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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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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星雲大師：我們都在寫歷史
一個人不必急於功成名就，受人重視， 只要你肯為大眾寫下“歷史”的篇章， 別人就會樂意為你留下“歷史”的軌跡。 佛光山開山以來，許多年輕人跟隨我奉獻青春歲月，日夜努力工作，服務大眾。我總是嘉勉他們：“我們都在寫歷史!”但也有一些青年求道意志不堅，中途換了跑道，我也徒歎奈何!只可惜他們在佛光山的歷史無法再繼續寫下去了。 “歷史”，是人類行為的軌跡。像文天祥、史可法、岳武穆、方孝孺，寫下了盡忠報國的“歷史”，留芳百世，永垂不朽;秦桧、吳三桂、洪承疇、汪精衛，卻寫下了賣國求榮的“歷史”，遺臭萬年，人人唾罵。可見無論行事善惡好壞，我們都在為自己、為國家、為社會、為人類留下了忠奸善惡的“歷史”。 所以，“歷史”是一面鏡子，在歷史的鏡子裡，多少事物的原形映現其中;“歷史”是部冊書，在歷史的冊書裡，所有的興衰得失都記錄無遺。“歷史”本來可以是一湖清水，有些人卻可以把它攪得混濁不清;“歷史”本來可以是萬裡晴空，有些人卻可以把它弄得烏煙瘴氣。因為古往今來，有的人用精勤事業寫“歷史”，有的人卻用利益金錢寫“歷史”;有的人用生命血汗寫“歷史”，有的人卻用巴結奉迎寫“歷史”;有的人用忠烈貞節寫“歷史”，有的人卻用曲躬谄媚寫“歷史”;有的人用慈悲智慧寫“歷史”，有的人卻用血雨腥風寫“歷史”。 人的一生都是一頁“歷史”，有些人在“歷史”上留下多采多姿的事跡，像富蘭克林，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學家、發明家、探險家;有些人終其一生努力於一件事情而能有所成就，也總算向“歷史”有了交待。像過去在揚州鄉下，有一名叫簡美貞的姑娘用自己的頭發繡了一幅觀世音菩薩的聖像，雖說花費六十年的時間，卻在自己生命的“歷史”上留下了可貴的信仰。最可惜的是，有些人終日狗茍蠅營，在“歷史”上交了白卷。 生命的“歷史”也像一條長河，難免遭遇到障礙的山石或突變的環境，我們是要像湍流急瀑那樣，不顧一切，奔流而下，激起陣陣絢麗的浪花，甚至沖出另一條河道，開創另一片嶄新的天地;還是要如平湖溪澗般，委婉曲折地勾畫出一條優美的曲線?端看我們當時的抉擇。不過，一時的抉擇，可能就會為你改寫了後面一生的“歷史”!唯一最怕的是，遇到了挫折，就灰心喪志，什麼都不做，像一灘死水一樣，任其腐臭生蟲。 回想我過去本來只不過是個貧瘠鄉村的農家子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出家學佛，改寫了我一生的“歷史”，因為我在佛法裡擴展了自己的視野，升華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年的叢林生活裡，我曾遭遇過一些委屈、冤枉，也曾被師長認為我不會有出息，但是我從不失意後悔，因為我知道，“歷史”必須靠自己去創造，別人的一句話無法決定我們的生死，別人的關懷呵護也無法作為永久的憑借。所以，多少嚴苛的要求，多少無理的處罰，我都能全盤接受，視為未來揮灑生命的資糧。 過去，我曾有兩次讀書深造的機會，第一次是在十八歲那年，承蒙一位教授青睐，要介紹我去國立教育學院讀書，當我興高采烈地向師長報告時，卻被他喝斥了一頓，因而打消念頭。第二次是在二十六歲那年，日本大正大學寄來了博士班的入學通知，要我即刻報到。我連機票都買好了，但臨行前，因為一位信徒朱殿元反問我：“你已經是我們的師父了，為什麼還要去當日本人的學生?”我深以為然，所以又趕緊放棄。多年之後，我回想往事，不禁慶幸自己兩次都沒去成，否則我最多只是在學術中鑽研故紙，擁有一席之地，那裡能和僧俗二眾共同寫下後來弘法利生的“歷史”呢? 到台灣去發展，甚至到宜蘭弘法，也是因為一句話、一個念頭而改變的“歷史”。一九四九年，國共內讧，山河變色，那年我才二十三歲，本來打算和常住一起共存亡，不料組織了百余人的“僧侶救護隊”，正要去台灣的智勇法師卻臨時怯步，我見茲事體大，便承諾代他行事，就這樣來到了自己完全一無所知的台灣。 一九五一年，大醒法師在新竹青草湖興辦“台灣佛教講習會”，我欣然受聘前往擔任教務主任，卻因教派不同，遭人排擠，所以我決定辭職他去。這時適逢李決和老居士正在為宜蘭人士找一位能講經說法的老師來傳播正信佛教，我見他慈眉善目，誠意殷殷，又見鄉野僻地無人肯去，便一口答應。從此以後，我走進了宜蘭的“歷史”，沒想到卻以此地為基礎，成立念佛會、弘法隊、歌詠隊、兒童班等，帶動了台灣初期佛教的發展，真是應了古人的話“無心插柳柳成蔭”。 不喜歡與人爭利，也是我一路走來，“歷史”曲折的原因之一。像我和高雄其實結緣甚早，記得四十多年前，我就經常來往台北、高雄兩地之間布教，每次一到高雄，那種鞭炮盈耳，奏樂鼓號的歡迎熱忱，直叫人感到卻之不恭，受之有愧。盡管高雄的信眾一再邀請我駐錫此處，但因為一來，當時在高雄學佛的青年不及宜蘭的青年那麼純樸、用心;二來，同學煮雲法師有一次在鳳山舉行皈依三寶典禮，計有二、三百人參加，盛況空前，便向我表示想留在鳳山發展，我便取消在那裡長住弘法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五年，我將過去的老師月基長老從香港接來台灣之後，想到可以將高雄的道場請他住持，因此我才接受興建高雄佛教堂的請求。不料建築途中，由於苓雅區的信徒不喜歡其他區的信徒到佛堂禮佛，我想：一個外省人，怎可長住?甚至佛陀是印度人，如果真的來此，也會被他們掃地出門。於是我默然退出，在鼓山區覓得一地興建壽山寺。有鑒於辦學的重要，不久，我在寺內成立壽山佛學院，不但一償“以教育培養僧才”的初衷，也落實了“寺院即教室”的理想。 由於一來，學生不嫌設施簡陋，甚至在納骨堂旁邊完成學業;二來，學生不斷增加，校捨不敷使用，我於一九六七年，在大樹鄉購置一塊麻竹山地，興建東方佛教學院，並且在校園內親手栽種了十八棵榕柏，以紀念壽山佛學院第一屆學生中的十八位出家眾，全始全終，與我同甘苦，共患難的“歷史”。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東方佛教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翌日“中央日報”曾以“台灣首批佛學士”為標題，大大報導了一番，在當年佛教不很普遍的台灣，真是一件令全體佛教徒都為之振奮的事情。記得那時的學生有普晖、悟證、依道、性光、紹瑩、慈嘉、依嚴、慈怡、心如等，可見只要我們肯腳踏實地，“歷史”是不會辜負苦心人的。後來，前來朝山的信徒日有所增，為了迎合大眾的需要，我陸續興建大雄寶殿、朝山會館，佛光山的“歷史”逐漸發展，而財務拮據、山崩洪水、誣蔑毀謗、惡民圍山等人為及天然的災難也接踵來臨。至今由衷感謝僧俗二眾們都能秉持一師一道的精神，不畏艱難，奮斗了三十多年，我們終於寫下了佛光普照的“歷史”。 所以，我深深感到：“歷史”，有的時候固然應該寫下標榜個人功勳偉業的“斷代史”以為嘉勉，但我們更應該鼓勵集體生命接力共成的“創作史”。古往今來，有許多人歡喜將別人的“歷史”寫在自己的一頁上，但更多有抱負、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卻甘願將自己的生命寫在人類大眾的“歷史”之中。像古時譯經的高僧大德，固然憑著他們的悲心慧解，以般若文字裨益了無數的眾生，但也由於他們用兩條腿西行求法，為中印文化交流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歷史”。而龍門石窟、雲崗佛像、敦煌壁畫、房山石經如今享譽國際，無人不知，但那是多少師徒相繼，歷經多少朝代才完成的“歷史”钜擘。甚至那鬼斧神工的藻井、那栩栩如生的雕像，都沒有留下原作者個人的“歷史”，但是卻為中華民族留下了睥睨世界的藝術瑰寶及永垂不朽的“歷史”。 佛光山的許多徒眾亦然，他們和我見面的時候，為了佛教的需要，放棄原先的人生規畫，義無反顧地將自己投入弘法的行列中。像依空、依昱、依法、慧開、慈怡、妙淨等，原本無意於世間的學位，但是為了想共同為佛光山的各種事業寫下輝煌的“歷史”，各自花了十年、八年的歲月，取得博士學位。慈惠、慈容、心定已經是馳名世界的佛教法師，他們對於名位並不戀棧，但因為佛光山有多少大學及其它教育機構，只有接受美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好讓佛光山教育事業的“歷史”更加綿延久遠。慈莊憑著流利的英語、日語，如果在別的寺院，不知在海內外已經收了多少的徒眾，但是為了佛光山在世界五大洲的建寺工程，他心甘情願，席不暇暖地到各處視察;後面跟進的慧禮、依來、依恆、依宏、依訓、永全、滿謙、覺誠等，也紛紛學習他的精神，誓言為佛光山的寺院建設繼續寫下璀璨的“歷史”。 此外，覺穆雖然是建築科系出身，但無意於建築，只想當個法師，因而不惜放棄建築師資格，隨我出家;但到了佛光山，為了事實的需要，只得又再拿起米達尺、設計圖，好為佛教的建築寫下不朽的“歷史”。妙慧為了追隨我弘法利生的腳步，辭去了優渥的會計師職業，佛學院畢業之後，到中華佛光總會、人間文教基金會，從頭開始學習佛門行政事務，准備日後為佛教的未來開拓更遠大的“歷史”。他們改寫了自己的“歷史”，創造佛光山共同的“歷史”，日後佛光山的“歷史”必定也會留下他們努力過的成績。 從佛光山的建築，就可以看出創建以來，大家集體創作的“歷史”。像吳大海居士在開山初期，率先捐助了第一座水塔，我將之命名為“大海之水”。觀音放生池的“和愛島”，是紀念一位人稱“愛姑”的優婆夷“微和”。她不但生前熱心贊助放生池工程，並且在臨終時將全部遺產三萬元悉數捐出，作為興建放生池之用。所以完工之後，我特地將觀世音菩薩伫足的那一方土地稱為“和愛島”。頭山門前的彌勒佛像，是佛光山最殊勝的標幟之一，這尊佛像是佛光山開山後的第三年，舉辦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時，其中一名就讀國立藝專的朱朝基同學發起雕塑，並捐獻給佛光山。原先計畫安放在開山紀念碑旁，但是吊車工人將佛像吊到山門口暫為休息之後，想要再吊起時，佛像竟如磐石般安然不動，後來向高雄工兵隊商借巨型吊車左右齊吊，奇怪的是，吊到鎖鏈都斷了，仍然無法移動分毫，不得已又再商請高雄港務局，將全高雄起重量最大的吊車借來，還是無法吊起，後來大家想到這裡或許是彌勒菩薩自己選定和大眾結緣的地方，所以就不再移動了。看來，方面大肚，笑臉迎人的彌勒佛都在努力地為佛光山寫下“給人歡喜”的“歷史”，我們怎能在輕忽懈怠中，不為人間和自己的生命寫下紀錄呢? 有感於功德主們多年來奉獻心力，讓佛光山在不停地創新中茁壯成長，卻未曾像一般信徒一樣，要求將芳名留在梁柱上。數年前，我將他們的姓名全部鑴刻在高溫燒成的藝術陶壁上，為他們寫下美麗的“歷史”。“百人碑牆”的制作是為了讓古德的銘言墨寶能在佛光山留下永垂不朽的“歷史”，慈嘉身為負責人，為此日夜辛勞，不敢離山一步，直至全部竣工後，仍功成不居。為了獎勵他為佛光山寫下美化環境及無言教化的“歷史”，今年——一九九九年——六月，我特別給他一個前往西域參訪的機會，我相信他在踏著前賢的足跡，尋幽覽勝的同時，一定也能體會到後人循著他的腳步，為佛光山寫下“歷史”的法喜。 過去我忙著建設，從來沒有想到要為自己另辟住所，只是因陋就簡，在男眾寮房的陽台上搭建了一處休憩的地方。直至心平繼任第二任住持時，弟子們一致決定要為開山的“歷史”留下見證，才興建了“開山寮”作為我永久的居所。我深深感到：一個人不必急於功成名就，受人重視，只要你肯為大眾寫下“歷史”的篇章，別人就會樂意為你留下“歷史”的軌跡。 我從小拙於梵呗唱誦，知道這條路的“歷史”非我能走，因此我從年輕的時候，就矢志從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來創建佛教的“歷史”，等到收徒納眾之後，我讓長於美聲唱念的心平、心定、慧龍、慧法、慧聰、慧泰等人發揮所長，並且鼓勵他們為推廣音樂弘法寫下“歷史”。我也明白外語非江蘇揚州“我的籍貫”土腔土音的人所擅長，所以只有努力從華裔的文化裡著手開創佛教的“歷史”，並且在弟子中挑選通曉英文的人去學習其他語文，像梵文的依華，英文的依益、滿亞，法文的滿容、妙希，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的覺誠、覺培，德文的妙祥及日文的依昱、滿庭等，加強他們的度眾能力，讓他們繼續擴展前人的成績，好將法水遍灑世界每個角落，為國際佛教寫下不凡的“歷史”。 所謂“佛光普照，法水長流”，這個願望並非近年來才發起的。記得初來台灣時，家師曾派人從香港下院寄錢給我買船票到香港，但那時我正好與慈航法師及其他幾十位出家人被誤認為匪諜而同時入獄，在陰錯陽差之下失去了機會。後來當我等洗清冤屈，從牢裡出來之後，得知此事，感到自己在台灣生活近一年，才剛有了些許基礎，何必捨近求遠，於是將所有財物連同盤纏，全都送給那些在台灣沒有身分，比我更需要經費的同道們，讓他們到香港開創弘法的“歷史”。 三十多年前，立法委員董正之先生曾到北投精捨，央求我學習英文，到瑞士去弘法，雖見他磕頭作禮，誠意殷切，但我想到海外弘法的因緣尚未成熟，恐怕有負重托，所以只有暫為婉拒，以待來時。當時我不是不重視“歷史”，而是在因緣未具足時，要先打好在國際弘法的基礎，才能留下“歷史”。 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成立，終於圓滿我多年願望，將佛教帶到世界五大洲，而後又應當地信眾要求，佛光山在海外各地遍設道場。電視節目“八千裡路雲和月”的名主持人凌峰先生，數年前到歐洲走訪一周之後，承蒙他公開贊歎：“為歐洲華人寫下輝煌‘歷史’的，是佛光山的比丘尼。”因為他親眼目睹佛光山在歐洲各道場的出家女眾，一人身兼數職，不但凝聚了華人的信心與力量，而且肩負起東西文化橋梁的重任。 南非南華寺的創建也是一項特殊的成就，一九九五年，十位南非黑人出家，使得有黑暗大陸之稱的非洲頓時發出希望的光芒。最值得興奮的是，多年來我一直奔走呼號“恢復南傳佛教比丘尼僧團”的主張，在佛光會、佛光山及世界各國佛教領袖的共同發起下，終於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實現了。 想當初我提出這個意見時，教界乏人響應，尤其南傳國家的比丘多以比丘尼僧團早已消失為由，不予正面的答覆。經過長年累月不斷的溝通協調，如今不但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恢復了比丘尼教團，許多南傳國家的比丘甚至撰文舉證，支持比丘尼僧團成立的合法性，及其對佛教發展的利益。可見，盡管有許多人抹煞“歷史”、偽造“歷史”、竄改“歷史”，自以為可以逞一己之私欲，瞞天過海，但後人終究會從蛛絲馬跡中找出事實的真相，因為“歷史”是最公正的判官，一定能還給它本來的面目。 所以，“歷史”終究是公平的!尤其，人只要一生下來，世界就有我們的一份，所以我們必須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份，凡事為此而努力，為此而奮斗，因為時時刻刻，“我們都在寫歷史”。但願每個人都能發大心，立大願，讓我們的每一句語言、一個念頭、一個動作，都能為後人所學習，都能為人間留下“歷史”;讓個己生命的“歷史”都能融入整個宇宙之中，為人類帶來幸福，為世界帶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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