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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商人的佛學情結:“我經商,我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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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一:某豪華賓館。A端坐談判桌前,目如鷹隼,言辭犀利,點利必爭,寸土不讓。
場景二:某寺廟大雄寶殿。A一臉虔誠,點燭燒香,跪地叩拜,隨後進入禅房,聽法師講經……
一個是紅塵萬丈的生意場,一個是清心寡欲的化外之地,歷來相隔遙遠,風馬牛不相及。一個是叱咤商場的商人,一個是崇信三寶的佛徒,原本是毫不相融的兩種人。然而,這一切卻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
毋庸諱言,中國商人的精神世界正趨於多元化,其中“皈依我佛”或“對佛門心向往之”的人也越來越多。事實上,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一直以不同面目不同程度地滲透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近幾年來我們甚至發現,越來越多的商人行則有度言必頌經,已經將佛門教義當作其經商與做人的精神准則。
商業精神與佛門教義之間,是和諧,還是沖突?是能夠交融,還是根本背離?這是中國當代商業生活中一個“水面下”的熱點活題。為此,本刊特地邀請了幾位“商、佛中人”,就此話題進行現場對話。
嘉 賓:
王元晖,元晖裝飾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長
楊紅玲,中美合資芬妮化妝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袁正,廣州海鄰塔吊租賃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玉剛,沈陽柏年信息技術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
常山,某投資咨詢公司總經理
空門之門
主持人:在大數人的心目中,出家或者向佛都是因為人生遇到挫折,或者基於某些無法把握的原因,“遁入空門,看破紅塵”,從此以後連父母妻兒之情都盡數捨棄,更不要說錢財之類的“身外之物”了。而商人可以說是最現實的人群。他們有堅強的神經,屢敗屢戰,很少有放棄的時候。佛家講因緣,馬克思主義也講因果聯系,那麼,各位今天潛心向佛的“果”,是由什麼“因”造成的呢? 常由:很簡單,最開始就是為了求財,跟求菩薩保佑長命百歲兒孫幸福的文盲老婆婆沒有區別。那時我還在做期貨,我的老板每次做行情前,都要夜裡開車到廟裡燒頭香、吃素齋。燒到了頭香之後,大家的心情都格外的好,好像佛、菩薩真的會保佑這次行情一定能賺錢一樣。你說心裡是不是真相信有神,有菩薩,會保佑誰發財?好像也不是真的信。要真有,你也拜,我也拜,大家都發財,就沒人虧了。期貨這個東西,沒人虧就沒人賺了。但要說不信呢,心裡頭還是隱隱約約有個畏懼的東西,拜了菩薩之後,心裡就坦然了。
楊紅玲:生意人拜佛原因都差不多,無非是求財、求平安。我二十幾歲就開始做生意,做生意就開始信佛。開始不虔誠,和司機在車上掛個東西避邪一樣,就是求個心理安穩。我是離婚後開始真正信佛的。是在八九年前了,當時我在莫斯科做服裝生意,遇到金融危機,一下子虧了近千萬,好不容易回到家,兜裡只剩20塊錢。生意虧了,家庭又破裂了,對一個女人來說打擊真是沒法說。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要麼崩潰,瘋掉;要麼自己開解,走出來。我自己想啊想啊,怎麼也想不通,便到廟裡燒香。一到廟裡,我就清靜了,不煩了,不痛苦了。你說也怪啊,好多人找我,讓我信這個教,信那個教,我都不信,我就信佛。2000年,我正式拜了個五台山的師父,成了居士。我現在還做生意,還經常碰到不順心的事,還是單身一個人,可我心態挺好的,可以非常平靜地對待這一切。
李玉剛:我是學科技哲學的在讀博士研究生,也是軟件公司的老板。聽說我信佛,很多人都會驚奇:喲,博士還信這個?這有什麼好奇怪的,愛因斯坦還信基督呢,信仰跟學什麼、多高的義化水平沒有關系。但我說的信跟求神拜佛的迷信不是一回事,我是把佛學當作一種精神、一種思維方法在研習。我不反對別人燒香拜佛,宗教儀式對一個人的心性還是有益處的。
我說說我怎麼結佛緣的。我的成長軌跡跟大多數年輕人差不多,根正苗紅,從小接受正規教育,畢業後卷入經商的洪流。我們這一代人,對物質的追求比上一代人多,我也不例外,開公司做生意,就是為了賺錢,爭取50歲退休,享受生活。但有時我很迷惑,做生意為賺錢,賺錢為享受,享受是為什麼呢?這樣推想下去,不知道人生還有什麼意義,賺錢還有什麼意義了。可能是因為喜歡研究哲學范疇的問題,更容易想到終極問題,我開始研究宗教哲學,看了一些講佛經的書後,我覺得茅塞頓開,就這麼與佛結緣了。
門裡門外
主持人:不好意思,我還得提到“空門”,或者說,是“佛門清靜之地”,它講的是“四大皆空”、“苦集滅谛”,認為人生就是受苦,人世就是穢土,追求的是死後前往西天極樂世界。因此,它要求教徒厭離塵世,戒貧、嗔、癡,要忍,寡欲修煉,勘破生死,大徹大悟。在歷史上,佛教根本就與商業不沾邊。這且不說,從商業本身的特點來說,它是社會生活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充滿了冒險、野心、不合常理。它追求現世的物質財富,某種意義上說,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就是要貪,要爭,經營管理就是要疑,要癡(執著),這和佛教的教義格格不入。佛教講六道輪回,因果報應,一切都是注定。而商場如戰場,一切靠爭取,甚至是掠奪,帶著破壞性的力量。
如今,商人、居士,兩個完全不同的身份集於一身,往來於紅塵俗世與佛門淨土之間,檻裡檻外,各位如何協調把握?
袁正:我認為你對佛教有偏見,有誤解。信佛並不就是消極避世。佛教分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兩個流派。小乘佛教講究的是個人的修行,不主張積聚財富,主張苦修、齋戒和虔誠默禱。佛教傳人中國,又跟儒、道思想相互融合,以大乘為主,主張以積極的態度濟世,並不反對積聚財富,相反認為只有財富越多,救世的力量才會越強大。它只是要求出家人守清規戒律,因為他們是“法布施”,而不必占有財富進行“財布施”。佛教主張眾生皆佛,佛其實就是一種钭慧的境界,成佛並不一定要出家當和尚尼姑。相反,佛教認為在家眾生更有能力行善,修成菩薩道。你看大多數菩薩都是俗家裝束,也要享受物質生活,連觀音菩薩也要穿绫羅戴耳環戒指。
你說佛教弟子修來世,這也是誤解。這個要看怎麼理解。國學大師南懷謹先生認為,如果把人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青年時期相當於前生,中年時期是今世,晚年是後生,修來生,就是修因果。你年輕時候種下的因,中年種下的因,都要一一顯出結果,所以要修這個因。任何行業,任何人,都離不開這一規律:有因,必有果。商人也不例外。任何個業的成功(果),都離不開勤奮的耕耘(因),正所謂“天道酬勤”,這也是我們許多企業老總經常掛在嘴邊的話。
王元晖:還有就是說佛教戒貪、嗔、癡,跟商業精神相悖,這個我也不同意。誰說做生意一定要削尖腦袋去鑽營,去爭,去斗,碰得頭破血流?我們古人都說,和氣生財,這個和,就是不貪,不嗔。至於癡呢,生意場上癡迷於錢財的人太多了,按佛家的說法,他們著了相,一旦錢財散去,他們就會迷失自我。不癡,就是不過分迷戀財富,有一個正確的財富觀。
不過,佛並沒有讓我們在做生意時不堅持原則,不追求利潤。佛只是讓我們用正當的手段謀取財富,八正道中的“正命”就是正當的謀生手段。對這個問題我是這麼看的:自己的利益一定要爭取,比如搞一個房地產項目,假如我可以修80層樓,因為不貪,因為行善,因為容忍,我讓別人去做了,而他只有修60層的能力。那我不是積德,是存作惡。佛教最基本的要求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善沒做倒先做了惡,這就犯了大戒。
再比如,經常有員工在車間抽煙,怎麼說都沒用。這個時候是不是還要忍下去?當然不會,冉忍下去又是害人,又作惡了。怎麼辦?懲罰。你要說你信佛,你菩薩心腸,怎麼還罰款呀,怎麼還批評人呀。我告訴你,佛有三十二相,佛也有怒相,佛怒不是真怒,是讓你覺悟。所以我一方面對員工非常寬容,一方面又有嚴格的制度來進行管理,這不是“嗔”,是“怒相”。
常山:要說完全沒有困惑,那也是假話。不要說有那麼多的清規戒律,就是讓你遵守朝九晚五的公司紀律,也會跟你的情緒和習慣發生沖突,人性就是懶散自由而且允滿欲念的。
開始學佛的時候,我心裡經常不能平衡。金融行業高風險,高收益,大起大落,很容易失去平衡。有時賺錢了,就忍不住得意忘形,做虧了,又忍不住情緒低搭。經常看到別人為爭奪生意,打得頭破血流。有時候,明明是我已經到手的生意,卻被人家使個絆子搶了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運作一個並購項目,在運作過程中,各方爾虞我詐,使盡了手段,我沒有辦法,也使了偏招,最後總算沒有白干一趟。但心裡真的很惶惑,我想做一個好人,但商人的職業讓我常常做小到,如果做個好人,損失的就是我的財富,我不願意。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還沒有看透財富,總之經常困惑。學佛是讓人快樂,我卻越學越煩惱,有時索性什麼都不想了,白天照樣去爭去斗,晚上讀讀佛經,拜拜菩薩,求個心理安穩就夠了。
楊紅玲:我也有同感。平常日子還好,白天也還好,忙忙碌碌的,想不太多,一到晚上,特別是年節假日,就不行了,心裡難過。看到別人一家團圓,自己孤孤單單一個人,家裡有父母兄弟,有女兒,卻因為忙生意不能團聚,心裡真是苦。有時真想不通,我對別人都是寬宏大量,對自己刻薄,賺了錢也沒怎麼享受,拼來拼去拼成個孤家寡人。年紀也越來越大了,病痛也來了,做生意也慢慢力不從心了,心裡很不平靜。每當這時候,我就找師父,或者去見她,或者給她打電話,她無論說什麼,有時只是聽到她的聲音,我這心裡就像窗簾拉開了一樣,特別明亮。回過頭,我又能面對那些事了。
信佛與商道
主持人:商業一向是推動社會最活躍的力量,商業之於中國,更具有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它正在締造一個新世界。當滾滾商流撞開農耕文明的大門,商業成為生活本身,原來單一的物質與精神生活便變得豐富而不可捉摸。長期壓抑之後爆發的力量和速度都是驚人的,呈現出來的狀態和結果也是復雜多元的,各種業態並存,各種思想交匯。尚未完全解決生存問題,一些企業和企業家、商人已經開始關注精神層面。於是,構建新商業精神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西方企業很容易建立起包括管理理念、企業文化、市場倫理在內的商業精神,因為在西方新教倫理的照應下,賺錢是“為上帝的子民積累財富”,是合理的。中國企業在學習西方企業先進經驗的同時,卻無法全盤移植其商業精神。於是,一些商人試圖從傳統文化挖掘新商業精神的內核。一些商人開始信佛,也許歸根結底是這個原因。
袁正:商業精神不是在孤立的交換博弈中產生的,它一定有它的文化內核。中國其實也有商業文化,比如和氣生財、童叟無欺等等,只不過沒有形成體系。比如有人追求儒商的境界,其實也是在實踐一種商業文明。
大乘佛教倡導的追求財富積累的思想,表面上看是為商人追求利益的行為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讓商人們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獲得心理支持,賺錢也變得心安理得起來。實際上,它更重要的是解決了財富的出路問題。佛家主張積聚財富,其最終目的是用來普渡眾生。正好比刀子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財富越多,刀子越鋒利,殺人或者救人的威力也越大。如果商人不能明白追逐財富的目的是什麼,將會陷入極端的困惑之中。他必然要尋找一個出口。西方新教認為所有的工作都是為上帝工作,因此拼命賺錢,拼命捐錢,一切都那麼合理,西方的企業家就沒有這樣的困惑。一些中國人向傳統靠攏,企圖為企業的終極目標尋找一條出路,於是,儒釋道文化在商界盛行也在情理之中了。
李玉剛:對這一點我深有感觸。東西方在文化、經營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很難把現成的西方理論和經驗直接應用,而我們的經歷又很短暫,缺乏有競爭力的手段,這樣就會給工作帶來很多迷惑、盲從。現在流行講“商道”,商也有道,但這個道,怎麼去理解,怎麼去把握?東方思維不可能全盤借鑒西方思想,還得從文化根子上去找。佛教的普渡眾生,與商人之道所強調的社會責任感是一致的。
王元晖:即使是佛教的戒律,也可以類推到商業道德。佛教的修行法門“六度”,完全可以和商業規則對等起來。第一是布施,這個是解決人生觀財富觀問題,商人搞慈善捐贈、參加公益活動,都是布施。第二是持戒,這個戒,在商業上就是商業規則、商業道德、社會公德,作為佛子,做生意就要遵守這些規則。第三是忍辱,不是委曲求全,而是寬容。這個實際上是規定你怎麼對待競爭對手,怎麼對待矛盾的態度,以牙還牙肯定是行不通的。第四是精進,就是不斷努力,不要固步自封,也就是我們說的“天道酬勤”。第五是般若,般若就是智慧,經商也需要經營智慧,這就具體到技術層面,包括很多方法、技巧、經驗等等。第六是禅定,對商人來說,就是進入一種境界,通過思考,能夠以平和的心態對待事物,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用非正當手段,劍走偏鋒去賺錢獲利,如今是越來越不可能了。所以商人必須改變過去的做法,把經營管理納入到規范的軌道上來。對於我來說,佛法可以作為經營之道。
至於人們以為消極的方面,比如因果報應,有些人因為覺得是注定就不再努力爭取,這個確實看你怎麼理解。比如有人找我借錢,我借了。如果他不還,我也不生氣,就當我是在因果循環中欠他的,我借的時候就做好他不還的准備。再比如有人坑我,這也是有原因的,我會努力消除,這個過程也是在行功德。佛教發展到今天,當然得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特別是人為的迷信成分,一定要去除。
佛門有句古話,叫作“佛理通商情,商情達禅要”。自古佛理普蘊於尋常日用之中,對於指導人們的日常生活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經商與學佛沒有必然的沖突,學佛者可以經商,經商者也可以學佛,關健是要看你是不是奉著一顆平常心、平等心、公平心,真誠心去從事自己所選擇的工作。佛教對於起心動念非常關注,起什麼樣的心、動什麼樣的念,與你所得到的結果是息息相關。
翻閱一下佛教史,我們不難看出,商人與佛敦自古有著辣勝的因緣。早在佛陀時期,僧團周圍就聚集著一大批商人。給孤獨長者、耶捨尊者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商界人士,他們廣行布施。積極支持僧團的發展和進步,得到釋迦牟尼佛的充分肯定,他們是成功的佛界與商界兩棲人士。近代上晦也有不少這樣的傑出人士,象創辦上海佛學書局的王一亭、狄楚青、丁福保等人,為上海近代佛教的振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用自己的行為為弘揚佛教,扶植正氣、穩定社會,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值得今人效仿和學習。
佛門是允許有經濟行為存在,禅宗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理念,鼓勵人們自食其力,以自己的辛勤勞動減輕對社會的負擔。我們把佛門裡的經濟行為稱之為自養事業,顧名思義,寺院的經濟行為純粹是為了自己養活自己的需要.也就是寺院經商並不唯利是圖,過分追求利益,首先將服務放在第一位,盡心盡力滿足廣大信徒和佛法愛好者的需要。千百年來的實踐證明,寺院的經濟自養事業,滿足了信徒和游客的需要。雖然也有少量贏利,但是佛門的經濟自養事業,其贏利基本用於寺院的日常開支,用於弘法文化和杜會公益慈善事業。社會提出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佛寺是“來自十方,回報十方”,就是你的來路是正當的、贏利後能想到回報社會,那麼你的經商行為就是無可厚非的。佛經中說:“一切法若無慈悲,皆為魔法,一切法若有慈悲,則皆佛法。”慈悲是佛法的根本。無限的慈悲、無情的慈悲、無緣的慈悲、無求的慈悲,無相的慈悲,寂寞的慈悲,間接的慈悲,積極的慈悲,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慧悲,是真正的慈悲。唯有平等慈悲,人類共生共榮才有持久和平的可能。以四攝法來施行慈悲、實踐慈悲、並用慈悲的眼光平等看待一切眾生,讓慈悲精神走進人們的內心探處,注入社會和國家的肌體之中.踏踏實實地構築起人類和諧的堅實基礎,是佛教徒的共同願望。廣興慈悲、厲行六度是佛教徒經商致富後回報社會、利益大眾的基本要求,也是唯一正確的行為。
關於人們的日常行為,佛教提供了八個方面的指導,也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八正道”,其中就包括“正命”、“正念”、“正行”、“正業”四個方面,指出一個人的謀生方法與從事這項事業的出發點、他的日常行為、言行舉止是不是正確,關乎到他將來可能得到的果報。只有正確地起心動念、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商業行為,選擇正當職業,合理合法地運作,以誠實守信的心意去拓展自己的事業,不唯利是圖,不欺行霸市;時刻以感恩的心情去處理自己與社會的關系,知恩圖報、廣行慈善,造福社會,利益大眾,這樣的思想和行為才是正確正當的。“正命”、“正念”、“正行”、“正業”所確立的標准,對於佛教徒的經商行為固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虐義,即便對於社會上的商人也同樣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借鑒,因為它是發乎人倫,立足於社會和諧的真理。
對於經商者而言,誠實守信是關鍵的要求,其實誠實守信也是佛教徒修學生活的基本原則,是判別一個佛教徒是否具有虔誠信仰的標尺,佛教五戒明令禁止欺騙和妄浯,因此,佛教徒在經商過程中要以五戒為鏡子,厲行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類的事情,誠實做人、謙虛做事。
教徒的真誠和信譽帶動社會誠信風氣的普及。
在處理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時,佛教主張通過“四攝法”來化解。首先必須去除對物質的貪戀,非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便是己所欲亦肯施於人,對物質是日此(財施),對非物質性的東西,如知識(法施),勇氣和膽識(無畏施)等也應該慷慨布施(布施攝):第二,在語言交流方面注意到別人的感受,盡可能對所有人都不構成傷害,讓大家都能心情愉悅(愛語攝),第三,日常生活中的每—行為都要兼顧他人的利益,甚至為了大眾的利益可以捨棄一己私利(利行攝):第四,人與人之司和睦相處,互相幫助、互相愛擴,親如一家、共同進步(同事攝)。作為構成社會肌體的細胞,單個家庭的和睦穩定,是整個社會和睦穩定的基礎。佛陀在眾多經典如《玉耶經》、《地藏經》、《說善生經》中對家庭及社會的倫理作出了細致的規范,這些規范在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總之,佛教徒的商業行為只要始終貫徹正念正行、誠實守信的商業倫理,以禅的精神對待發展,以禅的氣魄和諧經營,以禅的理念深思熟慮,以禅的勇猛致力進步,那麼經商也就自然成為了一種修行法門,其功德當然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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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台灣學佛網 (20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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