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
梁武帝的歷史教訓,更是從歷史上,讓我們警惕於“尚賢與執著形式”的重大危險。宋代贊寧大師的《續高僧傳·智藏傳》曾贊歎梁武帝,謂之:
“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大正新修大藏經》,《續高僧傳五·智藏傳》)
其《慧雲傳》又說:
“梁高撥亂弘道,偏意釋門”(《大正新修大藏經》,《續高僧傳二十五·慧雲傳》)
“革命”這個詞匯,唐以前就已經開始用了;撥亂,反之則正;梁武帝偏意釋門。
眾所周知,他是個舉足輕重的歷史名人。虔誠信佛,幾次出家,六藝備閒,基登逸品。雖登大位,萬機多務,猶手不釋卷,燃燭測光,常至戊夜,親注《大品》,造《斷酒肉文》及《淨業疏》,於同泰寺剃度而升座講《涅槃經》。又撰寫《通史》六百卷,《經海》三十卷,《五經義疏》、《講疏》等合二百余卷。
他親自制文發願,祈憑佛力永棄道教。晚奉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唯豆羹粝飯而已,事忙則忘食。日才過中便漱口而坐,又制《涅槃》、《大品》、《淨名》、《三惠》諸經義計數百卷。於同泰寺升座時,名僧碩學聽者常萬余。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不飲酒不取音樂。此後勤於政事,冬則四更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cūn)裂……。
這一看我們就知道,梁武帝是個了不起的人,甚至是個偉人,何以至於落一個“飾智以驚愚”的說法?
諸葛亮《出師表》被認為是千古美文,其“近賢臣,遠小人”是人所公認的。然而,是了不起,就一定要尚其賢舉其能嗎?(尚賢,墨家的政治主張。若單由權勢而不由治心去考量,尚賢也頗有道理。《尚賢(上)第八》: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尚賢(中)第九》: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之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墨家的“尚賢”是否真的正確,是否通用於一切處?
假如梁武帝作為標榜被樹立起來,一定會有問題。歷史上就曾發生過讓人惋惜的慘劇:依唐代魏征《梁武帝贊》的說法,武帝由於“仁愛不斷”“過分姑息”,親其近悻(xìng,怨恨、惱怒),愆(qiān)犯多縱捨。並且不能息末敦本,斷雕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甚至於終夜不寐、日旰(gàn)不食……等原因,終致以耄耋(mào dié,八九十歲)之年餓死台城。
“餓死台城”,成為了這位偉人形象身下永遠也揮之不去的影子。只要進行“尚賢”教育,樹立道德模范形象,餓死台城的結論就會接踵而至。甚至於韓愈在攻擊佛教時,也死死抓住這條辮子不放,使佛弟子十分尴尬。他說,如果信佛真有你們說的那麼好,何至於梁武帝一生拜倒於佛足之下,而卻終究只落個侯景之亂中餓死台城的下場?
“尚賢”決不能成為激發後學的常規做法,否則將在這裡形成話柄。如《走向未來的信仰》一文認為,因為信仰不是一種“心靈寄托”,而是“心靈歸宿”,所以並不需要將心的取捨寄托到“尚賢”的目標上。其實,心靈寄托源於對一切方向的迷惘無助、乃至空虛無聊。而信仰是正視人生無回避,且敗不氣餒、苦不畏縮,是“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而自食其力的“心靈歸宿”主義。
因此,“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是自利化他最需要的精神,至於以念佛等方式為治病發財的手段,以風水數算作謀利的方式,則是更加要不得的“下作”。連梁武帝都被唐相魏征評價為“非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更何況當今這些中華民族的不肖之子孫呢?大行“飾智以驚愚”之道,就連“尚賢貴貨”的不肖之舉,也被他們再又異化而變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