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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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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轉載
高官單戀的美貌才女所寫的那些靈異事！
作者：聖地紅蓮 楊绛生於1911年，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1932年成為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生。1935——1938年留學英法，是著名作家、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主要文學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記》，另有《堂吉诃德》等譯著，2003年出版《我們仨》，96歲成書《走到人生邊上》。楊绛既是才女，錢锺書對其最高的評價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當然也是美女，曾與林徽因；陸小曼；王映霞（那個時代的“杭州第一美人”）等入選民國校花，想當年在東吳大學（現蘇州大學）念書時，楊绛就以"洋囡囡"的綽號聞名全校。她是大家閨秀，又是個美人胚子，據說追求者絡繹不絕，其中還包括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1928年入東吳大學），有一次人高馬大的費孝通曾上前去搭讪："我們可以做朋友嗎？”費孝通於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研究生。又與楊绛成為校友。其實費孝通與楊绛在中學和大學都同班，也算非常有緣分。一次費孝通還索性來清華大學找楊绛“吵架”，他認為自己更有資格做楊绛的男朋友。楊绛回應：“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過渡；換句話說，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現在的說法，我們不妨絕交。”費孝通很失望，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接受現實。費老直到晚年作文時，還把楊绛稱為自己的初戀女友。楊绛直言：“費的初戀不是我的初戀。”徹底撇清為暗戀一場。錢鐘書去世後，費孝通去拜訪楊绛，送他下樓時，楊绛一語雙關：“樓梯不好走，你以後也不要再‘知難而上’了。” 下面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位傳奇才女筆下的那些靈異事： 我認識一個二十多歲農村出生的女孩子。她曾讀過我記的《遇仙記》，問我那是怎麼回事。我說：“不知道，但都是實事。全宿捨的同學、老師都知道。我活到如今，從沒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樣。”她說：“真的，有些事，說來很奇怪，我要不是親眼看見，我決不相信。我見過鬼附在人身上。這鬼死了兩三年了，死的時候四十歲。他的女兒和我同歲，也是同學。那年，挨著我家院牆北面住的女人剛做完絕育手術，身子很弱。這個男鬼就附在這女人身上，自己說：‘我是誰誰誰，我要見見我的家人，和他們說說話。’有人就去傳話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趕來了。這鬼流著眼淚和家裡人說話，聲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壯。我媽是村上的衛生員，當時還要為這女人打消炎針。我媽過來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麼‘人中’吧？可是沒用。我媽硬著膽子給她打了消炎針。這鬼說：‘我沒讓你掐著，我溜了。嫂子，我今兒晚上要來嚇唬你!”我家晚上就聽得嘩啦啦的響，像大把沙子撒在牆上的響。響了兩次。我爹就罵了：‘深更半夜，鬧得人不得安寧，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鬧了。我那時十幾歲，記得那鬼鬧了好幾天，不時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約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給趕走。” 在“餓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災害”。十年以後，我們下放干校，才知道不是天災。村民還不大敢說。多年後才聽到村裡人說：“那時候餓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陽氣壓不住陰氣，快要餓死的人往往夜裡附上了鬼，又哭又說。其實他們只剩一口氣了，沒力氣說話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說，都是新餓死的人，哭著訴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傳說，我聽得多了，總不大相信。但仔細想想，我們常說：“又做師娘(巫婆)又做鬼”，如果從來沒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會有冒充驅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亞的話：這個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著呢。 《左傳》也記載過鬧鬼的事。春秋戰國時，鄭國二貴胄爭權。一家姓良，一家姓驷。良家的伯有驕奢無道，驷家的子皙一樣驕奢，而且比伯有更強橫。子皙是老二，還有個弟弟名公孫段附和二哥。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將官驷帶把伯有殺了。當時鄭國賢相子產安葬了伯有。子皙擅殺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鄭國的國君懦弱無能，子產沒能夠立即執行國法。子皙隨後兩年裡又犯了兩樁死罪。子產本要按國法把他處死，但開恩讓他自殺了。伯有死後化為厲鬼，六七年間經常出現。據《左傳》，“鄭人相驚伯有”，只要聽說“伯有至矣”，鄭國人就嚇得亂逃，又沒處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後的二月間，有人夢見伯有身披盔甲，揚言：“三月三日，我要殺驷帶。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殺公孫段。”那兩人如期而死。鄭國的人越加害怕了。子產忙為伯有平反，把他的兒子“立以為大夫，使有家廟”，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現了。鄭子產出使晉國。晉國的官員問子產：“伯有猶能為厲乎?”(因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產曰：“能”。 他說：老百姓橫死，鬼魂還能鬧，何況伯有是貴胄的子孫，比老百姓強橫。他安撫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鬧了。 我們稱鬧鬼的宅子為凶宅。錢锺書家曾租居無錫留芳聲巷一個大宅子，據說是凶宅。他叔叔夜晚讀書，看見一個鬼，就去打鬼，結果大病了一場。我家一九一九年從北京回無錫，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過那所凶宅。我記得爸爸對媽媽說：“凶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陰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過一個並不陰暗的凶宅。我上大學時，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個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們游常熟，在她家住幾天。我們同班有個男同學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剛在城裡蓋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來邀請我們三人過兩天到他新居吃飯，因為他媽媽從未見過大學女生，一定要見見，酒席都定好了，請務必賞光。我們無法推辭，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陽光明亮，陳設富麗。他媽媽盛裝迎接。同席還有他爸爸和孿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還有個瘦弱的嫂子帶著個淘氣的胖侄兒，還有個已經出嫁的妹妹。據說，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遷居”的黃道吉日，因為搬遷想必早已停回校後，不記得過了多久，我又遇見這個男同學。他和我們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見面。他見了我第一事就告訴我他們家鬧鬼，鬧得很凶。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趕緊逃回鄉下去了。 據說，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體育場，沒知道原先是處決死囚的校場。我問：“鬼怎麼鬧?”他說：“一到天黑，樓梯上腳步聲上上下下不斷，滿處咳吐吵罵聲，不知多少鬼呢!”我說：“你不是在家住過幾晚嗎?你也聽到了?”他說他只住了兩夜。他像他媽媽，睡得濃，只覺得城裡不安靜，睡不穩。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鬧鬼是他嫂子聽到的，先還不敢說。他叔叔也聽到了。嫂子病了兩天，也沒發燒，無緣無故地死了。才過兩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聽到鬧，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兩個傭人，男的管燒飯，是老家帶出來的，女的是城裡雇的。女的住樓上，男住樓下，上下兩間是樓上樓下，都在房子西盡頭，樓梯在東頭，他們都沒事。家裡突然連著死了兩人，棺材是老家賬房雇了船送回鄉的。還沒辦喪事，他父母都病了。體育場原是校場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傳來的。他妹妹打來電話，知道父母病了，特來看望。開上晚飯，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兒不肯睡挪入爺爺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爺爺的大床。他睡爺爺腳頭，夢裡老說話。他妹妹和爹媽那晚都聽見家裡鬧鬼了。他們屋裡沒敢關電燈。妹妹睡她媽媽腳頭。 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細軟逃回鄉下。他們搬入新居，不過七八天吧，和我們同席吃飯而住在新居的五個人，死了兩個，病了兩個，不知那個淘氣的胖侄兒病了沒有。這位同學是謹小慎微的好學生，連黨課《三民主義》都不敢逃學的，他不會撒謊胡說。 我自己家是很開明的，連灶神都不供。我家蘇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薩”的神龛。年終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過幾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說：“不接了。”爸爸認為灶神相當於“打小報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說人家好話。這種神，送走了正好，還接他回來干嗎?家裡男女傭人聽說灶神不接了，都駭然。可是“老爺”的話不敢不聽。我家沒有灶神，幾十年都很平安。可是我曾經聽到開明的爸爸和我媽媽講過一次鬼。我聽大姐姐說，我的爺爺曾做過一任浙江不知什麼偏僻小縣的縣官。那時候我大姐年幼，還不大記事。只有使她特別激動的大事才記得。那時我爸爸還在日本留學，爸爸的祖父母已經去世，大伯母一家、我媽媽和大姐姐都留在無錫，只有爺爺帶上奶奶一起離家上任。大姐姐記得他們坐了官船，扯著龍旗，敲鑼打鼓很熱鬧。我聽到爸爸媽媽講，我爺爺奶奶有一天黃昏後同在一起，兩人同時看見了我的太公，兩人同時失聲說：“爹爹喂”，但轉眼就不見了。隨後兩人都大病，爺爺趕忙辭了官，攜眷乘船回鄉。下船後，我爺爺未及到家就咽了氣。 這件事，想必是我奶奶講的。兩人同時得重病，我爺爺未及到家就咽了氣，是過去的事實。見鬼是得病還鄉的原因。我媽媽大概信了，我爸爸沒有表示。 以上所說，都屬“怪、力、亂、神”之類，我也並不愛談。我原是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這是客氣的稱呼。實際上我是老朽了。老物陳人，思想落後是難免的。我還是晚清末代的遺老呢! 可是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輕人”如今也老了。他們的思想正確嗎?他們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們不是幾個人。他們來自社會各界：科學界、史學界、文學界等，而他們的見解卻這麼一致、這麼堅定，顯然是代表這一時代的社會風尚，都重物質而懷疑看不見、摸不著的“形而上”境界。他們下一代的年輕人，是更加偏離“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錢和物質享受的。他們的見解是否正確，很值得仔細思考。 我試圖擺脫一切成見，按照合理的規律，合乎邏輯的推理，依靠實際生活經驗，自己思考。我要從平時不在意的地方，發現問題，解答問題；能證實的予以肯定，不能證實的存疑。這樣一步一步自問自答，看能探索多遠。好在我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無黨無派，也不是教徒，沒什麼條條框框干礙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淺顯的事，不是專門之學，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向後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後看，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人生一世，為的是什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麼都沒有了嗎？當然，我的軀體火化了，沒有了，我的靈魂呢？靈魂也沒有了嗎？有人說，靈魂來處來，去處去。哪兒來的？又回哪兒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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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楊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