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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茂森：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這句話意思是講處世必須要慎言，不可多說話，因為話說多了很容易就會失言，說錯話就很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煩，甚至是災禍。《弟子規》上面也講，“話說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這是教導我們言語要謹慎。夫子教學四個科目，第一個是德行，第二個就是言語，第三是政事，第四是文學，把言語放在德行之後，可見得它的重要性很大。實在講，人的言語也是體現人的德行，所謂“言為心聲”，你有什麼樣的心地，自然就會有什麼樣的言語。即使是很會講話，講的言語很好聽，可是欺騙人也不能夠長久，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 　　從事上講，這句話教我們慎言。曾國藩先生教導子弟說，“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這是教我們看人，看人當然要看他的德行，看他的為人。曾國藩教導我們看人要看人的操守，看人的節氣，要有節氣而不能有官氣。官氣是什麼？傲慢自大，剛愎自用，不能夠聽取別人的批評意見。另外要多條理、少大言，這個大言就是很多的绮語，花言巧語，或者是大話，誇大其詞。夫子講，“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個人很會說話，他的容貌舉止看起來好像很好，但是如果沒有踏實的心地，就是沒有操守，這個人只務在顏色上做表面功夫，所以很少有真正的仁心的。所以滿口大道理，往往都是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他不一定是親身證得這些道理，都是道聽塗說的。 　　在東晉時代，有一位著名的書法家叫王獻之，他的父親王羲之，父子倆都是偉大的書法家，歷史上稱為二王。有一次王獻之跟他兩個哥哥去拜見謝安先生，在會談的時候，他兩位哥哥多半談些俗事，只有王獻之略略的在禮貌上問一些寒暖，他並沒有多說話。後來三兄弟走了以後，有人就問謝安，這三兄弟誰的德行最好？謝安說，最小的那個最好，也就是說王獻之德行最好，他講，吉人的話少。所以“戒多言”可以提升我們的德行，當然也能夠保全我們的福報，往往人因一言而喪身，甚至因一言而敗國。 　　孔老夫子教導子弟，這個言語是非常重要，《論語》裡面就有很多的篇章是講言語的學問。像《論語》當中有一句話說，“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這句話是講，說話要懂得抓住契機，既要契理也要契機，要講正確的話，同時也要看時機說話。“可與言”，也就是說可以跟他談論道德學問，講這些話，而不跟他談論，那麼就等於錯過了一個在德學上與人相互切磋的機會。譬如說見到一位好學的人，他向你請教問題，本來你可以多教導他，可是沒有說得很充分，這就屬於失人，對不起人了。反過來，“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不應該說的，不應該跟他談論的這些事情。譬如說他對於道德學問並不大感興趣，根本沒有那種好學的心，你跟他講，講了半天，他是左耳入右耳出，那是浪費言語，叫失言了。那浪費言語倒是次要的，關鍵是他對於聖賢學問反而起了輕蔑之心，不以為然，那是他自己有了過失，我們也有過失。所以“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他不會失人，也不會失言。失人和失言都是不明智，所以夫子這裡對於言語的學問要求很高。說到底，還是一個智慧的問題，什麼時候該說，什麼時候不該說，這個分寸的把握那要憑智慧。智慧哪來？心地清淨就有智慧了。人為什麼沒有智慧？多半是因為有私情，私是自私自利，情就是感情用事。《大學》裡面講的，“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讓我們心正，要放下私情。 　　歷史上也有很多關於失言造成的不良後果的記載，唐朝開國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這是在歷史上一個很少有的英明皇帝，他執政期間是貞觀之治。可是他也有不明智的時候，在立太子的時候，他就表現出有失言的行為了。他本來立的太子叫李承干，後來因為犯罪被廢黜了。唐太宗雖然過去立李承干做太子，可是自己對於自己的第四子魏王李泰非常寵愛。因為李泰自幼就是天性聰慧，而且也相當有文學修養，多才多藝，深得唐太宗的歡心，因此自己已經滋生了要改立李泰為太子的心。後來太子因為企圖謀反被廢黜了，所以唐太宗就當面應允了、許諾了，要立李泰為太子。他第二天告訴大臣們，說昨天有青雀，青色的麻雀飛到我的懷裡，魏王就跑來跟我說，我今天才能夠當陛下的太子，這是我重生的日子，這個李泰就很會說話。然後這魏王就說了，我只有一個兒子，我將來去世的時候，我會為您，為父王把我的這個兒子殺掉，這樣能夠把我的王位傳給晉王。晉王是唐太宗第九子李治，他後來當了皇帝，就是唐高宗。唐太宗就對大臣們說，父子的感情是出於天性，我看到魏王有這麼樣的心，心裡非常疼愛他，所以已經允諾要立他做太子。 　　結果太宗的一個大臣叫褚遂良，也是一位名臣，他馬上就說，這是陛下你失言了。你仔細想一想，魏王現在跟太子爭奪王位，爭得是不擇手段。他對你宣誓說，等你去世了之後，他繼位當皇帝了要把自己的愛子殺掉，把好不容易才搶來的王位要傳給自己的弟弟晉王，這有可能嗎？他又說了，從前陛下你立了李承干做太子，可是又寵愛魏王超過了太子，這種嫡庶不分，導致魏王跟太子爭寵，所以才逼得太子要謀反，他們搶奪這個太子位，這種教訓足以當我們的鑒戒。很難得，唐太宗是一個善於受谏的人，他聽了大臣的這番話之後，就覺悟了。他說對，如果要是立了李泰做太子，這不就是向天下人顯示太子的位置可以用詭計來求得的嗎？如果他做了皇帝了，那他的兄弟李承干（這過去的太子）和李治都沒有辦法活下去了。所以想想，干脆就兩個都不要立，立李治做太子，這樣既能夠使得兄弟兩全，也能夠使大唐江山得到平安。所以後來唐太宗就忍痛割愛，沒有立李泰做太子，而改立李治做太子，李治後來就是繼位之後的唐高宗。像唐太宗這樣的英明皇帝，由於對自己的兒子特別寵愛，所以也會講出那種不該講的話，隨便的允諾，差一點就釀成宮廷的內亂。所以《弟子規》上講，“苟輕諾，進退錯”，這個講話，特別是承諾人，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特別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沒有經過再三的思考就承諾，這後果可能是很可怕。 　　《論語》裡面魯定公曾經向孔子請教，“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有沒有一言可以興邦的？“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孔子也很客觀，說一言興邦大概還不能夠說得這麼絕對，可是也都差不多了，“其幾也”就是也幾近了，接近。他說，“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子這裡舉了個比喻，他說如果人要說，“人之言曰”，如果有人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做國君很難，做大臣也不容易，為什麼難？因為國君一個錯誤的決定，可能就導致全國人民民不聊生。所以這裡講到的，如果真正體會到這句話的意思了，知道國君做起來不容易，這一句話不就是可以興邦了嗎？當然孔子是藉這個機會來教育魯定公。 　　魯定公又問了，“曰，一言而喪邦，有諸”，有沒有一言可以喪邦？“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這個話也不能講絕對，但是也是可以接近了。“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果有人說，我當國君唯一的樂趣就是我說的話別人不敢違背，“莫予違”就是不敢違背我，這是我做國君的樂趣。說“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果這個國君他說的話是善的、正確的，當然這是好的，大家不敢違背他，這是好事情。“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如果這個國君說的話不善，他的命令不善，他的國策不善，而大家又不敢去違抗，不敢去勸谏，那你想想這個國家不就是很快會亡國嗎？因此那句說，我說的話沒人敢違背這是國君的樂趣，這句話不也就接近一言而喪邦了嗎？所以確實是，愈在高位的人，影響力愈大的人，他的一句話產生的效應會很大的。所以這個話在出口之前，必須要再三的審思，寧願少說，不可以多說而失言。所以孔子說，“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敏是敏捷，做事情要敏捷，可是言語要謹慎，也就是說要多做少說。實際上敏於事和慎於言它不能夠分開，不是說兩樁事情，其實是一樁事情。一個人真有智慧真有德行，他就自然能做到敏於事而慎於言，這個人是君子，所以言為心聲。當然行也是心聲，言行都是自己內心德行的一個表現。 　　因此“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這句是教誨我們，從心上來講，要修養誠敬謙和的仁德。誠是真誠，敬是恭敬，內心有真誠，外面言行都表現得有恭敬，敬人、敬事、敬物。自己能夠謙卑，必定能夠跟人和諧相處，這是仁德。有這種誠敬謙和的仁德，自然他就能夠敏於事而慎於言，不用人教，不用刻意，他言語自然就會謹慎，所以這句話實際上是從事上來教我們存養仁心。 　　《論語》裡面曾經有一段是“司馬牛問仁”，司馬牛是宋國人，他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兄長叫司馬桓魋，這個人不仁，為什麼？他想謀反，想把國君（當時是宋景公）謀害了，自己可以當王。司馬牛他跟他的哥哥相反，他是一個很有仁德的人，他不願意參與到他哥哥謀反的這個計劃當中。因為弑君篡位這個是天下人皆得以誅之，會招來滅族之禍。所以當時司馬牛也非常的憂慮，憂國憂兄，他是進退兩難。這個時候更需要慎言，說話稍不謹慎，可能會有難以挽回的過失。所以當司馬牛向夫子請教什麼是仁，仁德的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這個訒就是說話很謹慎，它有忍的意思，言字邊一個刀刃的刃，就是忍住自己的言語。司馬牛聽到夫子講這個話，覺得好像講得太淺了，他問的是仁，為什麼孔子只是說講話要謹慎，難道這就是仁？所以他說，“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難道這就是仁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老夫子是善於因材施教，他的教誨契理契機。對待司馬牛，他為他設身處地給他教誨，因為司馬牛這個人他比較浮躁，比較喜歡說話，所以孔子告誡他一定要慎言。當然慎言本身也是仁的一個表現，這也是仁之方，一個為仁的方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下手處。 　　所以你看，一部《論語》裡面，不同的弟子來問仁，夫子答的都不一樣，是不是仁沒有一個標准答案？其實要得到仁了，夫子所說的他都能做到。這裡司馬牛問仁，孔子教他要忍言，要謹慎，慎於言，這也是仁的一種表現。那顏回問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克己復禮是教顏回敏於事，在事上真干。顏回講的“請事斯語矣”，我要好好的力行夫子的教誨。這敏於事也是仁，慎於言也是仁，不同的角度來說。所以“其言也訒”全是從仁這一字而來，只是司馬牛把它解淺了，當做很容易了。所以夫子後面說，“為之難”，這件事情不是容易事，是很難的事情。講難也是對司馬牛，因為司馬牛當時起了以為它很容易的這種心，輕慢的心。所以夫子應病與藥，他輕視，我就跟他講難，如果有人是以為這個很難，夫子就告訴他很容易。這是什麼？善於教化，讓人有下手之處。可見得，說話謹慎完全是跟人的仁德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有仁德之人，他一定先慎於言。我們怎麼樣去行仁、修仁？那就是戒多言，這也是一個下手方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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