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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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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轉載
都不過是人生的驿站
去年春天到大連采訪，酒店老總受我朋友之托安排我的住處，當然是免費的。我進門一看，嚇了一跳：是一套三大間的豪華包房，房價是1888元。我連說換個普通間就行了，可老總說：現在是淡季，普通間總還是容易租出去，你就住下吧，總得有人住對不對? 盛情難卻，我只好住下了。想想自己這大半生走了多少路，住了多少旅店，或者在多少親朋好友家下榻過，可真是數不過來了。 記得我第一次住旅店是整整40年前，我大學畢業不久。那時我在《文藝報》社工作。我被派去重慶出差，任務是了解長篇小說《紅巖》的成書過程。同行的是我的頂頭上司沈女士，她是老作家張天翼的夫人。重慶市文聯把我們安排在一座木結構的看樣子很舊的招待所裡，走起路來咯吱咯吱響，全樓都聽得見。時值10月，重慶的天氣不冷不熱，也沒有雨霧。印象最深的還是重慶的飲食之美之便宜。招待所食堂裡，幾分錢一頓早餐，兩毛錢一頓午餐，就蠻好了。老作家沙汀和《紅巖》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宴請我們，一桌十來個人才花了20元，如今想來真叫人咋舌。印象深的還有旅店門口一個賣擔擔面的小攤，一毛錢一碗。我和張天翼夫人一人要了一碗，我邊喊辣邊說好吃。沈女士說，你再來一碗，小伙子嘛!於是我又要了一碗。誰想這第二碗作料少了許多，竟食之無味了。我抬眼看到那攤主老頭一絲難以察覺的笑容，方明白他的狡猾：第一碗是吊你胃口，料你個書生不會吃第三碗，他便省一點作料了。 在那個招待所，沈女士住的是兩人間，2元一晚;我住的是3人間，1.5元一晚;都沒有衛生間。 這在20世紀60年代是中檔水平。文聯接待的人開始不知道沈女士是張天翼夫人，沙汀老頭恰恰是張天翼的老友，只見沙汀跟他們耳語了一陣，他們便馬上要讓我們住到什麼交際處去。我們說住不了幾天了，這兒辦事情方便，堅持不換了。 斗轉星移，誰想7年之後，我竟然住過4毛錢一晚的小店。那是我在湖北經過3年重體力勞動之後，在經過大轟大嗡大風大浪觸及靈魂洗心革面之後，終於獲得可以去廬山放松一下的5天假期。 約了兩個同伴，從武漢坐江輪到九江，已是當晚10點。站在碼頭望去，這座名城當年竟沒有幾盞燈火。好不容易發現一家又舊又髒的旅店，就跟見到救星似的，今晚總算有個地方可以把自己放平了吧!可一問，沒有空房間了。有通鋪沒有?連通鋪都沒有。旅店附近漆黑漆黑，怎麼辦?我們只好懇求服務員無論如何想想辦法，湊合一夜。服務員說，那只好在走廊盡頭給你們一張席子。我們一臉無奈又十分痛快：也只有這樣了。於是一張草席，一個枕頭，一條髒兮兮的被單。身下是兩平方的矩形水泥地，頭頂是嗡嗡盤旋的蚊子。一人收4毛錢。這便是我有生以來住過的最便宜的旅店。為了以後幾天快樂的旅行，這點付出真是很值得的。 我一直以為我那4毛錢一夜是中國之最世界之最，沒有人能比了。後來同奧地利一位華人朋友、浙江人魯先生談起，魯先生說：你那不算最差的，我住過一晚兩毛錢，幾十個人的大通鋪，理一次發才8分錢。想想也對，我那點“苦難”根本算不了什麼。比起當右派勞改的呢?比起“文革”中的“牛棚”呢? 第二年我再去江西時，我已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我的同伴是資深編輯周明，也就是後來被稱為文壇基辛格的周明。我們的線路是南昌——吉安——贛州——瑞金——長汀再進入福建永安——三明——福州——廈門——漳州，再到廣東汕頭——廣州。一個月中，光是在長途汽車上就顛簸了2000多公裡。每到一站自然先急著找旅店，哪像今天一到站就有許多人拉你去旅店，那時是求爺爺告奶奶地找住處。政府招待所也罷，學校禮堂也罷，路邊雞毛小店也罷住了個夠。那年我們的任務是沿途遍訪業余作者，為籌備一家全國性文學刊物做准備。我們手持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介紹信，住走廊的苦頭倒是沒有再嘗過，偶爾還住過兩天4元一晚帶衛生間的賓館——那是很奢侈了。為了旅途之夜有個放平身子的地方，磨嘴皮子遭白眼的情況也不止三回兩回。你那一紙“人民文學”算老幾?又不是中央文革軍宣隊。 可也有愉快的時候。在江西吉安的招待所裡，我們被安排在四人間，雖然擠一點，出門就是洗漱間，還有蚊帳。我們很知足。妙的是同住的另外兩位是分別從兩個地方出差來的，大家萍水相逢，彼此沒有戒心。一聊起來，四個人3年前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都遭受過關押，寫過離奇古怪的逼供信。於是四人哈哈大笑，分明是難友分明是他鄉遇故知，述說當年冤屈如飲醇酒，真是有點人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覺。兩天後，服務員要我和周明搬到帶衛生間的雙人間去，意思是你們從北京來，理當優先。我和周明一再拒絕：這兒挺好，不換了。我們其實是捨不得兩位室友。 轉眼之間，改革開放都快30年了，每年我都有幾次長途出差或旅行的機會。我住過珠穆朗瑪峰下登山隊的帳篷，鑽進鴨絨睡袋忍受高山缺氧和零下20度的室溫;我住過塔克拉瑪干邊緣農墾人員干打壘的招待所，那粉白的土牆和干干淨淨的被子令我十分惬意，而那位服務員兼廚師要我這個北京來的12品芝麻官給中央遞一封告狀信又讓我啼笑皆非;我曾同詩人李瑛、牛漢、謝冕等一起訪問初創時代的深圳，三個人擠一間不大的屋子;我也曾在廈門華僑補校享受一人一大套間的殊榮。特別是近些年，中國幾乎都是帶“星”的飯店了，我甚至在廣東惠州四星酒店的“豪華美景房”一住半個月，從十幾元一杯的橙汁到近千元一道的“蝦龍船”，一律簽單了事——想來，這是我人生中最奢侈的旅行了。因為我想不可能有人請我去住總統套房，就這樣我已經惶恐不安了。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5月我去德國明斯特市參加國際詩歌節，我和同行的山東詩人桑恆昌原以為怎麼也會給我們兩人安排一個“標准間”，豈知拿到鑰匙進門，每人不過十平方米，一張床一個小桌一把椅子一個水龍頭，此外什麼也沒有了，沒有電視電話，衛生間在走廊那一頭。一看便知是給過往學生住的廉價旅館。兩天後去老詩人鄒荻帆和綠原的住處，有衛生間和電話，但也夠不上標准間的水平。我忽然想到我訪問匈牙利時我的匈牙利朋友卡爾瑪·埃娃對我說過：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人那樣招待客人的。於是我也便心安理得了。一個詩人，一個旅游者，不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嗎?推而廣之，什麼委員部長省長，不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嗎?管你什麼國家，你是總統自有總統級的接待，你是富豪就自己掏腰包住五星級酒店。 我們在明斯特過得很愉快，以後到小城斯威比斯哈爾，住28馬克一晚的小旅館，睡威廉時代搖搖晃晃的銅床，也優哉游哉。再以後10年，我作為團長帶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巴西，在聖保羅的幾天我住在並不寬裕的一位華僑藝術家的小閣樓上，樸素、簡陋，卻充滿鄉情和友情，令我回國之後詩興大發。 說起來，一個人的要求和欲望是有極大的伸縮性的。只要不挨凍受餓，不染上梅毒艾滋病，住得豪華一點簡樸一點又怎樣呢?人的價值並不是由你住的房間的標價來決定的，更何況每個人最終的歸宿都一樣是一個尺把長寬的木盒，至多是一個小小的深坑。我還想到，無論是中國或世界，30多年前4毛錢一晚的地鋪怕是不會有了，即便再有，它和1888元一晚的豪華套房一樣，都不過是長長的人生之旅中的一個小小驿站，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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