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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賢法師:人生難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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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元旦第一天,給北大、人大、北中醫等高校同學的第一課

  二零一三來到了,“末日”熬得不太平;

  和光同塵快著眼,無能受物道中心!

  社會發展得飛快,人們越來越忙碌,舉止行為各有目的。行動可以有目的,生命是否也有目的?

  關於人生之目的,青年學子說:要做成功人士;為人父母者說:期待兒女出人頭地……。物化的“外在目的”,幾乎已經成為了人生方向的代名詞,功利追求的行動,也成為達成人身目的合理追求之行動。於是,似乎一個人從小到大,越來越清晰的人生目的便可以大約取代漸行漸遠的人生意義了。

  雖然多數人認為,“目的”未必能代表全部的“人生”意義,但畢竟是接近的。甚至,不少“人生意義”要由眼下的“目的”去達成。因此,很多人的人生意義在不知不覺中異化成了目的。為了目的,他們重視商業利益的追逐,而忽略了現實的局限性,為了達成未來的目的,而不惜迷失現在的意義。

  其實,“目的”多半是被功利化了的。一個人的成長,經歷入學、考試、升學、畢業、工作……,家長、學校、社會,在他們力量的影響之下,我們一級級由功利目的去鋪就人生階梯。游走其中,卻又漸漸發現,人生目的在現實面前有很多沖突,解決沖突的過程讓自己越來越功利化!對於現實目的的追逐愈強烈,生命的長遠意義便越淡化。究其實,並不一定是“人生理想在現實面前屈服了”,而是:當我們將人生理想局限地理解為“目的”的時候,這樣的理想在硬性現實面前,得不到人生意義的軟性拓展空間的維持,於是,這目的化了的人生理想總是被現實“無情”地平衡下來。與其抱怨“人生理想屈服於現實”,還不如說,起步的人生理解就有問題,目的化的理想本身是脆弱的,“功利化”乃是失敗痛苦的真因,它是人生(意義)迷茫的起點。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所有元素都遵循其“持續改變”的無常本質。這一特質潛伏在任何一種成功(達成的目的)的背後,甚至,一些成功(達成的目的)本身就是失敗的起點,僅憑個人智慧如何控制無常的大局?人類的創造力在這些“變動不居”的現實局限性面前,有時只能爭取到“盡人力而聽天命”的結局。所以,追求“完美的人生目的”,還不如關注當下的切實可行處,以求其“完整”的意義。

  人固然要有與困難抗爭的勇氣、和與障礙拼搏的決心,但萬不可將這種勇氣和決心膨脹成為忽略“人生現實局限性”的沖動。所以,人生也許談不上什麼目的,但是,我們可以盡力地使之有意義。

  人生“目的”太容易被物化成外在目標。中國文化的先哲們認為,人生方向一旦被外化成為某一種目的,便將 “貪看天邊月,失卻手中珠”,會很快偏離人生的光明大道。大體而言,人的創造力表現在“外謀功利”和“內省道德”兩方面,而最有價值的創造力是向內著力而省求於“道”。人生方向的基礎,是應該向內著力,而不應該向外執取。人生不能談目的,確切說只應該是責任。儒家先師孔子也曾有過相同的主張。認為必須要從修身開始,先改變自己,然後才有望齊家治國平天下。從人生的角度來談,如果首先著眼於個人心靈涵養的內在意義,那些曾被誤作為“首要目標”的外在目的,終將會成為“必然收獲”。

  因此,向內著力應當重於向外追求。這,既是中國文化的常規路徑,也是中國人在成長過程中增上生命意義的通途。改變世界固然是好的,但那不能作為首要目標。從改變自己開始,增上人生的意義,那些目的終將成為必然收獲。本與末不能倒置。

  事實上,人生難說目的。現代人在傳統教育、信仰教育缺失的情況下,時常無序理解人生意義與人生目的的先後關系。梁漱溟先生雲:“人生不好說目的,目的是後來才有的事”。什麼是目的呢?如一人到北京旅游,想參觀紫禁城,但因時間關系去不了,就說是沒有達到目的。如果這樣定義目的,人生就不能說是“有目的”。我們不能說人生是“有目的而來”,不能說人生是為掙錢而來、做官而來、廣大宗族而來、解放人類而來……“誰人為何而來到人間”,他人可以這樣評價自己,那種理解代表了他人的情感,自己不能這樣理解。自己能不能來是由父母定的,自己為什麼來是父母寄望的,都不是自己的事。若自己也這樣理解了,那就顛倒先後了。乘車到京是手段,看紫禁城是目的,將“手段、目的”分開來,是“日常事務”中所慣用的,但不能把它延伸到“整個人生”上去理解。我人順應父母及業力因緣投生人間,只是順其自然,並無目的,“我”未曾先知,便先有了“我”。如果一定要找個“我為什麼到人間來”的目的,這目的斷然找不出來。後來安一個,也與來人間受胎的事件毫無關系。哪能說人一生來就有目的呢?

  人生如果真的有目的可言,那麼這種目的最終結果一定可以被推測出來。閱歷、經驗,甚至易經八卦生辰命相,都可以成為推測這種結論的方法。明代袁了凡的《命自我立》被中國文化界深加重視,其原因就是書中描述人生目的的結果被准確推測後,袁了凡先生消極的生命態度為雲谷禅師所改變的故事。袁了凡先生偶遇精通《皇極數》的孔先生,求教之下,袁了凡先生未來半生一直到死的所有福禍命運,全部都被寫在了紙上,並一個一個地被驗證。在漫長的仕途中,自己滿意為充滿了自由意志的人生努力,其結果被一一驗證在孔先生早年給自己留下的“預言性字條”中,哪一年幾擔俸祿、哪一年官升幾品……袁了凡先生心灰意冷,他反復問自己:“命運已被算定,人生目的有何價值?再大努力所獲的結果也都是被算定的,生命的意義在哪裡?”直到面對雲谷禅師打坐,亦心如死灰。禅師諷袁了凡先生“原以為是個君子,原來只是個俗人”。最終,袁了凡先生遵循雲谷禅師等善知識教導,克己奉持,扎實踐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每日“功過格”,不久即發現自己的命運軌跡完全脫離了“預言性字條”的描述,不光官俸財產完全不同於“預言”了,甚至改變了“預言”所談因個性剛直膝下無子的命運,五十余高齡喜得貴子。他完全相信“充滿了自由意志的人生努力”在命運預言下的無奈,更相信“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對於改變“預言性命運”的絕對作用。他改變命運的過程,就是主動奉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基本佛教教義、並驗證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基礎的“自由意志”所具有的改變命運的功效的過程。他從此相信,在盲目人生努力中發展的自由意志對於宿命是完全不可改變和無奈的,但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基礎的善行卻又可以證實“命運的改變完全在我”——先前無意義的自由意志在這裡卻具備了絕對作用,甚至完全是可以改變宿命的。於是,他提筆寫下了這段經歷的全過程,將這篇文章命名為《命自我立》。掌握善法的人,能夠命自我立,缺乏善法的人,雖然自我感覺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可多半是錯覺,自己手中多半只掌握著煩惱。換言之,自己命運只是掌握在自己惡習或墮習的手中,當然也就被“宿命”把控了,“宿命”在他們面前堅定而不可改變。所以,有善法者命自我立,無善法者只能口頭冒言“無懼宿命、改變宿命”,事實則只能深墮“宿命”泥沼、而聽任宿命的擺布,他們高聲呼喊著“命運主動”,深陷“極端命運被動”。在宋明以後社會大眾逐漸將“私”字作為改變命運起點的社會潮流中,《命自我立》成為大眾宿命生死洪流中的中流砥柱。它明言了臨時性人生目的對於“宿命”的無可奈何,也明確了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基礎的人生意義(自由意志)對於深層命運絕對作用。《命自我立》是人生難說目的,但可以善法來提升人生意義的絕好說明。

  人生目的不好說,但不能不說人生有其意義。其意義在哪裡?人們運用心思來改造自然供其應用,這種改造帶來了進步,自己享受進步果實,也使他人共享,人群的組織關系便隨之遷進,前代傳後代,代代積累,才有人類文明今天的繁盛狀況。無論是為“脫離苦”,還是為“求幸福”,人生的意義,就在這種自利與利他的努力中一步一步實現。

  德國一位牧師曾為自己留下這樣的墓志銘:我年輕的時候決定改變全人類,經過很多努力,並無任何改變。中年的時候只想改變周邊的人群,發現也很難。到晚年只想改改自己,卻發現已經走到生命的盡頭。假如年輕的時候從改變自己做起,也許以自己的進步能贏得家人與周邊朋友的支持,進而幫助我為社會做更多努力,改變世界反倒成為可能。

  人,可以有生活中的臨時性“目的”,生命的“目的”則不好說。希望大家以“和光同塵(深度認同世間的不圓滿性)”的態度客觀地接受現實(暫時世俗智慧),順時盡力地調整自我(自由意志),以“無能受物(無實體而有作用)”的大道智慧(勝義谛智慧的大道中的核心),放下對“生命目的”的強求,看淡所謂的“完美”目的,以實現人生的“完整”意義。

  所以,人生難說目的,但,可以使之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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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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