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明賢法師《中觀見與道德經》
明賢法師:邏輯思辨“確定”性背後的“不確定性”
我們不得不再次審視道次第“確定”背後的“不確定性”,法義的應機演化,修行者根性的難以確知,“法無定法”的經典教誡,一再提示以“不立文字”應對所有不確定性的合理性、與巧妙之處。
當前,恢復中國人對於中華文明的文化自信,成為重要的時代命題,可是,文化自信是難以用隔越文化和佛法基本傳承的方式憑空建立的,也不可能在道次第所形成的“刻板概念”甚至“新的教條”扭曲下得以建立,道次第絕非唯一的“道”,執理廢事的問題是必須要關注的。
何況人的根基更非可用道理框死的“定法”,大眾根基是不好說的,同樣一個教授在不同人的應用過程中,實際上也已經不同了,任何正見的執行,都是經由人的閱歷進行過改變的。所以,必須給予寬松無積滯的運用空間才能使人靈活准確地選准自己相應的法門。
禅宗“無門為法門”的法要中,所“無”掉的,只是進入法門的障礙,從某種意義上講,“無門”就是最合理、最精確、最適宜的門。道次第雖然可以使我們在心理上獲得歸宿感,可求道者不光是來找感覺的。
因此,嚴謹道次第的“合理性”,與對於不現實邏輯思維執著的危險性是同步的,次第越嚴密,思維者越容易對自己“現實情況不在道上”的客觀實情失察(失去覺察),而讓自己“甘以文字工作為業”,這一點,似乎是作為凡夫的大多數人所習慣的,當然也是人類惰性的一部分。
原本,教法系統的文字薰習是要服務於實修的,而大量文字工作者在找到自己的“合法性信仰位置”以後,“信仰實踐”的概念便被悄悄置換掉了,不光徹底忘卻了宗教實踐的必要性,而且,即使遭遇更為高階的實修者,也仍舊敢於調侃,當敬不敬,形成無慚無愧的我慢心,丟失對於自己“缺乏實證”的檢點,讓無義的文字空談和文字游戲無限地“合法化”、“擴大化”。
中國歷史早有明鑒,趙括“紙上談兵”的公案(《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記載:戰國時趙國名將趙奢之子趙括,年輕時學兵法,談起兵事來父親也難不倒他。後來他接替廉頗為趙將,在長平之戰中,只知道根據兵書辦,不知道變通,結果被秦軍大敗)是最好的歷史教訓。
道次第的“合法性”光環背後,最容易讓人甘當趙括,而形成“普天下非趙括無以談兵”的文化鬧劇。時值今日,真是“天下趙括知多少”?事實上,中華文明從不如此追慕虛表,歷來都將“務實與內省”作為文化活動的起點功夫,修行的態度則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