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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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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轉載
宋代蘇東坡，為什麼學佛？
蘇轼貶谪黃州，是他的人生經歷與思想變化的關鍵時期，巨大的反差與磨砺，使他的心態經歷了孤寂、淡泊、曠達的歷程，使心靈得到調節、反思和淨化，使人格精神得到升華，從而為他達到文學創作的巅峰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堅實基礎。 蘇轼是一位“奮歷有當世志”(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的有為之士，自入仕以後，在政壇很有影響，宋仁宗曾“初讀轼、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宋史·蘇轼傳》)。當時，正值王安石變法時期，朝廷圍繞贊成與反對變法，形成新、舊兩黨，蘇轼作為“舊黨”中堅人物之一，對王安石變法持否定態度，並屢作詩文譏諷，部分“新黨”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後快。元豐二年(1079年)，御史李定、舒檀、何正臣等人摘錄蘇轼詩文中的一些字句，斷章取義，說他讪謗新法，加以彈劾，逮捕入獄，形成有名的“烏台詩寨”(烏台，指御史府。《漢書·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其上。”因稱御史府為烏台)。蘇轼在獄中受盡折磨，他曾回憶道：“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隔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曉至巴河口迎子由》)。因朝中人士竭力相救，王安石出面說情：“豈有聖世而茶才士者乎?”神宗也憐惜其才，所以蘇轼才死裡逃生，從輕發落，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州府的地方軍事助理官員，列八品)，但不得簽書公事，實際上是流放黃州。 轉瞬之間，由仕宦而囚徒，由繁華京師而偏僻小城，“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的雄心壯志被砸得粉碎，蘇轼的仕途、生活、思想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一時難以調節，從而使他在谪居黃州之初，驚魂未定，余悸未消，心境十分淒涼，心態顯得十分孤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反映了這種心情：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 參差玉宇飛木末，缭繞香煙來月下。 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 已驚北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 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 不惜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早早謝。 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捨。 浮浮大甑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 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裡狂言醒可怕。 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 同時，蘇轼在人格精神上也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即進不苟合，退不甘心的思想矛盾，他通過《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表現了這種選擇：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缥缈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蘇轼在這裡把他的人格精神凝鑄成一個具體可感的藝術形象——孤鴻，通過孤鴻那孤高聖潔、朦胧神秘、惶惑不安的寫照，表現出他有所眷戀和期待，有所失望和怨怅，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不被外界理解和同情的心境和精神狀態。 蘇轼抵黃州後，依慣例向宋神宗寫了個《到黃州謝表》，表示要“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而這種“杜門思愆”，使他孤寂、驚恐的心態逐漸趨於平靜，心靈得到調節，而進入淡泊境界，正如他於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神莊院》所言： 十月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 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 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溫。 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蘇轼是一個天性曠達的人，心情一旦恢復正常，他心態中的主流——曠達即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他的曠達是一種人生態度。受儒道釋的影響，蘇轼的人生觀常常呈現兩種面貌，一是儒士，一是隱士。在貶谪黃州之前，他以儒士心態積極有為於世，冀望建不朽功勳，留萬世芳名，表現的是一種入世的曠達心境。但貶谪黃州之後，因烏台詩案打擊和朝廷政敵的迫害，他有為於世的儒士心態嚴重受挫，退隱以求超脫曠達的隱士心態支配著他的精神，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心靈淨化，即內在超越的出世的曠達心境。蘇轼的這種曠達在前後《赤壁賦》中得到充分展現。如“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 他的曠達是一種胸懷。“烏台詩案”對他的人生道路來說是一次沉重打擊，但他貶谪黃州，僅僅經歷了短暫的驚恐之後，其心態就迅速恢復正常，心胸歷平靜而至曠達，不耿耿於冤屈，不戚戚於困境。這種曠達的胸懷在他的黃州作品中比比皆是，正如《臨皋閒題》所言：“臨皋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錢耳”。 他的曠達是一種境界。蘇轼在黃州期間，內省自察，修面養性，陶冶情操，使他的曠達性格進入了爐火純青的境界。而《定風渡·莫聽穿林打葉聲》就是這種襟懷豁達、處變不驚的曠達境界的真實寫照：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他的曠達是一種性格。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指出，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生性诙諧愛開玩笑的人”。的確，樂觀、曠達的性格伴隨著他的一生，正是這種性格，使他度過了艱辛的黃州生活。這種性格便他在黃州的作品充滿趣味。如元豐七年二月，“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雲為甚酥。潘鄰才能家造逡巡酒，余飲之，雲：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掛一葫蘆。 已傾潘子錯著水，理覓君家為甚酥。 蘇轼在黃州期間，其心態經歷了孤寂、淡泊、曠達的歷程，並以曠達為主旋律，使心靈得到淨化。而支配蘇轼這種心態的精神支柱是道、釋、儒三家，並以道、釋為主。 蘇轼與道家很有淵源，他的啟蒙老師張易簡就是一位道士。年輕時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宋史·本傳》，但忙於仕途，無暇深究道家玄奧。貶谪黃州後，道家思想為他的“出世”提供了理論基礎，所以他很注重學道，從中吸取自已所需的養份，作為淨化心靈的良藥，在《答秦太虛書》中，他全面闡述了自己黃州學道的過程和目的： 吾侪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煉。谪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閒，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 值得注意和欣慰的是，蘇轼學道，取其曠達而非頹放，並融入自己的心靈深處，可以說，蘇轼的曠達胸懷，與他在黃州潛心學道，精研老莊分不開的。同時，道家思想也在他的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對他在文學創作上形成的豪放風格起著重要的作用。 同道家思想一樣，佛家思想對貶居黃州的蘇轼的影響也很明顯。黃州城的安國寺是他參禅之地，他在《黃州安國寺記》中的闡述了他黃州學佛參禅的經歷：“得城南精捨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裡修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 蘇轼學佛的目的是什麼呢?在《答畢仲舉書》中，他給我們敝開心扉：“佛書時亦嘗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悟者，僕不識也。……不知君所得於佛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僕輩俯仰也。學佛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未至所期，而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僕常以延緩自疑，故亦以為獻”。也就是說，蘇轼學佛是“期於靜而達”，作為一種煉養身心的手段，吸取其中有益於身心的部分，以便更好地醫治精神上的創傷，進而淨化靈魂。 儒家積極有為於世的“入世”思想是蘇轼終生孜孜以求的目標，雖然烏台詩案幾乎斷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使他在黃州期間以佛老思想來安慰自己，但儒家思想從未泯滅，只是受現實環境的限制，而十分隱蔽，後人雅稱為“韬晦”。正如在《與李公擇》中所表白的“吾侪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筆於生死之際。”實際上，他身居黃州，一直是關切民事的。如他聽說官軍恢復失地，大破西夏軍，大喜過望。作《聞洮西捷報》，縱情高歌：“放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回春容。”他身處逆境，卻盡最大能力助世幫人，如他聽說黃鄂間農民因貧窮而溺嬰的消息，“聞之酸辛，為食不下”，寫信給鄂州太守朱壽昌，要求革除陋習，並身體力行，表示“若歲活得百個小兒，亦閒居一樂事。吾雖貧，亦當出十千。”黃州流行時疫，他毅然將向巢谷苦求得來的治疫秘方“聖散事”公諸於眾，“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表現出一種典型的仁愛寬厚的儒家風范，而這正是他安心定性的最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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