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博士王雨瞳：“法海事件”與中國夢
作者：王雨瞳 轉於鳳凰網
2013年的春天，是滿懷夢想的開端。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那一句動人的“我有一個夢想”又在中國人的心底重新響起。這個夢就是“中國夢”。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中國夢”，大大小小的夢想都含融在民族復興，國家崛起的歷史願景裡。歷史上，鼎盛的中國因其博大文化的魅力而受到世界的仰慕。但近代的受屈受辱讓我們久經紛亂，飽嘗“落後”之苦。國人痛心於“東亞病夫”的積貧積弱，而為其身形之強健積極奔走，奮不顧身，同時也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的文化，只因一時僵化而險些將其全盤推翻。
然而，徒體健不足以自強，長期忽視內心的痼疾與創痕，使人們終究感受到前行的掣肘。魯迅當年棄醫從文的用意依然值得今天的人們來借鑒：體疾的療治顯而易行，而精神的養護隱而難知。
國之體魄，必內外兼濟，方能久立不衰。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正因為數千年來其文化從未斷絕，流淌在每個國人的血液裡，此是中國之魂。
錢穆先生說：“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燦爛光輝，而遽喪其國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文化自覺，文化先行，應該成為“中國夢”的核心，因為文化是本，是源，是維系國家和民族之根。經濟的進步、國家的富強無不依托於深厚的文化根基才能穩定實現。“中國夢”的實現只有以自身文化為精神才能與“中國”二字相契。
“法海事件”背主流、反傳統之文化背景
文化自覺是令人振奮的憧憬，卻也說明了文化缺失和受蝕的現狀。這現狀正是對傳統文化不了解，不重視，不認同，不尊重，不信賴的結果。一首娛樂舞台上的歌曲所引發的“法海事件”正是此文化大環境的縮影。
《法海你不懂愛》因惡搞法海禅師而引來佛教界的抵制。但很多人不能理解，以為“小題大做”，以為佛教干預了娛樂。正如網友們多次提及的“娛樂至死”，娛樂幾乎壟斷了文化市場，擁有著“高高在上”的地位，言文藝則必娛樂，事事不可無娛樂，甚至對娛樂提出批評就是“妨礙自由”。娛樂不知不覺中竟成如此霸道，不由令人驚慨。
而與之相對的，是對主流文化的背離。“主流文化”，並非今日人們腦海中的刻板印象。任何一個社會必有主流文化，它是社會價值認同的集中體現。各國的主流文化雖形態各異，但自古皆以導惡向善、引邪歸正為要旨，皆守持人性與道德的基本底線。而乖戾暴虐、荒誕不經、低俗輕浮、消極頹廢的事物即使受到追捧，也終究是不入流之物。
主流文化的形成與延續是文明長期積澱，社會長期認同的自然結果，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導性。而娛樂的形式與目的決定其只能是餐後零食，不應替代正餐來為文化作導向。
但今天，“主流文化”沒有有效地實現核心價值的導向作用，其與大眾的距離日漸拉大，大眾更願意追求形式多元、輕松、通俗的文化，包括各種“非主流文化”。通俗本無可厚非，但缺乏主流導向的通俗容易滑入低俗、庸俗的行列。而對“非主流”的推崇也逐漸加劇了主流的邊緣化。
這種背離的結果就是娛樂占據了主流文化的部分位置。大眾得不到“正餐”的全部營養，只能以“零食”來替代，雖一時樂趣無窮，但終致“營養不良”，不經意中更攝入了大量的“文化垃圾”。人們接受低俗的底線不斷下降，對文化良莠的識別力越來越弱，甚至丟失了基本的道德與敬畏。
此於“法海事件”可見一斑，不僅歌曲的創作、演唱者如此，為其提供平台的媒體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被動的受眾在長期的娛樂“熏染”下更不覺得惡搞宗教是什麼大事，這反過來助長了戲谑者無所謂的心態。
我們從“法海事件”中看到的是反主流文化過程中所顯現的戲谑者、媒體和大眾文化意識的淡漠和宗教常識的匮乏。而這，正源於對傳統文化基本認識和認同的缺失。
首先，人們不了解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響。佛教雖來自印度，但在傳入中國後與已有文化不斷磨合交融，早已成為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影響是深入人心而遍布社會的。可以說，沒有佛教，一大半的中國歷史、文化史、思想史都將改寫。但人們得其慧養福澤，卻視其為迷信糟粕，將其一棒打倒。
第二，重視生命的智慧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所在。《論語》雲：“未知生，焉知死”；《孟子》雲：“盡其道而死，正命也”；張載雲：“存吾順事，殁吾寧也”；《老子》雲： “天地以其不自生而長生”；《莊子》雲：“生死兩忘，與道為一”；佛教更是直接充滿了生命智慧的教導，“心不迷，不墮生死。業不繁，不憂形質。愛不重，不入娑婆。念不起，不生業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若不修內行，唯只外求，希望獲福，無有是處”，“欲淨土，但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以種種方法教人透徹生命的本質，跳出生死的束縛，從而獲得個體與他體生命的共同圓滿。
三家對於生死皆表現出順應自然，超越表相而向內求索的共同特點，皆建立於身心的實踐與體悟之上。而今，物欲橫流，人們並無對生命的敬意，反將生命的價值抵押在對聲色世界的無盡追逐上，更對解決生命終極問題的宗教報以無知的嘲弄。
第三，國人自古心中常存敬畏，“頭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凡是對於神聖賢明之人事，莫不以極大的恭敬相待，對於祖道師長無不持慎終追遠的敬意。這樣一種有所敬畏，有所克止的態度讓人心不易為物欲奴役，讓人性不易為低劣侵蝕，讓社會有禮有節，有進有退，令善舒張，使惡收斂。而今，懷疑權威，鄙視崇高，打倒神聖的思想風起雲湧，片面的自由主義風行一時。
以上所言對傳統文化的誤解與漠視使人們難以從中汲取豐富內涵來滋養現代文明，使當今文化形成雖有多元外表，實際內在空虛的尴尬形態。可見，“法海事件”中創作、傳播者對佛教無知有意的戲谑和人們冷漠怪異的反應並非偶然。很難想象一個尊重信仰、崇敬傳統的社會能夠如此追捧這樣的噱頭，更難想象很多人對此無動於衷，甚至以“全民狂歡”的姿態來娛樂已然跌破道義底線的娛樂。
媒體與文藝界的浮躁反映出的是對傳統文化的無知。數年前，北京諸熱愛傳統文化的青年學人在成立“燕京讀書會”的致詞中談到：“一個漠視自己過去的人是不健全的，一個漠視自己民族歷史的民族是病態的。”
佛經《百喻經》中有“三重樓喻”，譬喻中的富豪欲不建底下二層而獨得華麗的第三重樓，其結果自然以失敗告終，並落得他人“何有不造第一屋而得最上者”的嗤笑。
這個譬喻道理簡明，卻像極了當前的人心。對自己的文化不僅沒有全面深刻的認識，甚至不抱有基本的溫情與敬意，在此基礎上構築現代文明，在此基礎上談民族復興，則無異於建造華而不實的空中閣樓。
男女之“愛”怎可代言傳統文化？
當然，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開始認識到傳統文化的可貴。但長期以來的認識不足使人們並不能得其精髓，掌其要領，相反常常用低俗膚淺的理解去綁架它。法海事件即是典型。
《法海你不懂愛》這首歌，“愛”是一個關鍵詞。
在文藝作品中，以“愛”為主題是司空見慣的事，也不乏以宗教形象來表達愛情主題的，但這些作品之所以沒有引起宗教界的強烈反彈，原因在於其創作或基於現實以針砭時弊，或導人進入深刻的人性反思，而本身並沒有顛覆基本的善惡等價值觀。
但《法海你不懂愛》卻很不一樣。
首先，創作者為了突出其追求“真愛”的不顧一切，隨意揶揄調侃與阻擋“真愛”毫無關系的佛教僧人形象，足見作者對佛教的無知。在此無知的狀況下，仍貿然以佛教形象來“反襯”其狹隘的愛情觀，可見其不知禮節，不懂尊重。同時又反復強調取材於戲曲題材，實際是把責任都推給前人，為自己開脫。
第二，作者自稱致力於表現中國的傳統文化，但這同樣是以個人的狹隘“愛情觀”對傳統文化進行誤讀，是用現代社會反復炒作的“愛情至上”的極端觀念來偷換中國文化傳統的精髓。
當然，中國文化並非否定兒女情長，但這種非核心的價值在“愛”“傳統文化”的大肆包裝宣傳下被過度放大，給大眾造成如下的直接印象：佛教需要用世俗情愛來衡量，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就是對男女之愛的追求。前者散播錯誤信息，顯然十分荒謬；後者則將創作者個人的膚淺理解強加於文華傳統，最終起到的作用是以點蓋面的片面效應。無論哪一種印象，對於傳統文化都是歪曲和抹黑。
伴隨著“不懂愛”的調侃，歌曲創作者在舞台下做足“愛”的包裝，見縫插針地高調“秀愛”，在各種愛心活動中表演“愛心”，並冠以“正能量”之名。很難理解他們為雜湊了各種中國元素的歌曲所注入的只是如此浮躁的內涵。
“愛”本是來自西方文化的概念，即使是西方文化中，對“愛”的理解也不會如此簡單和程式化。而中國文化中雖不直接崇尚“愛”，但與之相關的是佛教的慈悲，儒家的仁，道家的抱樸歸真。
佛教講慈悲，不是情緒上的貪戀與愛意，不是簡單的人際間關愛和慈善式愛心，不是空泛的博愛，而是大悲，是在消除了二元對立和實有執著的基礎上所展現出來的周邊一切時空，能拔苦與樂的無盡功用。是“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渡人舟”的無邊悲願，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猛承當，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圓滿 “自利利他”的深刻智慧。
儒家以“仁”為生命實踐的核心，有著豐富的層次：仁有所止，即“克己復禮為仁”，朱熹認為此是“勝私欲而復於禮”，“本心之德”；仁者，愛人，以孝悌為本，推己及人，必不會作亂；仁，正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反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忠一恕，足見仁者之愛處處以他人為慮，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博大胸襟。
道家講究抱樸歸真，如“利萬物而不爭”之水，甘居眾人之所惡，而有“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無為之用；了知身為大患之理，反能“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常觀萬物並作，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雖以無為近道，無為而無不為，順應自然，涵容萬物。
故中國文化中的“愛”皆重視心性本然，越是發自真心的愛，便越是樸實，越是以他人為重，越是沒有偽飾，越是自然和順，越是敦深寬柔。其平實處是發諸內而形諸外的樸實，其更高層次是自然消弭了自他的界限，物我的隔閡。這與以顯示自我為目的的作秀之“愛”、表演之“愛”有著根本的區別。
敢於追求自由戀愛之真切，固是人之常情，但根本上還是源於一己私欲。若假“民族文化”之名，借“正能量”之口，極力推崇此等愛欲，更將傳統文化之仁愛慈悲作為其對立，其影響不僅是導人縱情，誘人謀私，也是對文化之本加以破壞。此等能量，何正之有？
龔氏夫婦尚沉浸於他們的“真愛”與“傳統文化”之中而不能自省，而推動戲谑效應的媒體與部分受眾也在大眾傳媒的互動中為其執迷不悟推波助瀾。娛樂風潮彌漫之中，唯獨法師、學者與諸仁人為文化、信仰、道義所發的聲音令此“昏昏之世”猛然抬眼。
對歌者的批評與要求道歉，絕非“捏軟柿子”式的欺負，相反，諸有識者不僅有自覺之心，更有覺他之慈悲，正可謂推己及人。在此動辄以利益計的商品時代，如此不求偏安的呼聲，對於戲谑者，對於麻木已久的社會，雖有拔刺之痛，卻是真正為“蒼生命脈”計，實在比“一團和氣”之言珍貴千倍。這才是真正的深悲大愛。
文化自覺，夢想起飛
“法海事件”並非小事，它給我們以警醒：中國文化的活力正在受到挑戰，中國文化的精髓正在不知不覺被侵蝕！“法海事件”也是一個契機，明確提出了反思的必要性：因無底線娛樂而反思道德現狀，因戲谑宗教而反思信仰與人性，因重識佛教而反思文化的自覺與復興。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有貪盈逐物之表面潮流，更有返心內求之深層潮流。東西文化的交流正在進入嶄新的階段，物化文明之潮在其發展至極之後，必返歸心性以探尋深刻本質。能適應這一潮流，能為世界文化做此貢獻者，非東方文化莫屬，而東方文化中有推動潮流之氣魄者，又非中國文化莫屬。
季羨林先生談到：“中國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文化大國，最有可能對人類文明做出貢獻的是中國文化，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文化的世紀。要無愧於這樣的光榮使命，不光是我們這一代人要努力，也要讓孩子從小汲取傳統文化的滋養，繼承我們民族的優秀品格。”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此能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化必不可脫離內涵而徒有虛表，更不可能是違背其根本精神的嘩眾取寵。汲取傳統文化的滋養，繼承傳統文化的精神，在今天，首要做的正是維護文化內涵的純潔，對於逆潮流而動的文化現象，我們有責任說“不”。
“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梁漱溟先生語）今天，中華民族懷抱全面復興的時代夢想，這是一種擁抱世界的寬廣胸襟與雄厚氣魄，本身就诠釋著中華文化的博大風度。夢想起飛的時節，一定響動著這樣的心聲：
我們的“中國夢”不只夢想祖國身強體健，更希望精神豐滿；
我們的“中國夢”不只夢想人民生活富足，更希望心靈充實；
我們的“中國夢”不只夢想文化多元生動，更希望其內涵深厚飽滿；
我們的“中國夢”不只夢想放飛自由，更希望互尊互諒；
我們的“中國夢”不只夢想道德重拾，更希望信仰回歸；
我們的“中國夢”不只自覺文化，復興民族，更以為世界文化貢獻力量為己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