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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平：生態危機源於人類的心態危機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楊東平 　　今天我們談“保衛黃河”，實際上是“學會生存”這麼一個主題。中國真正要進入環保時代，就意味著我們要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科學技術、價值觀念，進入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可以叫作“綠色文明”。 　　我們每個人都是環境災難的制造者，同時又是環境災難的受害者，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日常行為影響著環境質量。有個朋友說過一句非常精辟的話，他說：“生態危機源於人類的心態危機”。自然界的環境惡化是由於人類的生存方式直接導致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變得非常緊張，非常對立，人類對大自然掠奪性的過度開采、索取，造成了今天的環境狀況。對於現代中國而言這個問題格外嚴重。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雖然中國還有很多人生存在貧困線以下，但更多的人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他們面臨的實際是致富的壓力，覺得自己沒有一輛車、一幢洋房，就不算“成功人士”，而且渴望一夜暴富。這種觀念不僅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有，也蔓延到內地，以及貧困、邊遠地區，相當多的人心態是失衡的。 　　很多人把美國生活方式視為一個目標，在這方面，美國人高消費、高消耗、高污染的生活方式起了一個很壞的導向。統計表明，一個美國人消耗的能源相當於33個中國人，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不可能推行美國生活方式的理由。中國的人口壓力和資源狀況不可能追求這樣的目標。印度的聖雄甘地說過一句名言：“地球可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但是無法滿足人類的貪婪。”我們的祖先曾經總結出非常有效的生活目標，就是“豐衣足食，勤儉持家”。這種生活哲學是中國人在既定的生態環境中產生的一種生存智慧。也許，我們應當確定一個有限的目標，應當有所節制，我們的社會也應當鼓勵節儉，而不是去刺激每個人積累更多的財富、享受更高的消費、占用更多的資源。我們這一代人包括在座的年輕一代甚至在今後的幾代人，都不可能追求富貴和豪華。過去我們一直說，中國以世界上7％的土地養活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很了不起的貢獻。我們的土地資源、水資源在急劇減少和惡化，而人口仍在不斷增長。如果我們能夠繼續實現中國人“豐衣足食”的理想，將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一個非常高的發展目標。 　　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環境科學家布朗教授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他還寫了一本轟動一時的報告《誰來養活中國》。他對中國耕地的大量減少，以及建議中國缺水的北方地區不宜大量種植水稻等等意見，都是很中肯的。他最近還出了一本書，預言全球性的大水荒已經來臨。他認為在20世紀，國家之間的戰爭是圍繞著石油資源展開的。但在21世紀主要是圍繞水資源，這一危機已經開始顯現，在中國同樣顯現了。 　　例如黃河斷流。造成黃河斷流的原因是什麼？固然有氣溫升高，降水量減少等全球生態變化的原因，也有上游植被破壞的歷史原因等等；但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黃河上游對黃河水量沒有節制地開發利用。當我們把黃河上游變成“塞外江南”的時候，黃河的下游快要變成塞北了，對經濟比較發達的山東省的工農業生產造成巨大影響。“黃河之水天上來”，長期以來，我們以為水資源似乎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我國還沒有一套有效的跨流域管理水資源的辦法。前些年在江蘇和安徽之間也經常圍繞水資源的分配、洩洪分洪等問題發生政府之間的沖突乃至村民之間的械斗。這類問題，今後會更多。 　　關鍵是我們需要建立一種能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模式，所謂的綠色文明、綠色生活方式。我們的商家對“綠色”是最敏感的，“綠色”已經成為一種商業招牌，開發了許多真真假假的“綠色產品”。在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間可以看到一個海狗油的廣告，台灣演員出演的，“人人都為禮品愁，我送北極海狗油”。我女兒上小學五年級，她看了這個廣告說：“瞧　這個潘金蓮，又來破壞環境了。”其實海狗就是海豹中的一類，在中國是二級保護動物，在國外長期沒有發現它可利用的價值，沒有人去開發它，數量也很多，結果被我們中國人開發了。大家想想，只要中國有幾分之一的人愛上了這個“禮品”，北極的海豹就將遭受滅頂之災　仔細想想，我們的日常行為、生活方式有很多是不符合環境倫理的。已經造成非常嚴重的環境危害。比如甘草，甘草是最普通、廉價的草藥，但由於對它的大最采集，挖地三尺，加劇了西北地區的荒漠化。又比如麝香，麝本來是遍布大江南北非常常見的動物，麝香用於做片仔癀等中藥，現在還每年大量出口到東南亞國家。動物學家估計，按照現在的速度，麝在一二十年之內就會在中國絕跡。 　　另一方面，要反思我們的機制、體制、制度。要真正把傳統的社會發展模式扭轉過來，需要放棄很多東西，改變我們的整個生存狀態，這是非常難的。直到現在，我們的環境治理基本還是一種末端治理，先污染、後治理，已經污染得不像樣了，才關閉一些企業。以北京的大氣污染為例，現在北京市把治理大氣污染作為最重要的任務，鼓勵所有單位燒低硫煤，大量使用天然氣，包括公共汽車以後都使用天然氣，等等。但代價非常昂貴，從陝西鋪天然氣管道到北京，進入千家萬戶，差不多要100個億左右。另外，制訂了新的汽車尾氣標准。現在北京市的汽車擁有量雖然只有西方同類城市的幾分之一，但我們的空氣污染卻是他們的幾倍到幾十倍。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尾氣標准定得太低。這裡有規劃或制度安排的問題。 　　北京有兩個基本問題並沒有解決好。首先是它的城市規劃。如果我們仍然采取延續了幾十年的過度開發舊城中心的戰略，使人流、物流、車流主要向城市中心集中，汽車尾氣和交通擁堵的狀況就好不了。最近報紙上也在討論怎麼根治交通擁擠的問題。在三環路四環路上減少出口，增加新的規則，單雙號分流等等。這些都是末端治理，如果沒有宏觀的治理，只是被動應付，絕不可能真正有效。事實上，北京修的路夠多的了，香港、紐約、華盛頓都沒有北京那麼寬闊的街道，人家不堵車，而且車速極快，什麼道理？我們缺少另外一些東西，缺乏大思路，缺少遠見卓識。當時許多專家反對在王府井修東方廣場的原因之一，就是這麼一個容量巨大的商業設施會進一步加劇車流人流向市中心的集聚，交通不是更擁擠麼？為什麼不把東方廣場修到石景山、修到大興去？當然，繁華地段的土地價格高，商業利益大，但作為政府規劃，就不應遷就房地產商的眼前利益。所以，根治的措施，首先是徹底改變過度向城市中心開發的戰略，將舊城之內的人口壓力和過於集中的城市功能分解、疏散到三環、四環以外去。 　　第二個基本問題是城市交通——是優先發展公共交通，還是優先發展私人轎車。我們經常舉發達國家的數字，說他們擁有多少多少私車，鼓吹中國也應該“轎車進入家庭”。然而，那只是部分的事實。世界上所有大型城市無不是主要靠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鐵之類的軌道交通來解決城市交通問題的。在香港，利用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占到了90％；在華盛頓占到了80％，而這一比例在北京只有40％，在20世紀70年代時還是70％，現在比那時反而下降了　作為一個絕大多數人只能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發展中國家的首都，公共交通所占的比重如此之低，導致交通系統的低效，那麼大的一個城市如果主要不依靠效率更高、更加節能和清潔的公共交通，而鼓勵發展私人轎車，天天堵車、空氣污染就不足為奇了。 　　要反思迄今為止我們的現代化模式，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生活在長江災區的人民，當洪水來臨的時候都面臨“要錢還是要命”的選擇。如果我們沒有建立基本的生態保障，花了很多努力，勤勞致富的成果，就會在一夜之間蕩然無存。今天，我們的國家和整個民族，同樣面臨著這一選擇。我們經常說發展是硬道理，但是，還有比發展更硬的道理，就是生存。如果我們連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都保護不住，我們在沙灘上建設許多大廈究竟有多大意義呢？沒有干淨的空氣、清潔的飲用水，健康不保，隨時生活在水旱災害之中，難道這就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現代化麼？問題就是這麼嚴峻，而且並不遙遠。 　　在經過了20年的高速發展以後，我們理應進行一場反思。20世紀70年代，有一批環境學者出版了一本書《增長的極限》，討論人類拼命追求經濟增長是否合理，有沒有一個極限。事實上有些國家，如新西蘭，它們采取的是“零增長”戰略，就是在能夠維持社會需要、維持現有生活水平的情況下，不再去開采更多的礦山，爭取更高的發展速度，以保護生態環境。那麼，對於我們這個已經千瘡百孔的環境，究竟是應該花更多的人力物力保護、修復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還是蓋更多的賓館酒樓，急功近利地去發財掙錢？ 　　事實上，單純爭取經濟增長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大多數國家都被導入了這麼一種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從世界銀行開始，對各個國家的評價就是一個經濟增長指標，就是人均GNP。現在很多人認識到這種對GNP的追求已經是人類文化的一種破壞基因。大家在拼命追求GNP的時候，逐漸忘記了我們到底為了什麼而發展建設。有的學者指出，用單純經濟增長指標來衡量國家發展的水平是很有限的，在發展初期可以這樣衡量，如同對一個嬰兒，用體重作為成長指標很有效；但對一個成人僅用體重、身高的指標顯然是不合理的，必須考察他的智力、思想、道德等等。對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單純的GNP說明不了更多的問題，還要看他的生活質量、社會公平、科技水平、文化道德等等。世界銀行在研究一種新的評價指標，有人稱之為“綠色GNP”。這種新的衡量國家財富的指標中，包含了三類因素。第一類是傳統的人工生產形成的經濟增長；第二類是人力資源水平；第三類是自然資源水平。這樣就能准確地衡量一個國家實際的狀況、可持續發展的程度。按這種新的標准排序，中國排到了世界第162位(1998年)，中國的財富來源於人力資源的比例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生產的財富也略高於16％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國最低的就是資源指標，僅為3％，世界自然資源平均水平是20％。如果一個國家自然資源儲備很低，你發展不了幾年，資源就會用完，經濟就是不可持續的。 　　還有一點，就是要建立一種資源約束型經濟。什麼叫資源約束呢？比如在北京這個嚴重缺水的地方就不應發展大量耗水的企業，我在《南方周末》發表過一篇文章《要首都還是要首鋼》，在北京這麼缺水的地方，發展這種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的重工業，是非常愚蠢的。有的人甚至認為，北京連旅游業的發展都應控制，因為賓館耗水是非常嚴重的。北京應該分散城市的功能，不應該成為一個無所不能的中心，不應再擴大規模。 　　布朗寫過一篇文章，中間有這麼一段話：“由於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人類至今走過的所有道路，對中國都不能適用，中國非得開辟一條全新的航道不可。這個發明了造紙術與*的民族現在面臨一個跨越西方模式的機會，向世界展示怎樣創造一個環境上可持續發展的經濟。中國如果成功了，就能為全世界樹立一個光輝的榜樣。如果失敗了，所有的人都將為此付出代價。”我們曾經對中國有很多的希望，希望未來是中國的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現在看來，我們真正能為人類做出的貢獻，就是盡快從傳統的現代化模式中突圍，開辟我們通向現代化的綠色通道，走出我們的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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