事實如後，提供給研究政治的人參考。國家社會的風氣若是奢靡，為政的人，應以崇尚儉樸來轉移風氣。《禮記》上說：“君子的行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標准。”意思是說我們每個人的行事，也可以影響國家的政治。顧亭林先生更明白的指出說：“天下安危，匹夫之賤，與有責任。”也就是這個意思。 　　東漢時，汝南郡的許劭，擔任郡裡的地方官;而與他同郡的袁紹，他的車馬隨從非常的多。但是每當袁紹走到郡的邊界時，都把隨行的人馬屏去，自己單單駕著一輛車回家。並且說：“我的隨從車駕，豈可讓許劭先生看到!”(袁紹為一代的英雄豪傑，曾經舉兵討伐當時奸雄曹操，然而卻對一郡的小官許劭，竟是如此的敬畏。) 　　晉朝的蔡充，為人好學且有名聲。當時的高平人劉整，車駕衣著都是非常的奢侈華麗。但是劉整曾經對人說：“我雖然有喜好穿著華麗衣著的壞習慣，可是每當我碰到與蔡充見面同座以後，那天我的心整天就不免感到不安，覺得自己實在是庸俗不堪啊!” 　　北齊人李德林，父親去世了，就徒步帶著父親的棺木靈柩，返歸博陵老家安葬，葬禮也很簡單。他的明友崔谌前往吊祭，隨從的人馬有數十人之多。崔谌為了尊敬李德林的儉樸精神，沿途不斷的減少隨從的人數。到了李家門前，只剩了五名隨從。並且說：“我不能讓我的朋友李兄，誤會我是氣焰囂張，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伽隱居在山中的時候，當時朝廷下令征召他出來做官，李僧伽推辭不願前往就任。尚書袁叔德前往拜訪李僧伽，也是沿途減少隨行的僕從，並且說：“拜訪象李先生這樣高明淡泊的賢士，會令我有羞於見到自己所擁有華麗的車駕與官服呀!”所以君子高貴的行事，若是擔任地方上的官職，則可以化導一方;若是在朝廷任官，則可以教化天下了。 　　唐朝的大歷年間，皇帝下诏發布楊绾為宰相。楊绾為官一向廉明方正，而且生活非常的儉樸。當時的御史中丞崔寬，非常的富有，財產很多，崔寬家中花園裡的樓台亭榭不但多而且美，當時可稱為天下第一了。但是當他聽到楊绾當上了宰相的消息，當天立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毀了花園中的樓台亭閣。而郭子儀聽到楊绾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將自己家裡的樂伎，裁減了五分之四。須知郭子儀軍功甚大，曾經立下了收復兩個京師的大功勞，並封為汾陽王，威勢權力可稱震驚當世，然而對一個崇尚廉潔儉樸的宰相，卻是如此的敬畏。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楊绾，也沒有崔寬與郭子儀這類的人物了。 　　李師古這個人擁兵自重而且相當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但卻對宰相黃裳，有所畏懼。李師古曾經命令自己一個干練的親信，帶著數千兩黃金，赴黃家送禮想攀些交情。這位親信到達黃家門前，正巧碰見一個轎子自宰相府裡面出來，轎旁卻只有兩個婢女徒步隨行，而且衣著甚是簡陋，並稱轎內坐的是宰相夫人。這位親信非常的機警，當下就明白宰相清廉儉樸的作風，不敢冒然地進入宰相府送禮。就帶回禮金，急急歸去，並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詳細的報告李師古。李師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黃裳，並且改變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終身服從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違背了。 　　從上面的實例來看，可以知道，由道德學問俱佳的人擔任地方官吏，可以使地方獲福;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則會使全國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儉樸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實在是非常的密切啊!古人說：“惟儉可以養廉。”而它的相反，是奢侈則不能不貪污，貪污的結果，必然會使得社會天下大亂。《大學》上也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這是經濟學的定律，也象數學上的公式，是不能改變的。今天的社會風氣糜爛，競相崇洋，揣摩學習歐美的不良風氣，衣履服飾，飲食享用，無不是窮奢極侈，動辄千金，風氣影響所及，政治那有不亂的道理呢?(若是論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就好比是瘟疫，細菌毒素就是從這些地方發出來的。為政者怎麼能夠掉以輕心呢?) 　　個人以為我國本為崇尚儉樸的民族，善良的古風，亟應保存。部分邪惡的歐美文明，則應是選擇取捨，不可照單全收。可能有人會說我開倒車，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時，前進即有危險，這時只能速開倒車，以保住性命，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當世的賢達，不吝指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聶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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