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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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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明真法師：還原佛陀的淡泊刻苦生活思想
根據漢譯《四阿含》裡的材料，我想抓出幾個問題來談一下。 一、佛陀為什麼要強調這種淡泊刻苦的生活?一般地說，當然是為了“專精道業”，不能把心志沉溺在物質的享受上，使之浪費時間、金錢和精力。但是，除了這，我認為還有兩個比較主要的原因： 甲、當時社會的經濟生活太艱苦了。如《長阿含》卷二說，佛在跋只國游化時，因為“彼土谷貴饑馑，乞求難得”。不能不將常隨的比丘眾遣散到其他的國度裡去。《增一阿含》卷四十三說，有一次，因為“捨衛城谷米湧貴，乞求叵得”，隨侍佛陀的一些弟子，竟自動地集合普會講堂，討論對策，有主張到摩竭陀國去，有主張到拘留沙國去，也有主張到拘深婆羅捺城去的。意見紛歧，亂哄哄地攪做一團。《雜阿含》卷三十二說，佛在摩竭提國游化時，有一個名叫刀師氏的聚落主，竟責難佛陀說：“今雲何於饑馑世，游行人間，將諸大眾千二百五十，……從城至城，從村至村，損費世間，如大雨雹!?雨已，乃是減損，非增益也!”《雜阿含》卷四十一，更說“尊者阿難，住王捨城耆阇崛山中，世尊涅槃未久，時世饑馑，乞食難得”，不能不率眾轉移到南天竺去，當時就有三十個青少年比丘，因此而“捨戒還俗”了。 乙、佛陀在思想上深刻地體會到勞動人民創作的辛勤和生活的艱苦，如在《增一阿含》卷六內喚醒弟子們說“受人供養，甚為不易”;情感所激，就不容不主張淡泊刻苦的生活了。因此我想佛法傳入中國時，由於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畢竟與佛陀住世時的印度不同，故佛法傳入中國後，一般出家比丘，都不能實踐印度的乞食制。到了唐朝，一些昂頭天外，牢籠不住的禅宗大師，更別開生面，多數歡喜在水邊林下，犁雲鋤月，使佛法與自己活生生的勞動打成一片，向石頭土塊裡演唱宗乘，接引來學。這就不能不說沒有它的客觀原因了。 二、佛陀雖強調淡泊刻苦的生活，但在《四阿含》裡卻又有很多的地方，極力排斥當時的所謂“苦行外道”，這又是什麼原因?應知苦行外道，是以苦行自負的，直認苦行為“道”，或認苦行為證道的唯一途徑的。佛陀主張淡泊刻苦的生活，主要是在減輕當時社會人民的負擔，並借這來消磨自己貪瞋癡慢的習氣，在自己本分上是應該這樣做的，絲毫沒有使個人可能“自負”的地方。如在《中阿含》卷二十一內，佛陀就懇切地向弟子們說：“或有一人著糞掃衣，……余者不然，……故自貴賤他”，這就不能算一個真正學習佛法的人了;“或有一個常行乞食，……或復一食，過中不飲漿，余者不然，故自貴賤他”，這就不能算一個真正學習佛法的人了;“或有一人，……或止露地，或處冢間，……余者不然，……故自貴賤他”，這就不能算一個真正學習佛法的人了。淡泊刻苦的生活，固然是佛陀所倡導的;但假使弟子們認為自己能實踐這種生活，就自負不凡，認為自己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因而在思想上造成“自貴賤他”的趨勢，這就與佛陀原意大相違反，不能不痛加申斥，說這樣做，就不能算作一個真正學習佛法的人了。 至於佛陀通常所說的“道”，主要即指“緣生無我”的真理。理解緣生，即應掌握人類社會相依共存的規律，理解無我，即應克服自私自利的惡念而使個人利益服從於社會整體的利益;所以佛陀所說的“道”不是虛玄的，而是具有其現實意義的。《中阿含》卷五十七內，說有一異學名叫箭毛的，他認為佛陀能傅得弟子的尊敬承事，常隨不離，是得力於“粗衣知足”、“粗食知足”、“少食”、“粗住止床坐知足”和“宴坐”這五件事。當時佛陀就反對他這種看法，說自己能取得弟子信仰尊重、常隨不離的，主要是由於自己能堅持真理，啟發弟子們的智慧，幫助弟子們提高品德，使之能在生活上加強信心和力量。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充分理解佛陀是主張淡泊刻苦生活的，但決不是單純強調這種形式，尤其是與當時的所謂“苦行外道”是有著極其嚴格界限的。 三、我們還要問的，在當時佛陀個人能否貫徹自己的這種主張呢?根據許多材料，可以毫不隱諱的答復，佛陀是不能貫徹的。如《中阿含》卷十三說“世尊回顧告曰：‘阿難，汝取金镂織成衣來，我今欲與彌勒比丘。’”《雜阿含》卷四十一說“世尊告摩诃迦葉言：‘汝今已老，年耆根熟，糞掃衣重，我衣輕好’”。力勸尊者迦棄改著自己的輕好衣，不要再著糞掃衣了。至於飲食。在四《阿含》裡記敘的，當佛陀來接受在家信眾供養時，絕大多數都是異常豐美，幾乎觸處可見。又如當時佛陀所住的祗樹給孤獨園、竹林加蘭哆園、奄婆娑梨園等地方，不但風景優秀，就是房屋也是十分漂亮的。--這些不都是佛陀不能貫徹自己主張的好證明麼? 佛陀為什麼不能自己貫徹?為什麼要使自己陷於矛盾?這也是值得我們研究而且應該研究的。最明顯的原因，我認為： 甲、當時佛陀及其弟子的日常物質生活，全都是仰給在家佛教信眾供養的;信眾既然根據個人經濟情況或者感情上的信仰程度不同，把衣食住等都預先准備好了，假如沒有特殊原因，佛陀也只好不加簡擇，遇啥吃啥，遇啥穿啥，不容再麻煩人家了。 乙、佛陀雖強調淡泊刻苦的生活，但在自己的思想認識上，覺得還有比這更更高貴的東西;為了使信眾能接近、享有這更更高貴的東西，在淡泊刻苦的生活方面，非要打些折扣不可，當然也就會毫不吝惜地打它一些折扣了。 譬如說，比丘積蓄多余的衣服，在佛陀原來是不許可的;但《中阿含》卷二十七內，佛陀向得了“最上慧觀法”的比丘說：“我說不得蓄一切衣，亦說得蓄一切衣。”為什麼?“若蓄衣便增長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衣我說不得蓄;……若蓄衣便增長善法，衰退惡不善者，如是衣我說得蓄。如衣、飲食、麻榻、村邑，亦復如是。”善法是適當的注腳，就是利益安樂眾生的事業。衣，應不應蓄?應該從增長利益安樂眾生的事業上去考慮問題，不能死執成法，把自己變成一個教條主義者。不過這樣做，在沒有獲得“最上慧觀法”的比丘，是不十分容易搞得通的。 又《增一阿含》卷二十四內，說有一個原本信仰佛陀的優婆迦尼長者，他的哥哥和姊姊，也在同一時間內接受了佛陀的法化。當時的阿阇世王，非常歡喜，給他送去了許多上上品的飲料和食物，他接到了，“便作是念：我竟不聞世尊說，夫優婆塞之法，為應食何等食?應飲何等漿?”並隨即派人到佛陀那裡去請示開示，佛陀也是叫他應當從增長利益安樂眾生的事業上去考慮問題。 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充分理解，佛陀在強調淡泊刻苦的生活上，固然有它的嚴肅性，同時也是具有靈活性的。佛陀不能貫徹自己的主張，這不但不能委為佛陀的過失，相反地顯示了佛陀的智慧深湛和人格偉大，因為他一切活動，都是從利益安樂眾生的事業出發，決不是泥執不化的教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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