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兩大偉人,對中國文化有其極大之影響,一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為南宋儒家朱熹。六祖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卒於玄宗先天二年,當西歷之七世紀到八世紀之初,距今已有一千兩百多年。朱子生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卒於寧宗慶元六年,當西歷之十二世紀,到今也已七百八十多年。慧能實際上可說是唐代禅宗的開山祖師,朱子則是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一儒一釋開出此下中國學術思想種種門路,亦可謂此下中國學術思想莫不由此兩人導源。言其同,則慧能是廣東人,朱子生卒皆在福建,可說是福建人,兩人皆崛起於南方,此乃中國文化由北向南之大顯例。言其異,慧能不識字,而朱子博極群書,又恰成一兩極端之對比。
學術思想有兩大趨向互相循環,一曰積,一日消。孟子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存是積,化是消。學術思想之前進,往往由積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積存。正猶人之飲食,一積一消,始能營養身軀。同樣,思想積久,要經過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會貫通。觀察思想史的過程,便是一積一消之循環。六祖能消能化,朱子能積能存。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融合,如乳投水,經慧能大消化之後,接著朱子能大積存,這二者對後世學術思想的貢獻,也是相輔相成的。
自佛教傳入中國,到唐代已歷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經,派別紛歧。積存多了,須有如慧能其人者出來完成一番極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張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當的當下直指。這一號召令人見性成佛,把過去學佛人對於文字書本那一重擔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簡易方法,使此下全體佛教徒,幾乎全向禅宗一門,整個社會幾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學路徑,把過去吃得太多太膩的全消化了。也可說,從慧能以下,乃能將外來佛教融入於中國文化中而正式成為中國的佛教。也可說,慧能以前,四百多年間的佛教,犯了“實”病,經慧能把它根治了。
到了宋代,新儒學興起,諸大儒如周敦頤、程颢、程頤、張載諸人,他們都曾參究佛學,其實他們所參究的,也只以禅宗為主。他們所講,雖已是一套新儒學,確乎與禅宗不同。但平心而論,他們也似當時的禅宗,同樣犯了一個虛病,似乎肚子吃不飽,要待朱子出來大大進補一番。此後陸、王在消的一面,明末顧、王諸大儒,在積的一面。而大體說來,朱子以下的中國學術界,七八百年間,主要是偏在積。
佛教有三寶,一是佛,一是法,一是僧。佛是說法者,法是佛所說,但沒有了僧,則佛也沒了,法也沒了。佛學起於印度,而後來中斷了,正因為他們沒有了僧,便亦沒有了佛所說之法。在中國則高僧大德,代代有之,綿延不絕,我們一讀歷代高僧傳可得其證,因此佛學終於成為中國文化體系中之一大支。而慧能之貢獻,主要亦在能提高僧眾地位,擴大僧眾數量,使佛門三寶,真能鼎足並峙,無所軒轾。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當前的社會,似乎在傳統方面,已是蕩焉無存,又犯了虛病。即對大家內心愛重的西方文化,亦多是囫囵吞棗,亂學一陣子,似乎又犯了一種雜病,其實質仍還是虛病。試問高唱西化的人,哪幾人肯埋首翻譯,把西方學術思想,像慧能以前那些高僧們般的努力,既無積,自也不能消。如一人長久營養不良,虛病愈來愈重。此時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便該學朱子,把舊有的好好地積存。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該學慧能,把西方的能消化融解進中國來。最少亦要能積能存。把西方的移地積存到中國社會來,自能有人出來做消化工作。到底則還需要有如慧能其人,他能在中國文化中消化佛學,自有慧能而佛學始在中國社會普遍流傳而發出異樣的光彩。
講佛學,應分義解、修行兩大部門。其實其他學術思想,都該並重此兩部門。如特別著重在義解方面而不重修行,便像近世中國高呼西化,新文化運動氣焰方盛之時,一面說要全部西化,一面卻又要打倒宗教,不知宗教亦是西方文化中一大支。在此潮流下,又有人說佛教乃哲學,非宗教,此是僅重義解、思辨,卻蔑視了信奉修行。兩者不調和,又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一大病痛。
稍進一層講,佛教來中國,中國的高僧們早已不斷在修行、義解兩面用力,又無意中不斷把中國傳統文化滲進佛教,而使佛法中國化。我且舉一慧能以前的竺道生為例。竺道生是東晉南宋間人,他是第一個提倡頓悟的。所謂“頓悟”我可簡單把八個字來說,即是:“義由心起,法由心生。”一切義解,不在外面文字上求,都該由心中起。要把我心和佛所說法迎合匯一,如是則法即是心,心即是法,但須悟後乃有此境界,亦可謂得此境界乃始謂之悟,悟到了此境界,則佛即是我,我即是佛。信法人亦成了說法人。如竺道生說一闡提亦得成佛,明明違逆了當時已譯出之《小品泥洹經》之所雲。但竺道生卻說,若我錯了,死後應入拔舌地獄;若我說不錯,則死後仍將坐獅子座宣揚正義。此後慧能一派的禅宗,正是承此“義由心起,法由心生”之八字而來。
此前佛門僧眾,只知著重文字,宣講經典,老在心外兜圈子,忽略了自己根本的一顆心。直到不識一字的慧能出現,才將竺道生此一說法付之實現,固然竺道生是一博學僧人,和慧能不同,兩人所悟亦有不同,然正因為竺道生之博學,使人認為其所悟乃由一切經典文字言說中悟,惟其慧能不識一字,乃能使人懂得其悟乃不自一切經典文字言說中悟,而實由心悟,而禅宗之頓悟法乃得正式形成。
今天我將偏重於慧能之“修”,不像一般人只來談他之悟。若少注意到他的修,無真修,又豈能有真悟?此義重要,大家應注意。慧能是廣東人,在他時代,佛法已在中國漸漸地普及民間,佛法從兩條路來中國:一從西域到長安,一從海道到廣州。當慧能出世,在廣州聽聞佛法已早有此機緣。
據《六祖壇經》記載,慧能是個早歲喪父的孤兒,以賣柴為生,他亦是一個孝子,以賣柴供養母親。一日背柴到城裡賣,聽人念《金剛經》,心便開悟。此悟正是由心領會,不藉旁門。慧能便問此誦經人,這經從何而來,此人說:是從湖北黃梅縣東山禅寺五祖那裡得來。但慧能身貧如洗,家有老母,要進一步前去聽經是不易之事,有人出錢助他安置了母親,獨自上路前往黃梅。我們可說,他聽到其人誦《金剛經》時是初悟,此後花了三十余天光陰從廣東到黃梅,試問在此一路上,那時他心境到底如何?他自然是抱著滿心希望和最高信心而前去,這種長途跋涉的艱苦情況,無疑是難能可貴的。我們可想知他在此三十余天的路程中,實有他的一番修,此是真實的心修。
到了黃梅,見到五祖弘忍,弘忍問他:“你何方人,前來欲求何物?”他說:“惟求作佛,不求余事。”這真是好大的口氣呀!請問一個不識字人如何敢如此大膽?當知道這正與他三十余天一路前來時的內心修行有大關系,不是臨時隨口能出此大言。他那時的心境,早和在廣東初聞誦《金剛經》時,又進了一大步,此是他進一步之悟。
當時弘忍再問:“你是嶺南人,又是獠猖,若為堪作佛?”他答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獠猖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此一語真是晴天霹雳,前無古人,想見慧能一路上早已自悟到此。在他以前,固是沒有人說過,在他之後,雖然人人會說,然如鹦鹉學舌,卻不能如慧能般之由心實悟。弘忍一聽之下,便知慧能不是泛泛之徒,為使他不招意外,故將明珠暗藏,叫他到後院去做劈柴舂米工作。慧能眼巴巴自廣東遙遠來黃梅,一心為求作佛,卻使他去廚下打雜做粗工,這是所為何來?但他毫不介意,天天在廚下劈柴舂米,此時他心境應與他到黃梅初見五祖心境又大不同,這些工作,好像與他所要求的毫不相干,其實他亦很明白,五祖叫他做此雜工,便正是叫他“修”,也便是做佛正法啊!
慧能在作坊苦作已歷八個月,一天,弘忍為要考驗門下眾僧徒工夫境界,叫大家寫一偈子,自道心得,大家都不敢寫,只有首座弟子神秀不得不寫,在牆壁上寫一首偈說:“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首偈卻又不敢直陳五祖,但已立時傳遍了東山全寺,也傳到了慧能耳中,慧能一時耐不住,也想寫一偈,但不識字,不能寫,只好口念請人代筆寫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我們又當知,此“本來無一物”五字,正是他在磨坊中八個月磨米中磨出來的,只此一顆清清淨淨的心,沒有不快樂,沒有雜念,沒有渣滓,沒有塵埃,何處再要拂拭?此正是慧能自道心境,卻不是來講佛法。此時則已是慧能到家之悟了。
五祖弘忍見了慧能題偈,對於他身後傳法之事,便有了決定,他到磨坊問慧能:“米熟了沒有?”答稱:“早已熟了。”弘忍便以杖擊碓三下,背手而去。有這老和尚這一番慈悲心與其一代宗師之機鋒隱語,配上慧能智慧大開,心下明白。叫他劈柴就劈柴,教他舂米就舂米,不折不扣,潛心暗修,時機一到,便知老和尚有事要他去,他便於三更時分,由後門進入老和尚禅房,弘忍便把宗門相傳衣缽付給與慧能,囑他趕快離開黃梅以防不測,慧能說:深夜不熟路徑,五祖遂親自把他送到江邊,上了渡船,離開了黃梅。我們讀《壇經》看他們師弟間八個月來這一番經過,若不能直透兩人心下,只在經文上揣摩,我們將會是莫明其妙,一無所得。由上說來,我們固是非常佩服六祖,亦不能不佩服到五祖。但五祖也不是一個博學僧人呀!
兩個月後,六祖到了大庾嶺,但在黃梅方面,衣缽南去的消息也走漏了,好多人想奪回衣缽,其中一個腳力健快,趕到大庾嶺見到了慧能,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這位曾經是將軍出身的陳慧明追趕六祖的目的,無非是在衣缽上。即時六祖便把衣缽放置石上,陳慧明拿不動衣缽,轉而請教六祖,問:“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六祖說:“你既然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良久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麽時,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
這是《壇經》的記載,但以我個人粗淺想法,慧能本不該把五祖傳授衣缽輕易交與慧明,可是逼於形勢,又屬不能堅持,所以置之石上,意謂:我並無意把衣缽給你,你如定要強搶,我也不作抗拒。另一方面的慧明,本意是在奪回衣缽,待一見衣缽置於石上,卻心念一轉,想此衣缽不好奪取,所以又轉向他自己本來面目,這正由要衣缽與不要衣缽這一心念轉變上來請問。若說衣缽在石上,慧明拿不動,似乎是故神其辭,失去了當時的實況,但亦同時喪失其中一番甚深義理,這也待我們心悟其意的人來善自體會了。我們當知,見衣不取,正是慧明心中本來面目,而慧能此一番話,則成為第一番之初說教。
慧能承受衣缽之後,又經歷了千辛萬苦,他自說那時真是命如懸絲。他是一不識字人,他在東山禅寺,也未正式剃發為僧,他自知不得行化太早,所以他只是避名隱跡於四會獵人隊中,先後有十五年之久。每為獵人守網,見到投網的生命,往往會為它們放出一條生路。又因他持戒不吃葷,只好吃些肉邊菜。慧能在此漫長歲月中,又增長了不少的潛修工夫。比之磨坊八月,又更不同。
後來到了廣州法性寺,聽到兩個僧人在那裡爭論風動抑是幡動,慧能想,我如此埋藏,終不是辦法,於是他上前開口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而是仁者心動。”此語被該寺座主印宗聽到,印師也非常人,早已傳聞五祖衣缽南來,如今一聽慧能出語,便疑他是受五祖衣缽的人。一問之下,慧能也坦白承認了。諸位又當知,此“仁者心動”四字,也並不是憑空說的,既不如後來一般禅師們之浪作機鋒,也不如近人所想,如一般哲學家們之輕肆言辯。此乃慧能在此十五年中之一番真修實悟。風動幡動,時時有之,命如懸絲,而其心不動,這純是一掴一掌血的生派經驗凝煉而來。慧能只說自己心情,只是如實說法,不關一切經典文字。自五祖傳法,直到見了印宗,在此十五年中,慧能始終還是一個俗人身份,還沒有比丘的具足戒。自見印宗後,才助他完成了出家人和尚身份。此下才是他正設教度人的開始。
六祖不識字,在他一生中所說法,只是口講給人聽,今此一部《六祖壇經》之所有文字,乃是他門人之筆錄,他門人也把六祖當時的口語,盡量保持真相,所以《六祖壇經》乃是中國第一部白話作品,宋朝兩代理學家之語錄,也是受了此影響。依照佛門慣例,佛之金口說法始稱“經”,菩薩們的祖述則稱“論”。只有慧能《壇經》卻稱“經”,此亦是佛門中一變例,而且是一大大變例,這一層,我們也不該忽略過。若說《壇經》稱“經”,不是慧能之意,這又是一種不必要的解說。
我們必要明白了慧能東山得法此一段前後十六年之經過,才能來談慧能之《壇經》。《壇經》中要點固多,但在我認為,所當注意的以下兩點最重要。
其一,是佛之自性化。竺道生已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此佛性問題不是慧能先提出,慧能講“心即是佛”,反轉來說則成為佛即是心。此與竺道生所說也有些區別。慧能教我們見性成佛,又說言下見性,又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人性中。能見性的是我此心。故說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他說:但於此心常起正念,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又說:能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他強調自修心、自修身,自性自度。又說自修自成佛道,此乃慧能之獨出前人處,亦是慧能所說中之最偉大最見精神處。
其二,是佛之世間化。他說“萬法皆由人與”,“三藏十二部皆因人置”。“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欲求見佛,但識眾生,不識眾生,則萬劫覓佛難逢”。這樣講得何等直截痛快!
總而言之,慧能講佛法,主要只是兩句話,即是“人性”與“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卻不教人摒棄一切事。所以他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所以他又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又說:“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又說:“自性西方。”他說:“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又求生何國?”又說:“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禅。”這些卻成為佛門中極革命的意見。慧能講佛法,既是一本心性,又不摒棄世俗,只求心性塵埃不惹,又何礙在人生俗務上再講些孝悌仁義齊家治國。因此唐代之有禅宗,從上是佛學之革新,向後則成為宋代理學之開先,而慧能則為此一大轉捩中之關鍵人物。
現在我再講一則禅門寓言來作此文之結束。那寓言雲:有一百無一失的賊王,年老預備洗手不干了,他兒子請老賊傳授做賊技巧。某夜間,老賊帶他兒子到一富家行竊,命兒上樓入室,他卻在外大叫捉賊,主人驚醒,兒子無法,躲入櫃中,急中生智,故自作聲,待主人掀開櫃門,他便一沖逃走。回家後,埋怨老賊,這時賊王卻向他說,你可以單獨自去作賊了。這是說法從心生,真修然後有直悟。牢記這兩點,卻可幫助我們了解慧能以下禅門許多故事和其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