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當代小學生都知道他是民族英雄、清官,鴉片戰爭中聞名遐迩,大英帝國首都倫敦都塑有他的蠟像,但是,中國歷史系本科畢業生,沒有幾個人知道林則徐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林則徐二十五歲中進士,早年進入仕途,有緣得聞佛法,即深信不疑,親書小冊經咒,隨身攜帶,雖政務繁冗,堅持課誦,經常在旅途中坐在轎內讀經,行持誠笃,終生不變。
在《林則徐日記》中可以查找到不少供佛禮佛、求佛祈雨、抄經贈友、忌日持齋、參拜佛寺的記述。在《林則徐詩集》中,也有不少反映林公參禅誦經、弘揚佛法、贊揚佛子、以佛詠景、以禅喻詩以及和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內容。林公喪母,也請僧人作佛事超度亡靈。林公曾兩次將太湖的銅觀音請至杭州、蘇州祈雨,極為靈驗。
他受佛法熏陶,並深信力行,奠定他終生堅持以“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為做人作事准則的深厚思想基礎。他曾撰聯語為座右銘,一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一為:“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所以他當年能不顧威脅利誘,不怕判罪殺頭,毅然焚燒帝國主義的鴉片,正是他這種正氣凜然的大無畏精神的表現。
在流放期間,他把個人榮辱得失置之度外,一心撲在新疆地區農田水利工程上,組織開墾荒地近百萬畝,提出解決沙漠中水利問題的“坎井”計劃。
林則徐寫的《十無益格言》,對現代人仍然有深刻的教育和鞭策意義。
存心不善,風水無益;父母不孝,奉神無益;
兄弟不和,交友無益;行止不端,讀書無益;
作事乖張,聰明無益;心高氣傲,博學無益;
為富不仁,積聚無益;巧取人財,布施無益;
不惜元氣,服藥無益;YIN逸驕奢,仕途無益。
譚嗣同,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戊戌變法失敗後慷慨就義,年僅三十三歲,梁啟超稱他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士”。
譚嗣同知識廣博,接觸佛教後,他覺得“平日所學,茫無可倚”,“徒具深悲”。他開始對佛教思想進行系統的研究,並且還進行學佛的實踐:“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少不間斷,”“漸漸自能入定,能歷一二點鐘始出定。”
一八九六年,譚嗣同到南京,跟隨著名佛學家楊仁山居士學佛一年。就在這期間,他“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
譚嗣同接受佛學,是因為佛學博大精深,並且有著“自貴其心”、積極進取的救世精神。在學術上,譚嗣同認為佛學廣大,“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故言佛教,則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應用上,佛學有著捨身救世的大無畏精神,“善學佛者,未有不震動奮勇而雄強剛猛者也。”
在譚嗣同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度眾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眾生外無佛法”。《仁學》一書,正體現出以佛法求世法、經世致用、積極入世的佛學思想。梁啟超贊歎說:“然真學佛而能赴以積極精神者,譚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見焉。”
1916年8月,孫中山視察象山、舟山軍港途中,順道去普陀山,在佛頂山慧濟寺前,看到極為罕見的奇景,遂作《游普陀志奇》一文,摘錄如下:
“已登臨佛頂山天燈台,憑高放覽,獨遲遲徘徊,巳而旋赴慧濟寺,才一遙囑,奇觀現矣!
則見寺前恍矗立一偉麗之牌樓,仙葩組錦,寶幡舞風,而奇僧數十,窺厥狀,似來迎客者。殊訝其儀觀之盛,備舉之捷,轉行轉近,益了然。見其中一大圓輪,盤旋極速,莫識其成以何質,運以何力!方感想間,忽杳然無跡,則巳過其處矣。
既入慧濟寺,亟詢之同游者,均無所睹,遂詫以為奇不巳,余腦藏中素無神異思想,竟不知是何靈境,然當環眺乎佛頂台時,俯仰間,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而空碧濤白,煙螺數點,覺生平所經無似此清勝者。耳聽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形化而意消焉乎!此神明之所以內通。
已下佛頂山,經法雨寺,鐘鼓镗哒聲中急向梵音洞而馳,暮色沉沉乃歸,至普濟寺晚餐。了馀、道階宣佛理,與之談,令人悠然意遠矣。”
民國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孫文志
原載《佛教文化》96年3期,附孫中山先生親筆影印件,並有圖章。
章太炎,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國學大師,魯迅曾聽過他的課。1903年因反清而被捕入獄,在獄中三年,“晨夜研誦《瑜伽師地論》”等大乘經論,最後“乃悟大乘法義”。他認為佛教中那種“自貴其心、依自不依他”的精神,“萬法唯心”、“緣起性空”的理論,能使人“勇猛無畏”、激勵人們的斗志,樹立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以求自強自立。提倡佛學,還可以增強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制惡見,清污俗”、“欲興民德,捨佛法其誰與?”佛教還可以團結中國社會各階層,改變一盤散沙的狀態。
他說:“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貴的。”
由此可見,章太炎是以非常積極的、進取的精神來接受佛學,並以佛學的一些觀點作為指導中國社會革命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