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與社會責任
佛教一直以來,以服務社稷、普度眾生作為修行的宗旨,這就是佛教的社會責任,下面,從三方面加以論述。
1.通過理證分析
眾所周知,學佛的目的就是要成佛。那麼什麼是佛呢?《三藏法數》中說:“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不可思議,故名妙覺性。”虛雲老和尚在《答蔣公問法書》雲:“考佛梵名佛陀,義譯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謂之為佛。”《大乘義章》雲:“既能自覺,復能覺他,覺行窮滿,故名為佛。”明初天台高僧大佑法師在《阿彌陀經略解》雲:“自覺異凡夫之不覺,覺他異二乘之獨覺,覺滿異菩薩之在因。”
也就是說,佛陀自始至終都在落實普度眾生的社會責任,首先為了獲得這麼一種能力,就必須自覺,證悟諸法實相,不然落實社會責任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這有異於凡夫;然後,證悟諸法實相的目的就是為了承擔普度眾生的社會責任,這有異於二乘;最後,徹底證悟,才能完全圓滿落實社會責任,這有異於菩薩。
《增一阿含經•卷一》雲:“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出曜經•惡行品第二十八》雲:“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也就是說,佛教基本教義都與社會責任息息相關。通過諸惡莫作,從而營造一個太平盛世;通過眾善奉行,從而營造一個和諧社會;通過自淨其意,從而營造一種更高標准的精神生活。
佛門常說:“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都是說明,佛教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許多寺院起名為報國寺、護國寺,都是擔負國家責任的寫照。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下令在全國曾經發生過重大戰爭的地方,建造大寺一座,以“開元”命名,這就是開元寺的由來。開元寺的主要法事是將亡靈戰士超度到極樂世界,這都是一種社會責任。
佛教所講的四攝,就是一種佛教徒落實社會責任的具體措施。通過布施與眾生廣結善緣,通過愛語給眾生講解諸法實相,通過利行讓眾生實踐真理,通過同事與眾生並肩作戰、同證菩提。
2.通過教證抉擇
《楞嚴經》雲:“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將身心奉獻社會、饒益眾生才能真正報答佛陀的恩德。
《華嚴經》雲:“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六祖惠能大師雲:“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寂天菩薩說:“為度愚苦眾,菩薩離貪懼,悲智住輪回”、“避苦求樂同,護他如護己”。
《阿難請問經》:“不捨一法,即守持一切勝法。何為不捨一法?不捨一切眾生是也。”
諸如此類的教證,不勝枚舉,這些都說明佛教有一種關懷天下、悲憫眾生的強烈責任感。
3.通過公案證成
《中阿含經》等經文記載佛陀為了止息琉璃王興兵入侵,曾三次勸其退兵;阿難尊者為了避免摩揭陀國和毘捨離國為爭奪自己的捨利而開戰,選擇在兩國交界處的恆河入滅,為兩國的和平創造一個好的緣起。
弘一大師曾經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主張,他曾傷感地對弟子說:“吾人所食,中華之粟。吾人所飲,溫陵之水。我們身為佛子,不能共纾國難,為釋迦如來張些體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人一無所能,而猶腼顏受食,能無愧於心乎?”當時凡有求字者,辄題以“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並加跋語雲:“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太虛大師發表《為沈陽事件告台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號召東亞佛教徒毋忘佛教宗旨,起來反對侵略。1938年,他和藏傳佛教愛國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慶發表《通告全國佛教徒加強組織以抗倭書》。
圓瑛法師曾於1929年與太虛共同發起成立中國佛教會,號召中國佛教徒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並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組織僧侶救護隊,奔赴前線進行救護傷員和難民的工作,又到各地幫助建立抗日救護隊,舉辦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收容和醫治難民和受傷的戰士。為籌集資金,他攜明旸法師到南洋諸地募捐,以其熾熱的愛國熱誠感得華僑踴躍捐獻,他將此款項寄回祖國以作抗日救護之用。
趙樸初居士當年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現實,和廣大信眾一起積極投入抗日救亡活動,參與並聯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國佛教徒護國和平會”,出任總干事。在“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任常委,兼任戰區難民委員會收容股主任。他夜以繼日地奔走於各處難民收容所,曾獨自高舉紅十字大旗,徒步率領上萬難民脫離險境,經他統籌收容的難民總數前後共達50余萬人。他集中青壯年進行抗日救亡教育和軍事訓練,先後組織數批青壯年難民上前線,還通過重重險阻將他們送到新四軍軍部去參加抗戰。
法尊法師在那段日子裡,曾寫下《致各地同學書》,號召僧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他大聲疾呼:“國族若滅亡,中國的佛教也必遭摧毀!所以在這民族斗爭的當口,我們有兩種危險和責任:一種是亡國的危險,責任是如何去護國?一種是毀教的危險,責任是如何去衛教?”將護國護教、愛國愛教結合在一起。
慈航法師在談及佛教與國家的關系時說:“國不治則不成國,國不救則同歸於盡”、“我們今後應以佛教精神,輔助中山先生的救國大業,爭自由,求平等,進大同”、“欲興佛教,必先救國。這是中國僧侶秉持釋迦正法、救國護教、度利眾生的神聖使命!”
索達吉堪布更是大力踐行著佛教的社會責任,近年來,堪布建了兩所希望學校,包括一所中學及小學,成立了上海慈慧公益基金會,僅在2011一年的時間中,就資助了西部151名大學生,共發放助學金近70萬元。堪布還熱心於在高校傳播真理,近三年,前往包括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台灣大學等國內外知名的67所高校演講。
眾所周知的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自1966年開始,在證嚴法師的帶領下,一直從事濟助貧困,拔苦予樂的工作。
二、佛教與道德教育
綜上所述,佛教就是采用其特有的慈悲觀,積極踐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可以說,慈悲觀就是佛教的見分,投身於社會責任就是佛教的行分。這就是所謂的知行合一。
什麼是慈悲觀呢?《大智度論》雲:“大慈予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
現在人們非常缺乏大乘佛教慈悲的理念,一看到動物,第一個念頭往往就是:“它的肉能不能吃,皮能不能穿?”為了一己之利,不惜損害許許多多其他人包括其他物種的利益,甚至剝奪他們生存的權利。
沒有了慈悲觀的道德水准,就會為了個人欲望,不擇手段,甚至喪盡天良。比如說,通過工業鹽產生醬油,制造各種假藥害人,使用地溝油,甚至杭州有個女老師,提出“寧可為妓,絕不為師”的口號,引起了國內外一片嘩然。
佛教的慈悲,不單單是一種口號,而且淋漓盡致地落實在佛教的方方面面。就拿藏傳佛教中的“藏醫”來說,從古至今,從未做過動物的活體解剖;藏藥裡所有的動物成份,都是在動物死後才入藥的。藏醫的治病理念,是給予眾生安樂,但絕不把人的安樂與殺生劃上等號。
而有趣的是,這種思想,其實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八德是息息相關的,唐代“藥王”孫思邈,在《千金方》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殺生求生,去生更遠。”
三、遣除誤解
有些人經常會產生一種誤解,出家人是走投無路,是消極避世,是對家庭、社會的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佛說四十二章經》雲:“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無為法。”真正的出家是一種大愛,正因為要擔負起普度眾生的社會責任,必須把對家人自私自利的愛,轉變成對所有眾生的愛;必須根除對萬法的實執,才能開顯智慧、威力,去踐行應負的社會責任。
龍樹菩薩在《親友書》雲:“地土抟成棗核丸,其量不及為母數。”所有眾生,或近或遠,都是自己的父母親!正是認識到這種實相,才更加喚起佛教徒的責任感!並且,佛陀告訴我們另一個真理,誠如《妙法蓮華經》所雲:“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所以佛教徒將社會責任盡到最完善、最完美的境界。就像蓮池大師所說的:“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中也言:“非飲食及寶,能報父母恩,引導向正法,便為供二親。”
只有讓父母徹底離苦得樂,徹底擺脫煩惱及業的束縛,我們的社會責任才完善。《維摩诘所說經》雲“隨其心淨,則國土淨”,只有淨化人心,才能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一個“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的極樂世界,才是最完美的社會責任。
四、對佛教通過慈悲觀落實社會責任的建議:在學校開展佛教的智悲教育
綜上所述,佛教不僅負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且通過獨特的智慧,為最完美的社會責任落實提供了理論支柱,所以,要真正擔負社會責任,圓滿中國夢,我們必須開展佛法的智悲教育!
索達吉堪布在湖南師范大學演講時,呼吁道:“慈悲觀是真正的道德教育,今後的學校教育,理應把培養慈悲心這一塊放在首位。”這樣的呼吁,也是傳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骨髓,正如古人所說,讀書目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其實,在藏地,或者國外,早就已經有了佛法教育生活化、制度化等舉措。比如說,藏地的寺院,就具有一般學校的作用。法尊大師說:“西藏的教育,就是佛法。離了佛法,也就沒有教育了。”千百年來,藏族地區曾用寺院佛學教育代替社會的學校教育,寺院即是學校,喇嘛就是教師,佛教經典就是教材。除了一小部分官辦的學校及私塾外,其余大部分都是藏傳佛教的寺院教育。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副院長周潤年說:“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不僅具有鮮明的特色,而且對藏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以及培養人才諸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也是學校教育的一種形式,或者說它已具備了學校教育的某些特征和作用。”
在國外,像泰國,把佛教跟學校教育合為一體:許多學校的顧問或主要負責人,都是佛教徒、出家人,學校的教學內容也與佛教有關,並且每個禮拜要參禅、念經等,甚至高等學校還有更深一層的教學內容。這樣久而久之,絕對可以引發大眾的慈悲心,讓越來越多的人懂得關愛眾生。
英國,也已立法規定,將佛教列入中小學課程。他們認為,佛教以緣起法、四聖谛為基石,符合當今科學,易為西方人所接受。而且,佛教倡導五戒、十善、四攝、六度,又主張慈悲、和平、非暴力,對提升社會道德、維護社會安定,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2001,科學家們請了一些高僧到美國實驗室去做具體的禅修實驗,他們運用現代腦科學的一些儀器(比如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EEG——測量腦電波),來研究禅修對我們的知覺、情緒、大腦的影響。
2004年,威斯康星大學心理學教授戴維森研究團隊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了論文,介紹他們得出的結論:通過佛教悲智雙運的訓練,可以影響大腦的物理變化,明顯激發出神經同步現象,讓伽馬波震蕩起來,從而激發出大腦的潛能!
所以應該從學校教育抓起,讓莘莘學子首先建立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強烈社會責任感,然後通過聞思一些傳統文化,比如說《弟子規》、《論語》等,進一步過渡到聞思佛法,實修空性菩提藏,比如,可以聞思《善生經》、《盂蘭盆經》、《父母恩難報經》、《修心七要》、《入行論》、《修心利刃輪》等一些佛教經論。
最後,正如《三字經》所言:“人之初,性本善”,通過這樣的聞思修,很多人的善心就會慢慢湧現,這樣的社會才有希望。
英國湯恩比博士曾說:“要解決21世紀的社會問題,一定要借助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教。”令人欣喜的是,確實有些專家學者高瞻遠矚,已看到大乘佛法對改善人心、提高公民道德素質的作用,而已經在身體力行。據網上搜索的數據,目前已有51所高校成立相關的佛學研究機構,比如說,我校就成立了心靈綠化禅修中心,並榮幸地邀請到了索達吉堪布擔任中心導師,倡導學子生起菩提心,去利益社會、服務眾生。蘇州大學佛教研究所近期也推出一個“索達吉堪布弘法利生思想”研究專題。
當然,目前這種探索真理的熱潮還剛剛起步,我們期待更多有志之士加入這樣的行列。最後,采用《佛說無量壽經》的一段教言,作為本文結束語,也期望為大乘佛法的興盛創造一個良好的緣起!
經雲:“佛所游履,國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
作者: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