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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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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本如法師：戒律是佛教徒行為准則，是佛教構建基礎
本如法師 本如法師，1967年生於福建廈門，1988年於廈門南普陀寺出家，1989年於莆田廣化寺受具足戒，1994年創辦南普陀寺慈善基金會，1997年任佛教律宗祖庭淨業寺住持，2002年任終南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 佛教的社會性構建、獨特的社會個性及其救世目標的實現，有賴於完備的“戒律”和“以戒為師”精神的弘揚。清規戒律是佛教構建的基礎，是具體的僧伽群體組織法則，更是佛教信眾修行實踐的法門。 漢傳佛教八大宗派中，唐代高僧道宣律師在終南山創立戒壇，制定授戒儀制，創立律宗，推動了中國佛教發展。至今，我國出家僧徒仍以其建宗律法《四分律》中的行持規則來約束個人言行。近日，本報記者深入終南山律宗祖庭淨業寺，就清規戒律作為佛教之本的獨特性，采訪了其住持本如法師。 “道宣創律宗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清規是中國化戒律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佛教擁有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三大語系，其悠久歷史、博大胸懷和精深義理，使之成為世界性佛教。同時，中國人注重倫理道德的文化理念，及其富有靈氣的生命智慧，給佛教注入新的生命力。人們常說“清規戒律”，您能從宗教的社會構成、宗教組織、宗教行為、宗教個性等角度談談佛教“清規戒律”嗎? 本如法師：清規戒律，我們常常一並言之，其實二者是有差別的。簡單地說，在佛陀時代，佛陀弘法的前5年並沒有制定戒律，後因弟子們有過失，才開始制定戒律。目的就是為了觀照僧侶們的生活和修行，維護僧眾的和合團結。清規是由中國禅宗祖師根據時局和出家人修行現狀，對戒律加以創新的結果，是中國化的“佛教戒律”。清規的出現是佛教中國化、本土化日趨成熟的標志。 “戒”梵語為“屍羅”，漢譯為“清涼”，或為“戒”，有防非止惡之義，用以防止佛弟子身心之過失，尤其是菩薩戒，不但惡事不可做，就連惡的念頭也不能有。止惡行善，自然就能心安理得;俯仰無愧，故心無熱惱而得清涼。“律”梵語為“優婆羅叉”，多指信徒必須遵守的生活准則，是止惡行善、回歸清涼的法則。戒與律有何區別，律統括止、作二持，而戒唯有止持。也就是說，律中有戒，但戒只是律的一部分;持律是僧團大眾共同之事，而持戒是個人行持。 佛教律宗因著重研習、傳持戒律而得名。這就是道宣律師創立的南山律宗，祖庭就是其戒壇所在地淨業寺。中國佛教宗派眾多，但傳承戒律的唯此一脈。律宗的教理比較多，有止、作二持，化、制二教等，關鍵還在於戒體。律宗的學問講究四科，即四類，就是戒法、戒體、戒行、戒相。戒法是佛所說的戒律，戒體是內心守持戒律的功能本體，戒行是實踐，戒相是持戒的表相。 在道宣律師之後，“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產生具有中國色彩的“叢林清規”，叢林，指僧眾聚居之寺院，又稱禅林。“叢林清規”規定了僧眾的禅居方式。此後，隨著朝代更替及寺院變遷，又有各種共住規約得以制定，如宋代的《禅苑清規》、元代的《至大清規》、明代的《敕修百丈清規》、民國初年的《高旻寺規約》等，各有相對應的時代特點。 “眾經億百千戒為第一最”：戒律是佛教社會化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剛才說，佛教戒律制定的原意，旨在維持僧團的清淨和樂。而它亦是取得佛教徒資格的標准。如，不受三皈五戒，即使學佛行善，仍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佛弟子。那麼，如何理解“以戒為師”，以及持戒是修行一切善法的基礎? 本如法師：戒律在佛教教義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謂“眾山須彌最，眾流海為最，眾經億百千，戒為第一最。”佛陀臨終前告誡弟子“以戒為師”。《佛遺教經》雲：“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早期佛教從“苦集滅道”的“四谛”思想出發，認為世間“三界火宅”，眾生“煩惱深重”，只有嚴格地觀照身、口、意三業，才能獲得寂滅涅槃。因此，以觀照為精神的戒律是證得菩提的必由之路。 “戒、定、慧”三學蘊含著整個佛教的內容。佛教把戒律當作一種必不可少的修持方法：由戒生定，從定發慧，佛教教理雖有大小乘之分、顯密禅淨之別，但均須守持根本戒律，無一例外。《華嚴經》雲：“戒為無上菩提本。”《佛遺教經》說：“若人能持淨戒，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戒律精神發自內心的清淨受持，在於實踐。持戒是修行一切善法的基礎，也是一切修行的根本，所以說：“萬丈高樓平地起，諸佛菩薩戒為基。” 佛教從最初的林棲沙門團體，發展到窟寺塔廟等佛教組織，同時也經歷了由原始佛教向更加活躍的部派佛教的發展歷程。中國佛教弟子同樣由最初傳入時的商人和社會上層信仰者，到早期僧眾團體，兩晉南北朝時期發展到一度繁榮的佛教莊園經濟，隋唐時期的佛教人士更成為備受官方重視的社會階層，至此中國佛教進入最為鼎盛的時期。佛教發展史見證了宗教融入文明社會的歷程，見證了絲路文化交流的互惠和互動。在這個歷程中，佛教融入中國社會，同時完成了自身構建，構建的基礎依賴於從佛教自身思想和實踐出發的制度性建設。因此可以說，戒律就是佛教社會化的智慧成果。 “利樂有情以行護體”：戒體思想深化體用思維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佛教傳入中國後從小乘戒律向大乘菩薩戒的發展? 本如法師：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佛教最初傳入我國時，由於戒律傳入不完整，佛教徒對尋訪律本表現出高度熱情。如東晉高僧法顯為尋求律本曾西行求法，另一位唐代高僧義淨佛國求法，回國後翻譯了印度小乘佛教根本戒律《根有律》。來華弘法高僧昙柯迦羅、竺法護、佛陀耶捨、鸠摩羅什等人也均有戒律的譯本行世。經過一段時期的消化和吸收後，中國佛教徒逐漸對戒律有了全新的認識和诠釋。 從聲聞戒律向大乘菩薩戒的發展，是中國佛教徒基於我國國情，即中國獨特的人文環境、地理環境、社會形態所做出的因地制宜、富有創新意義的抉擇。中印兩國國情差異巨大，社會生產方式和歷史文化傳統迥異。古代中國是一個人口聚集於大河流域，重農抑商，思想和政治“大一統”的國家;而古代印度則采集業和商業較發達，語言、宗教、文化相對多元。佛教東傳以後，以“和合僧眾、證悟菩提”為本懷的戒律，向著“利樂有情”的方向發生轉移：印度佛教戒律的根本出發點，是為了保障僧侶的個體解脫，以及由此而必須維護的僧團這一特殊團體的獨立和團結;中國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則是通過自我的不斷提升，最終實現利益社會、普度眾生的目標。 這些轉化是通過道宣律師及律學思想家們艱苦卓絕的不斷努力才實現的，解決了佛教戒律上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對接的理論難題，為中國的律學實踐揭開了新的一頁，從而奠定了中國大乘佛教的根基。其中，關鍵的心法戒體說創造性地發揮了“戒體”思想，統攝兩乘，很了不起。通俗地講，這其中有嚴格的道德本體意義。它是中國佛教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在理論上對本體的追問，或者說是其本體論思維的一種反映，更是對體用思維的一種深化。自從道宣律師奠定了律宗基礎、厘出其四科之後，中國律宗思想在诠釋以“戒體”為中心的理論中形成、分野和發展，成果越來越豐富。 換一個角度來講，如果說孟子之學為“求放心”、陽明心學為“致良知”，那麼，律宗學人所認識的戒行不僅是“以體發行”，更是“以行護體”。在哲學層面上，戒體思想正是中國佛教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佛教思想家越過外在修行與弘持，進入對其戒法的本體論意義的探索。這正是對佛教戒律和倫理的深層把握。對戒法本體論的追問，將中國佛教推向一個新的思辨境界。 “傳持戒律一統律藏”：《四分律》會通中國國情 《中國社會科學報》：南山律宗因創立者道宣律師久居終南山而得名。“南山律宗”為何又稱“四分律宗”? 本如法師：稱“四分律宗”是因為律宗宗奉的主要經典是《四分律》。昙無德(漢譯名為法正)弘法時將上座部的律藏中，合於己意的采集成文，分四次說完，故他所采集的戒律，稱為《四分律》。 佛教初傳入中土，由於沒有戒律的翻譯和傳播，僧俗界限不甚明了，僧人也沒有皈戒之舉。曹魏時期，中印度昙摩迦羅尊者來到洛陽譯出《僧祗戒心》一卷，並舉行傳戒大典。此後100多年，直到鸠摩羅什譯出《十誦律》，中國才有整部律典的弘傳。之後，“四律五論”被陸續譯出，包括《十誦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五分律》和《毗尼母論》、《摩得勒伽論》、《善見論》、《薩婆多論》、《明了論》。諸部律譯出後各自盛行一時。其中得以光大並流布傳承於後代者，僅《四分律》一支。 道宣律師曾師從北魏少林慧光三傳弟子智首法師受四分律義。當時從印度傳來的五部律法中，道宣律師認為《四分律》最適合中國國情，遂以大乘教義來解釋小乘律典，明其戒體，立其戒相，使律藏得以一統，為佛教徒生活制定了規約儀范。同時，在淨業寺築置戒壇，依新法為天下沙門受戒。為完成會通兩乘的壯舉，道宣律師長期隱居終南山，苦心孤詣，精研諸律，先後撰著有《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四分律比丘尼鈔》、《四分律拾毗尼義鈔》等。其中，前三部著作被後世稱為南山“三大部”，《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一書，更是千余年來律學踐行的行事指南。 《中國社會科學報》：南山宗、相部宗和東塔宗被稱為律宗三家。三家有何淵源? 本如法師：這三家宗奉的都是《四分律》，即長安終南山道宣律師創立的南山宗、相州日光寺法砺律師創立的相部宗、長安西太原寺懷素法師創立的東塔宗。 道宣律師曾就學於法砺律師，法砺律師曾就學於靈裕、靜洪、洪淵，禀受《四分律》要義，又廣學《十誦律》，綜合諸經論之說，撰成《四分律疏》十卷、《羯磨疏》三卷。他主張戒學應當兼有定、慧二學，故以止持(止惡)、作持(為善)等二法為宗;又依《成實論》倡戒體“非色非心”論，判《四分律》全為小乘。由於法砺的學說盛行於相州(今河南臨漳)一帶，所以稱為“相部宗”。 東塔宗懷素法師從玄奘大師出家後，專攻律部，精研3年，發現相部律疏的瑕疵，覺得古人義章未能盡善，遂著手編纂《四分律開宗記》，認為“以佛陀攝化，隨機隱現”，故不判大小，采用《大毗婆沙論》、《俱捨論》等論典來诠釋戒體。相對於相部“舊疏”而言，此疏為“新疏”。懷素法師新疏一出，另成一家之言，因其居西太原寺東塔，故名“東塔宗”。 五代以後，相部、東塔兩宗衰微不傳，唯南山一宗盛行海內外。後世通常說的律宗指的就是南山宗。 另外，律宗由道宣律師三傳弟子鑒真法師於唐天寶十三年傳入日本。鑒真受請東渡日本傳法，先後6次渡海，在奈良東大寺設壇傳戒，後來又創建唐招提寺，成為日本律宗的初祖。 “自食其力農禅並重”：清規融合宗法禮制 《中國社會科學報》：清規是如何產生的? 本如法師：清規產生的直接原因，自然與禅宗這一特殊佛教團體的生存狀態相關。初期禅宗是一個非主流的佛教團體，甚至能不能稱之為團體都很難說。這一點從達摩等人的生平際遇可以看出。現在學界普遍認為，禅宗真正形成教團要遲至道信和弘忍的時代，特別是百丈懷海時期。他們提倡農禅並舉甚至以農為前提，鼓勵信徒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而後辦道開悟，開創了農禅並重的傳統。 中國與印度的自然環境迥異，在和平時期，相對惡劣多變的自然環境、龐大的人口基數和相對數量較少的耕地，尚不足以支撐僧人的乞食生活，民間文化對於乞討也多有負面印象。更何況唐代後期局勢動蕩，寺院經濟基礎動搖。尤其是戰亂時期，僧眾只能躲在偏遠地區修行，衣食不保，便開始自己動手解決，一邊修行，一邊耕地，就形成了農禅並重的傳統。 新的生存方式提出了新的問題。大乘菩薩戒法的主要精神是智慧的覺悟、心智的培育和利他行為，主張戒法源於自性清淨的佛性，即自性清淨心。“無相戒”要求“自淨其心”，將覺悟與道德自覺融為一體，六祖慧能在《壇經》中反復強調“戒本自性清淨”、“心地無非自性戒”等觀點。但是，“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禅”的觀念，使一些僧人以“心不懈慢”為由，輕慢持戒對言行的約束。為此，禅僧懷海創立了禅宗叢林清規《百丈清規》，以約束僧人行為。 淨業寺律宣亭 《百丈清規》針對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融會了傳統文化的宗法禮制，折衷了佛教大小乘戒律精神。“清規”是禅宗特有的行為規范，是禅院的組織規程及內部日常生活的管理規則。這些規范是廣義的戒律，是富有中國特色的佛門規制。它從義理上認同“忠”、“孝”，強調現實的踐行，並以清規戒律的形式規定下來。規范體現了尊老敬長、自食其力、農禅並重等特點。特別是“祝厘”、“報恩”、“報本”、“尊祖”4章注重綱常與忠孝，因而更適應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與倫理。 農禅傳統與普請制度對中國佛教至少產生了三個意義深遠的影響：第一，使禅宗甚至中國佛教整體逃過歷次法難的大劫。第二，為中國佛教十方叢林等制度的建設提供了基礎。第三，使佛教與一切基於農本思想的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 “以戒為師依法不依人”：持戒與守法相輔相成 《中國社會科學報》：佛教一向以“治心”聞名，這也是它在歷史上能夠與儒道實現融合的天然契合點。新時代如何重新定位僧人的規范、僧團的規范、傳法弘法的規范以及佛教與社會的關系? 本如法師：依法治國是我國的基本方略，當前我國法制建設成績顯著，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行為規范和組織制度的戒律，是貫穿佛教的宗教觀念、宗教體驗、宗教行為、宗教體制“四要素”的核心內容。沒有對戒律與佛教徒持戒實踐的認識，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佛教。因此，在現代社會中，佛教更應重視遵守法律、持守戒律。 佛教倡導佛法常新、與時俱進，促進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佛教健康發展的正確方向。“以戒為師”，“微細戒可捨”，“依法不依人”，在中華民族崛起、中國文化必將再度為世界文明貢獻力量的偉大時代，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國家之一，中國佛教界有必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與時俱進，堅持持守戒律與遵守法規相結合，將中國佛教積極入世、人間佛教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理解持戒與守法的關系? 本如法師：戒律是僧團的行為規范，法律是社會的行為規范，前者保障正常的宗教秩序，後者保障正常的社會秩序。在現代社會中，戒律可以規范和幫助僧尼及信教群眾遵守法律，有利於營造法治社會的良好風尚。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規律的戒律與現代社會中的法律體現著局部與全局的關系。愛國守法、愛教守戒是持守戒律與遵守法規相結合的集中體現和核心內容。 持守戒律是佛教徒的基本行為准則，也是佛教界堅持“以戒為師”的根本緣由。現代社會，僧尼持守戒律必須遵守法規，以遵守法規規范自己的戒律行為，以遵守法規作為持守戒律的前提。持守戒律、弘揚佛法、遵守法規、護國利民。只有持守戒律與遵守法規相輔相成，才能達到出家之人所慕樂的“國土興盛，人民安樂”，這也才是真正的釋迦弟子“修習正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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