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100名人談佛教（一） 1、蕭衍（464—549，梁武帝，受菩薩戒皇帝）：
梁武帝是一個多才多藝學識廣博的學者。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在南朝諸帝中可以說是堪稱翹楚。梁武帝虔誠佛事，以佛法治國。梁武帝堅持日中一食，並從大菩薩戒出發，發心斷除酒肉。還三次捨身寺廟，講經說法。每月齋會，諸寺院施財與食，而捨身由家臣奉贖的財帛貨幣不斷儲蓄就成無盡藏，然後以無盡藏施捨民眾，完成布施；另外蕭衍又令家臣去屠宰場購買即將被殺的生物，加以放生，數量以億計。講經、法會、捨身、布施、放生等，把蕭衍的佛教虔笃表現得無微不至。
梁武帝《會三教詩》：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為善存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镂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眾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共同願望。
大椿徑億尺，小草裁雲萌。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想起異解，報應有殊形。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2、楊堅（541—604年，隋文帝，乳名——那羅延，梵語，金剛不壞之義）：
隋朝的出現，結束了三百年分裂局面而統一天下。隋文帝楊堅登極後，大興佛教。隋唐佛教之盛，是歷史上的黃金時代。這是一個神奇的時代，這時對佛法的崇信與虔敬令後世匪夷所思。隋文帝在褓襁之際，就與神尼過著出家生活，吃齋奉佛，有十三年之久。南京攝山棲霞寺有一座捨利塔，塔上有智仙神尼的像，是文帝建塔給像報恩之義。 文帝在塔銘上說：“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一切三寶，弟子蒙三寶福佑，為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利，諸州供養，欲使共修善業，同登妙果，仍為弟子，法界幽顯，三塗八難，忏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諸眾生，發露忏悔。”
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住寺至今，樂聞鐘聲。 3、李世民（599—649，唐太宗，受菩薩戒皇帝）：
貞觀十八年，太宗皇帝下诏道：“如來滅度，時以末代澆漓，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護持正法，然而僧尼出家，戒行須備；若縱情放逸，觸途煩惱，關涉人間，動違經律。那既失如來玄妙之旨，又虧國王受付之義。《佛遣教經》是佛陀涅槃時所說，戒敕弟子，甚為詳要，末俗缁素，並不崇奉，大道將隱，而微言且絕，寡人為了永懷聖教，用思弘闡故令有司之官，差選書手十人，多寫此經本，務必要盡力施行。凡是京城中，五品官位以上者，以及諸州的剌史們，都各人付給一卷，若見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應當公私勸勉他們，依教遵行。”
尊祖重親，人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別親疏之序，非不留心於佛教也。自有國以來，朕從未創立一所道觀，凡有功德，皆歸僧捨。你們看！我將自己太原的舊宅，都改建了佛寺。過去雖然在操戈臨陣之時，我也不願濫殺無辜；而今凡有戰場的地方，都建立了佛寺。朕心如此，恐怕卿等還不能了解呢！
朕鑒於有些僧徒，溺於流俗；或都假托神通，妄傅妖怪；或謬稱醫筮，左道求財；或都造詣官曹，囑致贓賄；或者贊胃焚指，駭俗驚愚。假使有一於此者，皆大虧聖教，朕為了護持正法，對於如上所說的不合佛法，敗德無行的僧尼，是決無寬捨，務使法門清整……伽藍淨土，鹹知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
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 4、武則天（624—705，大周皇帝，居士）：
中國歷史上唯一之女皇帝。先為太宗才人，帝崩，依制削發為尼。富於權略，善於用人，執政達四十余年。與比丘昙慈造大雲經，以為符谶。然師事高僧神秀、法藏、義淨等，頗能屈己盡禮。又度僧、造寺、塑像、寫經，歷年為之，從不厭倦。武則天虔誠信佛，經通佛法，護持三寶，獨尊佛教，為佛教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武則天時期的佛教地位，與唐代的其它時期比較起來是最高的。很多佛經的開經偈是武則天寫的。
佛經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金剛經》贊頌偈：
“雲何得長壽，金剛不壞身？復以何因緣，得大堅固力？
雲何以此經，究竟到彼岸？願佛開微密，廣為眾生說。” 5、李白（701—762，唐朝詩人，青蓮居士）：
詩仙李白存世的作品中有五十多篇是寫釋家題材的，但從內容和理趣言，都被徹底地仙化了。究其成因，則主要在於佛教淨土和神仙境界的相通以及道教度人思想與大乘佛教濟世思想的相契。
《地藏菩薩贊》：“本心若虛空，清靜無一物”。
《廬山東林寺夜懷》：“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發”。 6、王維（701—761，字摩诘,唐朝詩人,外號“詩佛”）：
王維精通佛學，佛教有一部《維摩诘經》，是維摩诘向弟子們講學的書，王維很欽佩維摩诘，所以自己名為維，字摩诘。王維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於道光法師。他一生習禅，與南、北二系的禅師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禅學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澤一系禅學思想的影響。
王維在《谒璇上人並序》中為禅僧作精神畫像雲:“外人內天,不定不亂,捨法而淵泊,無心而雲動。色空無礙,不物物也;默語無際,不言言也。”這是禅家的最高悟境,也是詩家的最高化境。
《過福禅師蘭若》：“欲知禅坐久,行路長春芳”。
《西方淨土變盡贊並序》：“願以西方為導首，往生極樂性自在。” 7、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香山居士）：
白居易是唐代的偉大詩人，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在很多詩中，表達了學佛的體會。
《閒吟》：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
《念佛偈》：日幕而途遠，吾生已蹉跎，日夕清淨心，但念阿彌陀，達人應笑我，我且阿彌陀。
辭章諷詠成千首，心行皈依向一乘。坐倚繩床閒自念，前生應是一詩僧。 8、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信佛很深，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
他還指出，佛家“其教人，始於性善，終於性善”，“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元，無大小乘。”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 9、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著名政治家、文學家）：
范仲淹是個虔誠的佛教信徒。他為官清正，愛民如子的思想基礎就在於佛法之中。在千古流傳的不朽名作《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激勵後人的千古絕唱。范公的母親即信佛，長齋繡佛達20年之久；其知交、同為慶歷新政中的重臣又同遭貶谪的富弼也是入佛很深的佛教徒。范仲淹一生中與多位法師交往，於佛法中深有獲益。
范公在蘇州和杭州做官時，游歷寺廟最多，並常作詩紀游。他與多位僧人有交游(有記錄者即不下十位)。慶歷初，他在旅途中得到一本經卷《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藏經未錄。他認為是“悟本成佛大法之頌”，自稱“一句一歎，一頌一悟，以至卷終，胸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所悟”，於是親自為之作序，命府州承天寺僧人歸依別錄藏之。他在序中說此經的112頌“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真明之宗，除煩惱障毒之苦，濟生戒殺，誘善祛邪。立漸法，序四等功德；說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群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歸於善。” 他所作的《用天下心為心賦》建議皇帝“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達彼群情”；范公在《岳陽樓記》中提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在《上執政書》中慨然而言的“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可謂真正到達了“無我”的境界。
10、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北宋士大夫與佛教關系密切，其中王安石與佛教的關系尤受學界矚目。晚年王安石傾心於佛教，與僧人交往頻繁密切，這些非但對其自我心理的調節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更為王氏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開拓出一方嶄新的天地。。《佛祖統紀》卷45《法運通塞志》記載，元豐三年（1080）王安石與張方平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問題：荊公王安石問文定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為無人？亦有過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峰、巖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撫幾賞之曰：“至哉，此論也！”
王安石歸依佛門前，寫了一首《望江南》，題為《歸依三寶贊》，表明了自己歸依佛門的心願：
歸依眾，梵行四威儀。願我遍游諸佛土，十方賢聖不相離。永滅世間癡。
歸依法，法法不思議。願我六根常寂靜，心如寶月映琉璃。了法更無疑。
歸依佛，彈指越三祗。願我速登無上覺，還如佛坐道場時。能智又能悲。
三界裡，有取總災危。普願眾生同我願，能於空有善思維。三寶共住持。 11、蘇轼（1037—1101，號東坡居士。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蘇東坡笃信淨土，又善參禅，常與高僧參禅論道。《超然台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玮麗者也。哺糟啜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 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無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 ? 物有以蓋之矣 ! 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門，又焉知勝負之所在 ? 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 ” 12、黃庭堅（1045—1105，號黔安居士、山谷道人，北宋詩人,書法家）：
黃庭堅是宋代著名的“蘇門四學士”之一，詩詞創作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雖出自蘇轼門下，而與蘇轼齊名，有“蘇黃”之稱。但庭堅起初喜作艷詞，流於YIN俗不堪。有次谒見圓通法秀禅師時，秀憚師譏斥道：“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又警告他說：“汝以艷語動天下人YIN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身。”庭堅聞言，悚然有省，拜謝悔過，從此中絕艷詞，並銳志佛道。”（見《五燈會元》卷十七，《太史黃庭堅居士》）並書《發願文》：“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隨順如來，入一切智。”
庭堅晚年寫的《題王居士所藏王友畫桃杏花》：“雲雲一笑見桃花，三十年來不到家。從此春風春雨後，亂隨流水到天涯。”詩中表達作者幾十年習禅的收獲和對宦海生涯的厭倦。靈源惟清對黃庭堅的禅學給予了肯定，有偈寄贈，雲∶“昔日對面隔千裡，如今萬裡彌相親。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羅湖野錄》卷中） 黃庭堅不僅自已深入禅學，還勉勵他人學習，或與禅師交游。他說道∶“治病之方當深求禅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YIN、怒無處安腳，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為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 13、岳飛（1103—1142，字鵬舉，宋代名將，愛國英雄）：
岳飛與江南名剎、江州廬山東林禅寺高僧慧海來往密切、切磋佛理。《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雲：余駐大兵宜興，沿干王事過此。陪僧僚，谒金仙（宋徽宗宣和元年正月壬子下诏令曰：“佛，改號大覺金仙。余為仙人，大士”），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余，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率岳家軍離開江州後，他還特地賦詩寄贈東林禅寺住持、高僧慧海。據《金佗粹編》卷一九＜寄浮圖慧海＞雲：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
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游。叮咛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說岳全傳》第59回和第61回敘說：岳飛大破金兵於朱仙鎮，有直搗黃龍（吉林農安）的壯志，不幸被秦桧嫉妒，用十二道金牌召回京城。岳飛班師回京過長江時，經過江中金山寺，乃去拜訪道悅禅師。道悅禅師預言“元帥此行，恐防有牢獄之災，奸人陷害之事”，勸岳飛“不如潛身林野，隱跡江湖”。岳飛謝絕了道悅和尚一番盛意。臨行時，道悅和尚作一首偈：“歲底不足，謹防天哭；奉下兩點，將人害毒。”
岳飛回杭州，秦桧用“莫須有”三字，使岳飛父子下獄。等到臨刑的時候，才悟道悅和尚的偈頌大意。那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過年，同時天降大雨，岳飛在獄中聽到雨聲，知道大難臨頭，想起道悅和尚的谶言終於應驗了。“奉下兩點”，就是“秦”字。果然被斬於風波亭。
秦桧問監斬人：“岳飛臨刑時，說些什麼話？”監斬人說：“只聽他說，不聽金山寺道悅和尚的話，所以有今天的下場。”秦桧一聽大怒，派何立去金山寺，捉拿道悅和尚。道悅和尚在頭一天於定中曉得這段因緣，乃留下一個偈語：“何立自南來，我往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幾乎落他手。”
寫完之後，即刻圓寂。第二天，何立來到金山寺，老禅師已經圓寂。無可奈何，回去交差。 14、朱元璋（1328—1398，明太祖，法號如淨）：
朱元璋少時至皇覺寺拜釋高彬法師為師，當了和尚。從釋高彬法師學佛習武。24歲在元末農民運動中還俗從戎，加入濠州郭子興的隊伍，甚得郭子興的器重。在鄱陽湖與陳友諒戰斗中取得勝利，自立為吳王。至一三六八年，在北伐的勝利聲中，朱元璋四十歲時，在應天（南京）即帝位，建國號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在朝廷設僧錄司官，統領全國佛教。於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還規定了僧人的服裝。
五台山普恩寺還有明洪武御制詩∶
師心好善善心淵，宿因曠作今復堅。與佛同生極樂天，觀空利物來東邊。目有神光頂相圓，王公稽首拜其前。笑談般若生紅蓮，周旋俯仰皆幽玄。替佛說法近市廛，骅骝雜還擁粉钿。飄飄飛度五台巅，紅塵富貴心無牽。松下趺坐自忘緣，人間甲子不知年，此之謂入如來禅。 15、王陽明（王守仁，1472—1528年，因被貶貴州時曾居住於陽明洞，世稱王陽明。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心學”創始人）：
正德三年（1508），王陽明被谪為貴州龍場驿丞。一夜，突然領悟格物致知的道理。這就是所謂“龍場頓悟”。關於王陽明的龍場頓悟，在《陽明年譜》裡這樣記載：“因念：‘聖人處此，更有道何？’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王陽明並非佛門弟子，故其能有此悟，實屬與佛教淵源久遠，佛門有這樣一個公案：王陽明先生有一次到金山寺去朝拜，覺得寺中的景物非常熟悉，一草一木似曾相識。信步浏覽，走到一間關房之前，只見房門口貼了一張封條，左右觀看，好像曾經住過。王陽明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請知客師父打開關房瞧個究竟，知客師父連忙道歉說：“對不起！這間關房是我們一位老祖師五十年前圓寂的地方，裡面供奉著他的全身捨利，他老人家遺囑交待不可以開啟，請您原諒，千萬開不得。”“既然房子設有門窗，那裡有永遠不能打開的道理？今天無論如何請您慈悲開下來看看！”由於王陽明一再請求，知客師父礙於情面無法違抗，只好萬分為難地打開房門，讓王陽明進去。昏黃的夕照裡，只見一位圓寂的老和尚亘古如昔地端坐在蒲團上，王陽明一看，咦！怎麼和自己的容貌如此的相像？舉頭看去，牆上還有一首詩，寫道：
“五十年後王陽明，開門猶是閉門人；精靈閉後還歸復，始信禅門不壞身。”
原來王陽明的前生就是這位坐化的老和尚，昔日自閉門扉，今日還來自啟，為後世子孫留下一點證明。王陽明為了紀念這件事，曾經在金山寺留下詩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陽水底天；閒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徹洞龍眠。” 16、順治（1638-1661，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法號行癡）：
清朝十位皇帝，大多信佛，特別崇奉喇嘛。
順治皇帝，清朝入關後第一位君主，六歲登基，十四歲親政。宿根深厚，天資聰穎，大至治國安邦，小至詩文書法等世間法卓有成就。順治十幾歲的時候就善根萌發，於萬機之暇探訪善知識，隨喜各道場。二十余歲的時候就驚覺世間無常，皈心佛教。順治講：“朕前生的確是僧，今生每常到寺，則低回不能去”。又說：“財寶妻孥，人生最貪戀放不下，朕於財寶固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覺風雲聚散，沒甚關情。”
順治十五年，玉琳禅師到京，聽說自己的弟子森道座為帝剃發，就命眾人集薪燒森，帝知道後，才答應蓄發。帝寫了《贊僧詩》。該詩是其向往出家生活的寫照，懇切感人，詩曰：
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黃金白玉非為貴，惟有袈裟披身難。
朕為大地山河主，憂國憂民事轉煩；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閒。
來時糊塗去時迷，空在人間走一回；未曾生時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
長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誰；不如不來亦不去，來時歡喜去時悲。
悲歡離合多勞慮，何日清閒誰得知；若能了達僧家事，從此回頭不算遲。
世間難比出家人，無牽無掛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為上客，皆因宿世種菩提；個個都是真羅漢，披搭如來三等衣。
金烏玉兔東復西，為人切莫用心機；百年世事三更夢，萬裡乾坤一局棋。
禹開九州湯放桀，秦吞六國漢登基；古來多少英雄漢，南北山頭臥黃泥。
黃袍換卻紫袈裟，只為當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落在帝皇家。
十八年來不自由，南征北討幾時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與萬秋。 17、康熙（1661—1722，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烨）
康熙皇帝對外藩蒙古的政策是懷柔之道，懷柔之道的運用，就是喇嘛教的利用。五台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為文殊菩薩演教之區，文殊菩薩，又為東方各民族佛教徒所尊信，所以，他五次至五台山瞻谒文殊聖像，且使蒙古大喇蔡格根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夏天，陪他游覽五台山，以示對喇嘛教的尊崇，藉以感化蒙、藏人民．達到安定統一的目的。康熙皇帝也確笃信佛教，自其二十二年以後，天下太平，國家富裕，曾至五台山五次。賜梵文藏經兩部、匱額五十五塊，作詩一十五首、碑文二十余道，修葺寺院二十余座，贈送滲金佛菩薩像七尊，做各種法會八次，敕賜金銀六千余兩，資送珍物，多得難以悉錄。康熙皇帝一生之中,親手抄寫過數十部佛經,其中,最精美最珍貴的御筆寫本之一,就是墨筆楷書白绫精抄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街制南台普濟寺碑》：“佛氏之教，息心淨業，以獨善其身．而文殊所願，在饒益眾生。布施以廣仁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妫謙，精進以施敬，禅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 18、雍正（1678～1735，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圓明居士）：
雍正在即位時，已計劃“十年後庶政漸理，然後談及佛法”。十年之後，朝廷政局大致已穩定，雍正開始頒發相關佛教方面的谕旨，以及編撰《御選語錄》與《揀魔辨異錄》，並於宮中舉辦法會，與天下釋子、羽士以及王宮大臣等，談佛論道。雍正晚年對佛教藏經的刊刻極為擁護，發展佛教事業更是不遺馀力，包括修繕佛寺、濟助寺院以及傳皇戒與齋僧等等。雍正特於十一年（1733年）春夏間，在宮中舉辦歷時半年的法會。在這“宮廷法會”中，雍正親自為王大臣說法，並召集全國有學行的僧人參加。據記載經由雍正的指引而證道者，“王大臣之能徹底洞明者，遂得八人”，“沙門羽士亦有同時證入者六人。”
雍正皇帝被公認為中國帝王之中唯一的真正親參實悟、直透三關的大禅師。近讀其語錄，果名不虛傳，文出義入，圓通無礙。通宗通教，不僅使得雍正成了承上啟下、積引盛世的一代英主，而且作為開悟大德，在他手下開悟的人也不少，這在歷史上甚為稀有。雍正皇帝在其《御選語錄》卷十八的《御制後序》介紹他開悟時的情景：“壬辰(1712)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隨喜同坐兩曰，共五枝香，即洞達本來。方知唯此一事實之理。”“至明年癸巳(1713)之正月二十一日，復堂中坐靜，無意中忽踏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遭。慶快平生，詣章嘉所禮謝。國師望見，即曰：‘王得大自在矣’。”
下錄其偈數首：
中秋：真空世界中秋月，旋碾清霄無障遮。盤古至今明此夜，何曾有意照天涯。
燒香：我香我焚，我煙我聞，香聞合一，我我誰分。
物我：情愛空閒閒空裡，性耽山水水山中，謾言魚鳥非相識，且共升沈上下同。
人生：浮生如夢幻，夢幻即長生，長生離夢幻，便是野狐精。
不識路：山自高兮水自清，乾坤物我太分明，偶然忘卻來時路，偏向他人行處行。
解脫：悟是迷根，修為法縛。不悟不修，歲月耽擱。
何計度生，對病設藥。海上奇方，一服病卻。
平地金仙，百億化身。不悟不修，名解脫人。 19、乾隆（1711一1799，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歷，長春居士）：
乾隆皇帝笃信佛教，章嘉大師(1717-1786)是乾隆皇帝的老師、朋友，也是當時的大清國師。乾隆皇帝受他的影響很大，除了在北京紫禁城內興建寺廟，蒙古的多洛諾、熱河一帶以及北京雍和宮，都成為佛教的重地。乾隆年間，完成了由雍正開始的漢文大藏經的雕刻，是為“龍藏”，或名“清藏”。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又組織人力，將漢文大藏經譯成滿文，經十八年完成，與由藏文譯成的蒙文大藏經同時雕印。他明確表示，翻譯滿文藏經的目的，不在於要人們懂得佛教的哲理，而是使他們“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乾隆帝繼位之初，他就頒下定例：“皇上阿哥每年造八寶塔十萬座，刷印綠色救度母佛像十萬尊，歲底送各寺廟，”同時又命內務府造辦處每年造十萬個擦擦佛分送各寺廟。 與順治帝相比，乾隆帝已是從個人行為和國家行為兩方面去實踐著他的崇佛信念，從另一個角度看似乎乾隆帝對佛教的態度更為理性，更為執著，他對佛教發展所起的作用也更大。乾隆六度朝禮五台山。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其時，乾隆皇帝已經八十高齡，但仍帶領蒙古王公第六次朝拜了五台山。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他第五次朝山時，其時已年逾古稀。“時適值瑞雪霏霏”，因而賦成《至靈鹫峰文殊寺即事成句》一首：“開塔曾聞演法華，梵經宣教率章嘉。台稱以五崇標頂，乘列維三普度車。萦缪抒誠陟雲棧，霏微示喜舞天花。曼殊師利壽無量，寶號貞符我國家。” 20、紀昀（1724—1805,字曉岚，號石雲，道號觀弈道人,清代學者、文學家）：
“檀施供養之佛也，為愚夫婦言之也；明心見性之佛也，為士大夫言之也。”（《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21、林則徐（1785-1850，號竢村老人、竢村退叟，民族英雄）：
林則徐一生虔心奉佛並真實履踐。林則徐早年進入仕途，有緣得聞佛法，即深信不疑，親書《彌陀》、《金剛》、《心經》、《大悲》、《往生》等小冊經咒，隨身攜帶，雖政務繁冗，堅持課誦，行持誠笃，終生不變。受佛法熏陶，並深信力行，奠定他終生堅持以“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為做人作事准則的深厚思想基礎。他嘗撰聯語為座右銘，一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一為：“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
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針對世風日下的時弊，於一八三九年九月巡視澳門後，在前山寫了《十無益格言》：
存心不善，風水無益；父母不孝，奉視無益；
兄弟不和，交友無益；行止不端，讀書無益；
作事乖張，聰明無益；心高氣傲，博學無益；
為富不仁，積聚無益；巧取人財，布施無益；
不惜元氣，服藥無益。YIN逸驕奢，仕途無益。
這《十無益格言》也可以說是林則徐學佛心得點滴，對現代人仍然有深刻的教育和鞭策意義。 22、曾國藩(1811—1872) 字伯函，號滌生。清朝軍事家、政治家。
雖然他以儒為歸，但他與佛教也有密切的關系。他一生不主門戶，兼收並蓄，取其所長，為我所用，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個重要地方，為他人格修養的圓滿完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曾國藩雖然沒有系統地通讀佛家經典，卻常與僧家往來，並對禅宗獨有領悟。隨便摘錄他下面幾句詩，可以看出是很有禅意的。
橐駝對坐不相管，兩家各有無言禅。
開圖對此好溪山，萬重雲水一僧閒，清輝照我塵裡顏。
軀體諒非百年物，夢魂倏在千山裡。
我懷峨嵋老尊宿，翱翔人間如鳳鸾。
兩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與誰？
更向禅宗參玉版，花豬竹鼠肯分否？
拈花參妙谛，惟神功能發能收。
不怨不尤，但反身爭個一壁靜；
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
由來忠孝易通神，忉利花曼識後身。
石爛海枯終有盡，生天成佛豈無人？ 23、康有為（1858--1927，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和學者）：
佛學之博大精深，雖有聖哲無所措手。
佛學之博大精微，至於言語道斷，心行處絕，雖有聖哲，無所措手，其所包容，尤為深遠。 24、、譚嗣同（1865～1898，清末維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佛教大矣，孔次大，耶為小。 25、孫中山（1866—1925，孫中山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佛學為哲學之母，救世之仁，研究佛學可以補科學之偏。國民不可無宗教思想，蓋教有輔政之功，政有護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並行不悖。
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的自然力。
佛教以犧牲為主義，救濟眾生，他的動機是大勇、大智、大仁。 26、章太炎（1869—1936，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
佛法本來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無非是斷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斷不是建立一個宗教，勸人信仰。
佛法……與其稱為宗教，不如稱為哲學的實證者。
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 27、梁啟超(1873—1929，我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
佛教為最崇貴圓滿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為人類最高文化之產物。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
有放萬丈光焰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也。六朝至唐數百年中，志行高潔、學識淵博之士，悉相率入於佛教之范圍。 28、陳獨秀（1879—1942，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
佛法之廣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 29、李叔同（1880-1942，法號弘一，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前驅，著名的藝術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高僧）：
出家人是最高尚最偉大的。順治皇帝曾作“黃金白玉非為貴，唯有袈裟披肩難”之贊譽。 30、魯 迅（1881-1936)，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翻譯家、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
釋迦牟尼真是偉大的聖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於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偉大的聖哲。
31、梁漱溟（1893-1988，中國現代思想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國學大師）：
我是一個佛教徒。人都有前生、有今生、有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一個禅宗的和尚。 32、毛澤東（1893—1976）：
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和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在古代，佛陀傳揚恢弘的教義，保佑普天之下太平無恙。
慧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
信仰是人類的精神支柱，如果把它神化了就是宗教。 33、朱光潛（1897—1986,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
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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