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時期,總體而言,動蕩的政治形勢阻礙著佛教的發展。但是,與戰亂頻發的北方相比,南方諸國則相對承平穩定,加之許多帝王都熱心護教,所以南方的佛教事業顯得蒸蒸日上。其中,南唐後主李煜的佛教因緣尤引人注目。
李煜不僅自號“蓮峰居士”(《墨莊漫錄》卷七),還說:“我平生喜耽佛學,其於世味澹如也。”(《釣矶立談》,《叢書集成初編》本)後主信佛,一方面固然由於家族傳統;另一方面,他本人天性仁厚澹泊,好生戒殺,天生就是菩薩心腸,其於佛教,自是音聲相應。及至後來,國事蹉跌,身經百劫,後主對佛教的迷戀程度比其父、祖更甚。
作為一個在家居士,李煜的奉佛表現在笃信護持和修行體悟兩方面。
一、 笃信和護持
“喜耽佛學,世味澹如”已表明了李煜的心跡。作為在家居士,李煜虔誠信佛,頂禮膜拜,課誦不已。甚至在亡國之際,他竟乞福於佛,希冀挽救頹勢。
親做佛事後主課誦佛經,跪拜佛像,幾近癡迷。據史書載:後主與周後“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颡,至為瘤贅。”(馬令《南唐書》卷二十六浮屠傳)。
手書佛經李煜熟悉佛教經典,曾手書金字《般若心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宋王口《默記》卷中)他還寫有《看經發願文》,發起誓願。(《墨莊漫錄》卷七)
延請高僧講經僧玄寂被後主召人宮中,口說《華嚴經·梵行》一品。(馬令《南唐書》卷二十六)金陵被圍,南唐國運命懸一線,後主仍在淨居室聞聽僧人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講解《楞嚴》、《圓覺》經。(陸游《南唐書》紀卷三)
作為統治者,李煜不僅誠心信仰佛教,親作佛事,還從經濟、政治上大力支持佛教,在全國范圍內大事度僧、建寺,禮敬高僧,分封法號。
度僧、建寺南唐開寶二年,後主普度諸郡僧(《十國春秋》卷十七《後主本紀》),曾在宮中造佛寺十余座,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為僧,都城至萬僧(陸游《南唐書》傳卷十五)。宋人王口的《燕翼诒謀錄》中對南唐的廣度僧尼有明確記載:“江南李主(李後主)佞佛,度人為僧,不可數計。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後主還對願為僧者進行獎賞(馬令《南唐書》卷二十六浮屠傳)。除大事度僧外,後主還廣修佛寺。開寶三年春,後主命境內崇修佛寺(《十國春秋》卷十七《後主本紀》)。後主曾在宮中修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鐘山建精捨,御筆題為“報慈道場”。(《江南余載》下《叢書集成初編》本)
禮敬高僧,分封法號後主對高僧極為禮敬,特別是法眼宗眾僧。後主做鄭王時向文益禅師問法;即位後,向其弟子泰欽文遂問法(《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五)。文益禅師圓寂後,後主親自為他立碑頌德(《宋高僧傳》卷十三)。文益的諸多弟子都曾受到後主供養並御賜法號,如報恩匡逸、報慈文遂(《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五)、報慈行言、靜德智筠(《十國春秋》卷三十三)。
二、修行和體悟
李煜積極向禅師問法、參禅,在詩詞中表達對佛教的見解和體晤。
參禅李煜作鄭王時就心儀禅宗,在文益處受心法。心法,乃緣起諸法之根本,即心作用之本體,無質礙而有緣慮之用,此心法領有他心所法,故名心王。造善造惡,五趣輪轉,乃至成佛,皆由此心。心法是修行的基礎,更是智慧開發的基礎。領悟心法,則是學佛者的基礎,徹悟心法,則洞達人生,不再執著於物質世界(色法)。
法眼禅師入滅後,李煜還向法眼的弟子泰欽禅師問法:(李煜)暨淨慧入滅,復嘗問於師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眾曰:“先師法席五百眾,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為導首。爾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镬湯,镬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疏去,何也?只為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為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什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珍重!”(《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五:金陵清涼泰欽禅師法燈)
如果說,李煜從文益禅師處所受的是佛教基本的心法,那麼弟子泰欽教導李煜的方法則是“對病施藥、相身裁縫,隨其器量,掃除情解”(《人天眼目》卷四)的隨根悟人、隨機接物的機巧方便。李煜初問,泰欽正面回答,但並未說破;二次詢問,禅師作起身勢,隨即李煜會心,請禅師落座。然後禅師說法,告誡學人錯指人路,如墮水火坑中;不可執著於古德的言語,即使背得滾瓜爛熟,當禅師詢問時,仍是生疏萬分,因為學人只一味學禅語,並未參透禅語背後的禅機。“隔闊多時”並非指時間的間隔,而是禅意的難悟。眾人之所以有所執著,是因為未能破除眼等根塵,色等諸法。所以真正的解悟是摒棄六塵,萬法且置。開眼所見,萬法俱空。因為真如法性中,本無一物,所以不見一法,即名如來,即於事理無礙之境,觀達自在。經過禅師的一番教導,李煜終於徹悟,所謂“古德言句”、公案,不過是禅師教導學人的方便,佛性本自具有,何來異聞之事?而參禅之人更應摒棄六塵煩惱,頓悟萬法本空的佛理。
三、詩詞與佛禅
由於特殊的經歷(先帝棄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誠非本心。——《釣矶立談》叢書集成初編本)對於人生無常、諸法本空的佛理,李煜體驗得尤為深刻。其前期的詩歌中常常流露出“空”之佛理,如964年為悼念早夭的次子仲宣的《悼詩》說:“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965年,哀昭惠周後的《挽辭》說:“秾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大約作於同時的兩首詩中,說:“賴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途侵。”(《病中書事》)“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病中感懷》)。後期詞作,無常之痛、空之深切尤為突出。
976年,李煜被俘人汴梁。從一國之君到階下囚,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對人生、世事均有切膚之痛的體驗。他獨居一室,時時拷打自己的靈魂,對人生展開一番徹底的探究。如《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以自然的無常來對比和象征人生的無常,在互比對襯中加重了對無常的雙重體驗,難怪後主要在無奈與絕望中發出哀吟“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更是從時間和空間上著筆揭示人生之短暫無常,最後大悲大痛、大徹大悟化成對人生徹底的追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對於無常,後主是無奈的。無奈中品味孤獨,思前塵,憶往事。孤獨中,更加深其悲世情懷。在他眼中,往事如煙,人生如夢。因此,他的後期詞作中多次出現“夢”字。如:“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烏夜啼》),“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子夜歌》),“多少十艮,昨夜夢魂中”(《望江南》),“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浪淘沙》)。在夢中,曾多少次與佳人相逢,曾多少次流連鳳閣龍樓;夢醒時分,卻依舊是“簾外雨潺潺”、“三更滴到明”。人生本無常,大夢本虛幻。夢中愈是輝煌,醒後愈是闊怅。夢裡越美好,現實越冷峻。夢中、夢後的巨大反差加深了他的悲觀情緒。以夢來體驗無常,加劇了他人生虛幻感的感歎。
其詞作也涉及到空,如“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子夜歌》),“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等。夢即空,空即夢。色即空,空即色。在前塵往事的空追憶中幻化出一系列色相:珠圍翠繞的嫔娥、纏綿相思的情愛,……作者因空生色,因色悟空,傳情人色,見色生情,循環不已,陷入難以自拔的深淵。他不止一次地吟詠人生無常,他不僅以詞人的直覺體悟到無常,更以一個亡國之君經歷了人生的大悲大痛,品嘗了無常帶給他的苦酒。無常即為空。山盟海誓的愛情,驚天動地的帝王偉業,確實如空花陽焰!歷史已無情地道出答案:歷代帝王,或明君,或昏王,終是一口黃土掩風流;各個王朝,無不由興到衰,走向滅亡之淵。他時時吟詠無常,念念不忘空。他充其量不過是達到了“空之初門”,而離“畢竟空”尚遠。因為作為一個詞人,他空不了對詞血肉靈魂的注入。“凡說空,則先說無常。無常則空之初門。初門則謂之無常,畢竟則謂之空。”(鸠摩羅什《維摩經注》卷三),以此說謂之後主後期詞,確是。因此,李後主終究達不到佛教所要求的“勤斷諸愛見,便歸大圓覺”(《圓覺經》)的絕情棄愛的境地。
後主人宋後的詞作,不僅是一己飄零之戚,而是江山零落,生命無常的大悲戚,直視人間的鮮血與眼淚,悲苦與絕望,寄予了一種深刻的悲天憫人的情懷。所以後主詞“感慨遂深”(《人間詞話》)。
李煜把獨特的情感體驗,深刻的人生認識及佛教體悟,統統付諸詞作,其作品便具有了獨到的禅學情趣和無與倫比的悲怆美,千百年來,深入人心,流傳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