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法師開示
釋耀行：女比男少修500年嗎？當代大陸比丘尼新動向
女比男少修500年嗎？當代大陸比丘尼新動向（圖片來源：中新網） 一、前言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社會邁向高科技的資訊化軌道。現代人為了自期的人生目標，在各自的領域，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承受著身心超負荷運作所帶來的疲憊和困頓。在這樣一個講求“理性”和“實用”的時代，古老的佛教應該怎樣的應機說法？成為佛弟子應該共同思考的問題。 佛法的弘通在於四眾弟子的教化、宣說，他們以種種身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基於大乘菩薩同事、利行的方便從事各種利生事業。而比丘尼作為一支生力軍，在這支弘法的隊伍中，漸漸突現出其特有的作用。他們中的一些“先知先覺”者不再局限於在庵堂中成日念彌陀，以自立為主修道方式，而是以更深遠的眼光組建大規模比丘尼僧團。從師徒相襲的子孫廟到今天的十方叢林，其中所行的道路可說是曲折而艱辛的。 時代雖然在呼喚進步，但佛門中固守的某些傳統卻是根深柢固的。在吸取精華，揚棄糟粕的抉擇中，人們往往是“寧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時時處於“把農藥混合著五谷一起吞下”的難堪。在這新舊交替的銜接中，當代大陸漢傳佛教比丘尼其動向、表現如何？是本文需要展開的主要話題。 二、傳統佛教的反思 近代佛教思想變革的過程，也是比丘尼自覺、自信、自立的寫照。比丘尼僧團過去的自輕意識和依附思想，實際上與中國傳統佛教文化背景不可分割。 1. 以出世為主流的傳統佛教思想 中國佛教根植於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文化土壤，儒家鮮明的入世基調早已有其自身的擁簇。後來的佛教，宣傳上避其鋒芒，大乘入世擔當的菩薩精神因而未被強調。 但眾所周知，佛教在中土的第一次中興始於魏晉，這時期的社會文化風氣以玄學、清談為主。佛教中出世的一面迅速為當時的士人階層所接受，這也為以後佛教在中原的發展定下了出世的基調。發展至禅宗，佛教的入世擔當、利樂有情，進一步被淡化，以至人們談及佛教，想到的便是看破紅塵，淡化名利，未能入世、出世兩全並重的傳統佛教，使重視現實生活的廣大民眾對其抱有牴觸情緒，世人眼中的佛教片面的被曲解為士人的玄學、禅學。 2. 佛教世俗化 佛教在中國的入鄉隨俗，雖未放棄其核心精神，但與中國本土多元文化碰撞、適應與融通的歷程中，打上了本土文化的烙印。這一過程利弊並存。利，特別是在律制方面，中國的高僧大德以本土文化背景和現實社會狀況為出發點，對印度戒律不全盤照搬，而是采取揚棄的態度，因而有了“百丈清規”等中式規約；但為了適應廣大民眾祈福消災的低層次信仰需要，教法中有求必應，信則得救的內容被突出甚至放大，學佛變作求福，寺廟成為神祠，僧尼變形為通天曉地之輩。 必須承認，佛教世俗化的一面擴大了影響力，但同時也對原始佛教不共世法的特質產生了負面作用。佛法教義的真趣鮮為人知，而高僧德行、本記公案、神通異能卻廣為流傳。佛教在世間的傳播演繹為士人的禅學，民間的鬼神迷信也就不足為怪了。在現代，特別是注重科學與理性的年輕一代來說，更是難以產生共鳴，往往因先入為主的誤解，在佛教的門前駐足不前。 3. 寺院宗族化 中國古代封建中央集權化的過程，也是政府對佛教日益控制，打壓的過程。佛教團體及寺廟逐漸被限於山門之內，眾多寺院在長期受壓過程中，也亦步亦趨的走上了封建制的軌道，凸顯出強烈的宗法色彩。 在管理上表現為以住持為中心的家長制作風，提倡“百善孝為先”的儒家家風。對下，以法脈相承為聯系紐帶，寺院變相為家族。此類惡性循環，明顯背離了佛陀以“六合和”為宗旨組建僧團的初衷。皈依三寶的意義被曲解為皈依個人，皈依弟子的多寡成為彼此勢力比拼的資糧，燈燈相續的傳承變質為對寺院繼承權的爭奪。其結果，是道場之間忙於分地割據（占山為王），疏於對佛教整體利益的考慮。這種只顧本集團利益的小我行為，使佛教利益眾生關懷個體的本旨漸失。 三、近代比丘尼僧團發展狀況 十年文革，毀掉的不僅僅是文化。當人們從純真理的狂熱追求中冷靜下來時，對於宗教信仰產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即“談宗教信仰色變者”與“隱性宗教信仰者”。前者基於文革中極左思潮的熏習，把信仰視為異端，從事宗教活動的宗教師和信徒，自然被其劃入“迷信者”的行列；而“隱性信仰者”，面對人生的種種無奈，從實際生活中真切的體會到苦、空、無常的內涵，內心有對信仰的需求，但妨於政治等諸多因素的顧慮，其信仰往往采取半遮半掩的方式。這包括在文革中被迫蓄發回家務工、務農的部分佛教比丘尼，筆者即親見內地某尼師，宗教政策恢復後回到原住寺廟，由於對那段“毀寺逐僧”歷史的心有余悸，一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即將往生時，才剃發重現僧相。 面對前者的不屑和後者的怯懦，眾多的尼師忍辱負重，投入到恢復寺廟，重塑佛像……的先期工作中。經歷十年文革的信仰斷層，他們中的一些長老尼，更加認識到培養僧才的可貴，在極其艱苦的物質條件下，節衣縮食創辦尼眾佛學院，為了延續佛燈，傳佛慧命可謂是嘔心瀝血。 自從本世紀七十年代末，政府落實宗教政策後，僧團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恢復正常的佛事活動以及以自養為目的的各項生產的開展。在此情況下，昔日祖庭重興，新建寺廟也如同雨後春筍般的簇立。越來越多的青年人為佛陀慈悲精神的感召走入佛門，成為在家信徒或者出家眾，但是僅有這些是遠遠不夠的。 在社會不斷進步的今天，當代佛弟子，特別是以弘法為家務的出家眾更是任重而道遠。現實的情況是堪憂的，“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悲願卻讓我們不能以絲毫的懈怠來推延。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比丘尼僧團又是如何立足於女性本位而自利、利他的呢？由於歷史的原因，比丘尼僧團長期處於依附比丘僧團的現狀。他們要麼與比丘同一道場，從事內務，對外弘法事業鮮有問津。要麼居於比丘叢林的下院，生活必需品由上院提供，內部管理由上院統一協調管理。長時的依賴造成尼眾的自我幻覺，往往對號入座，認為女性生就的“業障深重”。再對照傳統儒家所宣揚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論調，便不知不覺地把自己劃入“受保護者的行列”。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除了求生淨土，或者女轉男身以外，哪還有別的出路可尋。自顧尚且無暇，何言顧他。對於修學法門的選擇，缺乏對症下藥的認知，而是成為流行什麼法門就跟著學什麼，由此帶來的惡性循環使親近善士變為新一輪的造星運動。在行持的方式上與學戒的側重於對微細戒相的精細再精細分析，平日探討的也大多是女性業重，不能搭紅色祖衣，否則要墮幾層地獄等。修學淨土的，重視的是念佛的數量累積，卻忽視了往生淨土的必備條件──福德資糧具足。由於對緣起正見沒有深入的了解，無法具備在聞思修的基礎上對整體佛法的把握，故而這種自我的性別認同所帶來的暗示危機是顯而易見的。 近年來在大陸比丘尼中興起學戒的熱潮，眾多學眾從四面八方湧向學戒道場，試圖通過身心的嚴格訓練去除習氣，成就道業。但是，由於在家時文化素養偏低，出家後又輕視對經教的深入學習，面對古德的遺教往往產生無所適從的感覺。在此種狀況下，死背戒條，迷信權威也是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學習戒律無法從制戒的根本精神著眼，只好在枝微末節處打算。筆者身居僧團，在學戒的過程中與周遭的住眾同樣面臨著這種困境，其表現方式略有以下幾點： 1. 得少為足的持戒人 秉承傳統律學思想中毗尼至上的觀點，認為學戒最起碼可以保住人身不失，即便不能脫離輪迴，也可以趣向善道。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明哲保身，但求無過”成為此類持戒人的處世原則。 2. 斷章取義，曲解戒條的持戒人 學習戒律不是對戒律有全盤的認知，而是依文解義，生套戒條。雖然有心向道，卻對自身與他人不能克守戒條的最微細處而心生懊惱。例如：前年筆者從戒場回到常住，早課時，常見有比丘尼用香袋把三衣背在身上，問之何故？答曰：“此舉乃為明相出時（天亮時）而護衣。”對於對方的行為，雖有疑惑，卻無法作出對與否的判斷，反而因為自己未能做到而心生慚愧。直到去年昭慧法師到我寺講學，有學眾提出明相出時，是否要三衣不離身，方為守好護衣戒的問題，才知此舉是對護衣戒的錯誤诠釋。法師以律典為據，層層剖析護衣戒的制戒緣由，適用范圍以及在僧伽藍內如何結衣戒等方法，大多數住眾在有憑有據的事實面前均感疑惑消失，那些未曾每日背衣課誦的尼眾也不再為自己不能持好此戒心懷恐懼。但是仍有部分標榜持戒的學眾認為有勝於無，依然一如既往，持這條從嚴格意義上講，並無依據的護衣戒，對於那些聞法後放棄錯誤見解的道友，心生不滿。此類典型的持戒禁取戒的學戒人，由於自身的愚癡，給他人和自己都帶來了過多的煩惱，其主要原因即是知見的錯誤。 3. 具有濃厚家長制作風的學戒人 這類人依仗自身對戒條能夠熟練講解的優勢，身居要位，擺出一副唯我獨尊的姿態。對於求學的大眾要求對自己有絕對服從，美其名曰培養忍辱的美德。在這類學戒道場中，表面看來是去除我慢心，但在強大的外力壓制下，彼此之間發洩的目標由強者轉向弱者，由比丘尼轉向小眾。在這種不良心態的惡性循環中，慈悲心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恃強凌弱的惡習和麻木不仁的冷漠。持戒本為護生的手段，卻變為學戒人與眾生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 四、建寺安僧，共住正法的新亮點 透過歷史沈澱下來的現狀雖然如此，但比丘尼僧團中的自覺，自強者也不乏其人。廣東省梅州市千佛塔寺的住持──釋明慧法師就是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地處粵東山區的梅州市歷史悠久，秦漢時期蜀南海郡，南齊設置程鄉縣，北宋開寶四年（西元971年）致敬州為梅州，清雍正十一年（西元1773）成立隸嘉應州，民國初年廢州致稱梅縣。素有“文化之鄉、華僑之鄉、足球之鄉”美稱的梅州，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 崇尚傳統的客家人創造了蘊含深厚底蘊的客家文化，但在正信佛教的信仰和弘傳上卻歷來是一個空檔。梅州市及其周邊地段，大小近百座寺庵，普遍存在著神佛不分，僧俗不分的弊病。住持這些寺庵的既非出家的比丘，也非比丘尼，有些甚至連受持三皈五戒的居士也不是，卻以出家人自居。這些自稱為佛教徒的人，對佛法的教理教義沒有絲毫的認識，對戒律沒有最基本的行持，把佛門中方便攝受眾生的佛事，活動變成自我謀生的手段。明明是民俗信仰，卻偏偏要掛上佛教的招牌，佛法不共世間法的特質在此可謂蕩然無存。既然住持佛法的非正信佛子，因而由此帶來的信仰偏差也就不足為怪了。 目睹正法的衰微，也曾有法師、居士嘗試創建居士林，以講經弘法的方式來傳播佛法的真意，希望引導信徒由迷信轉於正信，從而努力精進修持，最終進入解脫的大道（創辦於1946年的梅縣居士林，先後有廣覺法師、遠照法師在此弘法）。這股正信之流雖然微細，卻滋潤了在遠照法師處聽經，爾後在雲門寺依佛源大和尚披剃的明慧法師。 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客家人，明慧法師對家鄉正法不興，僧俗泛濫的現狀生起深深的悲憫之心。西元1990年春，法師為破重重阻力，在資金困乏、眾說紛纭中興建千佛塔。將鑄於南漢大寶八年，高4.2米，寬1.6米，共七層，呈四方形，塔身四面浮鑄千尊佛像的千佛鐵塔從鋼鐵廠內移出，在梅州東郊山基建九層花崗石塔供奉（為了募捐建寺資金，法師的足跡遍布東南亞各國，在泰國、印尼、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等地，邊參學邊籌款，得到僑賢、鄉賢、善信的熱心幫助）。為了安僧辦道，又先後在千佛塔周圍興建了千佛寶殿、藥師殿、三聖殿、神堂、僧房等配套設施，歷時十年，建成了今天清淨莊嚴的尼眾道場。如今的千佛塔寺成為梅州正信佛法的傳播點，眾多善信在法師慈悲濟世；住眾威德莊嚴的感召下皈依三寶，從而把菩提之種播散到這片哺育了千千萬萬客家兒女的土壤上。正如明慧法師在開光慶典中賦詩曰：“一塔淩空氣勢雄，玲珑巧藝奪天工。九層石級因欄柵，八角銅玲奏古風。萬道祥光輝殿宇，無邊瑞氣浸長空。千秋偉業功成日，福慧同沾慶典隆。” 從當初的荒丘野嶺到如今的梵宇宮殿，明慧法師並不以此而自得，而是將更深遠的目光透向未來。法師認為：佛法的興盛離不開四眾弟子的弘揚，住持正法需要比丘、比丘尼的共同努力。有感於梅州至今仍無正規的比丘叢林，法師在千佛塔寺尚在建設的情形下，籌募專款擇地建寺，西元一九九八年在梅縣三角鎮地界建大覺禅寺，目前已初具規模。但法賴人弘，為了扭轉本地僧俗混雜，戒律不振的現狀，法師又多方展轉，尋求知見正確，持戒修行的比丘來寺安住，以自身的實際行動，實踐著男女二眾共住正法的理念。 五、新形式下比丘尼未來發展之前瞻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比丘尼應如何突破傳統思維的束縛，走出一條獨立奮發的道路，無疑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課題。 1.打破自我約束的性別意識，重審眾生平等的理念 長久以來，“女性業重”、“女性較男性少修五百年”的說法一直困擾著廣大的女性修道者。對於這些只帶有結論性的論說，我們往往不細加判別，就對號入座。於是，由強烈的自我性別認同感而產生的自怨自艾是難以免除的。此種心態對於需要以堅強心力來斷除惑業的修道人可說是極大的障礙，可以想像一個對自身都毫無信心的人何以能夠利他。所以，放下自卑，正視現實，勇於承擔，是每一個比丘尼應該為之而身體力行的。 2. 樹立良好的學風、道風，提高基礎素養 在日常的修道生活中，把學習經論列入每日必修的功課。由於長期的反智傾向，深入經藏、探尋法義，被眾多的佛弟子集體遺忘，代之以“一句彌陀萬事休”。由於在家時文化素質偏低，出家後輕視對經典的深入學習，偏離佛法的緣起正見，在學佛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故而，端正道風，培養良好的學風，養成勤思好學的習慣，提倡解行並重的修學方式，是走向解脫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3. 以法攝僧，以律攝僧 摒除僧團中人治的舊有管理模式，回歸原始佛教佛陀所倡導的法制精神，運用戒律中的“七滅诤法”等方法來處理僧事，充分體現僧事僧決的民主性，保證僧團中每一成員的合法權益不受侵損，此種措施對於修正當前寺院以人代法的現狀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 六、結語 佛法的自覺精神促使著一代比丘尼的覺醒。在加強自身僧團建設的同時，揚棄女眾必依男眾安身立命的傳統觀念，以更廣闊的胸襟走入社會，投入到弘法利生的種種事業中，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 透過明慧法師建寺安僧，現身說法的事例，說明只要發廣大的菩提心，不計人我的利害得失“彼丈夫我亦丈夫”，立足緣起的世間，行積極勇健的菩薩行，是行之有效的。此舉雖然僅為初心菩薩利世濟生的嘗試，但對於仍把眼光放在女性業重，必依男眾而立的某些學佛人，卻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 綜上所述，僅為筆者淺見，礙於學養不足，錯漏之處難免，敬請諸善知識不吝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