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的中國佛教文化是指佛教圓融本位儒家文化後,經過了近兩千年演變而形成的獨特的中國佛教文化。這種文化的形成在政治上得到了封建帝王長期持續的倡導和支持;經濟上因接受捐贈而成為了封建統治土地所有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學術思想上成為了和儒家、道家三足鼎立的專門學問。從封建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上來說,反佛者固然有之,但能夠接受佛教理義者卻更多。民間信仰上更是獨樹一幟,就佛事活動上來說,許多已經演變成為民風、民俗甚至於已經是民族習慣了。而觀世音菩薩,在中國更是無人不知。
與一般的宗教文化相比較,中國佛教文化的優勢,在於它從哲學、科學的角度上揭示了宇宙、社會、人生的本質和意義,而且它既是充分說理的,又是可以讓人進行實證的,這些內容不是一般宗教文化能夠隨便解釋得了的。所以,說中國佛教文化與一般的宗教文化不同,是因為它的魅力在於比一般的宗教文化更具有說服力。
由於一般的宗教文化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上的,只有通過虔誠地相信,才能感到文化的存在,不能問也不要問為什麼、是什麼道理。可是在物欲橫流的當今社會中,在各種色象的誘惑下,很多人會經不起引誘繼而會對自己的信仰發生動搖。當一些宗教文化不能正確或科學地解釋自身,特別是在它們的學說與科學發生抵觸的時候,這種動搖情緒更加容易產生。但這並不是說科學就是正確的,科學也有不能正確認識自己的時候,因為它所認識的是物質或事物直觀的表象。而中國佛教文化是一種理性的文化,越是在科學發達、人們的文化水准提高、認識能力增強的情況下,越是有利於它的傳播。
在中國化的佛教文化中,觀世音菩薩慈悲為懷的濟世精神,與中華民族仁義為本的教育理論相融合,已經成為我國各族人民的做人准則。以慈悲的心腸來濟世利物,以犧牲小我來成就大我的偉大胸襟,也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中心思想。本文就觀世音菩薩精神的四個要點方面加以說明:
一、慈悲濟世的精神
在大乘佛教的思想裡,慈悲二字雖說只是一個名詞,但它有兩種不同的含義。“慈”在這裡它具有父性的尊嚴,因為它在濟世、救苦、利他的與樂范圍內,含有著冷性的敬畏、莊嚴的意義。其核心是尊嚴,圍繞著這個核心,表現出來的就是堅強、果斷、大度、剛毅。就如同夏日的太陽一樣,雖說有些時候可能使你望而生畏,但是它卻有利於身體健康和萬物生長。而“悲”卻具有著母性的憐愛,在這裡是以拔苦為核心,而圍繞著這個核心,表現出來的就是細致、周到、耐心、溫柔,還包含有一種撫育萬物而不辭其勞苦的寬容,也就是說具有那種只管耕耘、不問收獲的偉大情懷。
這種父性的尊嚴和母性的憐愛是一體的,即與樂和拔苦是一體的。因為尊嚴的與樂與社會接近一些,而拔苦的憐愛與自然接近一些。但要說明的是,二者互為基礎,互相滲透又各自成立。如果只具其一,就不是佛門的慈悲了。
但母性憐愛的大悲心,卻往往不被人珍惜而且容易引起誤解(尤其是在對眾生的憐愛拔苦和無緣的憐愛拔苦方面,更為突出),說這種“婦人之仁”好象並沒有多大的實際價值。然而,人們如果能夠徹底擴充所謂“婦人之仁”這樣的悲心,同時也就是發揮了人類母愛的偉大作用。我們只要仔細觀察世界上的每個宗教派別,它們最崇高的偶像象征,往往都是以母性來作為代表的。由此及彼的看,就知道佛教文化的真正精神所在了。觀世音菩薩在中國佛教中,就是以女性的化身出現,其實也就是這個道理。事實上,女性在人類社會中固然付出了無比偉大的母愛,但她們所遭受到人生的痛苦與災難,同時也比
比男性更多更大,這是有志於為人類社會和平而努力的人們,應該具有深刻的認識和了解的。高爾基說過:“我們應當尊重她們,婦女也就是母親。”從這個方面來看偉大的觀世音菩薩聖像,她以母性的化身出沒於茫茫的苦海之中,為完成普度眾生救苦救難的誓願而忘我的工作著。其表法的深長意義,也就一目了然了。
此外,我們更應該知道觀世音菩薩慈悲濟世的偉大精神,是無條件的、絕對的慈悲。這用佛學來解釋的慈悲,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無緣大慈”就名詞的意義來說是指佛雖說與眾生無緣,但是佛照樣發大慈悲心而救度。而對學佛的人來說,就是要像佛一樣沒有任何條件、沒有任何要求地去幫助別人,而幫助的對象又沒有任何關系,如血源、親緣、朋友、熟人、同學等。擴大一點還同時泛指一切並且不是自己所喂養的、有情識的眾生,如豬、馬、牛、羊等等。也就是說與這被幫助的眾生沒有一點點的“緣”,但同樣發大慈悲之心去救度、去幫助他(它)們。
“同體大悲”在佛學詞典中也作“同體慈悲”,就是沒有時間、空間、性別、色身、類別的阻礙,去關懷、悲憐、幫助一切人,也同時泛指一切有情識的眾生。要求觀、念一切眾生都與自己是一樣(同體)的,這樣一來就能產生救助他(它)的苦難、並同時盡自己的可能給予他(它)快樂的慈悲心,這就是絕對平等位置上的同體之慈悲心。這個同體之慈悲心,與其他教派的什麼同情、博愛等,有著根本意義上的不同。
而且佛學理論還認為,即使是乘願再來到這個世間上的初地以上菩薩,也要和眾生攝受於一體,把眾生的苦難視為自己的苦難一樣,從而生起慈悲哀憐之心。《大涅槃經·十六》中說:“譬如父母見子遇患,心生苦惱,愍之愁毒,初無捨離。”這些都說的是視眾生為一體,去關愛眾生的慈悲哀憐之心。而儒家的“仁義”、“仁慈”、“物吾與也”等等,以及一些文人的文學作品,如黃庭堅的一首詩:“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原本一體性,只是別形軀。”等,都是同樣的道理,思惟也是從這種觀點出發的。
慈悲有三種:眾生緣慈悲,就是對眾生都如同父母兄妹六親眷屬一樣看待,常起幫助之心,沒有斷煩惱的人先要學這種慈悲心;法緣慈悲,就是不要存在有我的這個念頭,佛門說的破我相。就是隨分隨力的幫助眾生;無緣慈悲,就是心無分別,普救一切,不僅僅是對人類拔苦與樂,還要對一切有情動物皆起憐憫之心。也就是無緣大慈。
二、應化利物的形式
根據佛教大乘經典,如《法華經》、《華嚴經》等的記載,觀世音菩薩為了達到慈悲濟世的願望,她就能夠以種種不同的化身而應化利物;如《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就說:“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觀世音菩薩能夠以比丘、宰官、居士、男女等各種身相而顯世度化眾生,甚至於能以屠夫、妓女等相應世;如馬郎婦觀音就是菩薩為了度化那些喜歡逢場作戲的男人而現的妓女像。我們如果不能理解菩薩偉大的慈悲胸懷,僅以普通的觀點來看,這種作法似乎有點兒損害菩薩形象;其實世人所不能理解的地方,正是菩薩的偉大之處。
觀世音菩薩應化利物的目的,就是要求我們對客觀事物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從膚淺的理解進行了深入的研討。經過比較、分析、綜合、概括、判斷、抽象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後,逐步探求知識間的深層聯系與區別。如果我們不能深刻揭示這種內隱的聯系與區別,那麼就不能理解慈悲救世思想的精髓。
所以,觀世音菩薩以她獨特的慈悲形式告訴我們:慈悲喜捨這個濟世法門,形成的不變過程同樣就在變化的過程中,因為這一法門就是不二法門。為什麼這樣說呢?由於不變的過程稱為“常量”,發生變化的過程稱為“變量”,而慈悲喜捨這個濟世法門,本質上是非善非不善、非常非無常的應化利物法門。因為它反映的這種動態關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對應關系。
無論什麼人,只要他獻身於慈悲喜捨這個濟世法門,就是觀世音菩薩。正如淨空老法師所說:“其他宗教所供奉的神,其實都是乘願再來的菩薩。”有些人就不能理解,認為這種說法只不過是講法的“契機”而已;也有人說這完全屬於宗教信仰的神秘色彩。其實在事實上,世間上有許多不同身分的人,他們一樣地都具有“悲天憫人”的善良品質和慈悲思想。雖然他們各自的立場不同、身分不同,但只要都能夠憑著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行事,就是在朝著一個目標——人類和平而努力。
三、智慧圓融的開發
隨著佛教大乘思想在中國落地生根,觀世音菩薩智慧地憑借著另外一個化身名號——觀自在菩薩;乘著與中華傳統文化圓融合流的契機,開發人性智慧升華的文化思想,不但普遍性的傳入到社會各個階層,而且提高了整個國人對形而上學的了解深度,繼而開發人性至善以達到最終目的——般若智慧的、解脫的境界。
遠在唐初,隨著強權政治的推行,與傳統文化圓融後的中國佛教文化傳播到日本、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國。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精神、教化民眾的救度方式,都因為有著積極的勸世作用以及對社會的淨化作用而被各國人民所接受;因此有人說觀世音菩薩是東方精神文化的座標,這當之無愧。但觀世音菩薩與各國人民的歷史淵源,卻遠不止於此;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當時釋迦牟尼尚未創建佛教,及他正於創立佛教的階段,觀世音菩薩在印度固有的婆羅門教中,就已經存在了。所以在大乘經典中,本師釋迦牟尼世尊就說觀世音菩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成佛,她的原始名號稱為“正法明如來”,和“大日如來”有幾乎相等的歷史。觀世音菩薩又是密宗蓮花部的本尊:如馬首明王、准提佛母、四臂觀音、千手千眼觀音等等,都是她合二為一、以一而二的分身現象。
一部二百多字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濃縮了整個大乘佛學思想,已經成為東方人近兩千年來必讀的人生哲學著作。在日本、朝鮮、新加坡等地,不知道“心經”的人幾乎沒有;“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形識、亦復如是。”的這種邏輯思維形式,追求人生終級的解脫境界,使人們能夠超越於物性的追求與享受,從而進入精神世界的升華領域;這不僅是在歷史上早已成為亞洲文化的中堅信仰,而且在人類文化思想上的另一方面有著偉大而崇高的價值。
四、名號具有的含義
“觀自在菩薩”這個名號,就是要求我們去觀,通過觀,就能夠明了是否自在。我們都知道在這個世界上與人的一生最為密切、而且最先接觸到的,莫過於通過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而產生的色、聲、香、味、觸、法五塵。而六塵排列在最前面的就是色、聲了,所謂色、聲,也就是物理世界中的光色與音聲;是人生生命中所有的色、聲;是人生生命中所有的色相和呼號。
我們稍微一“觀”,便能從直觀感覺上看到由各種形形色色的色相構成的這個世界,以及這個世界上許許多多自然界的美妙,便會感覺到人生一世的妙不可言之處;繼而就產生了許多文化與藝術的意識,來給予肯定的歌頌和贊歎。但是,只要我們細細的一“觀”,透過這些虛假的外表去觀看本質的事實。這深入觀察的結果,你就肯定會發現這個世界到處充滿著悲哀、病苦、煩惱、啼哭、饑餓、寒冷、戰爭、水火等等;你就會發現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中煎熬著、哀歎著。但只要我們一追究這些痛苦的根源,就會發現無一不是六根。所以,佛學的各種經典都告訴我們並要求我們斷掉六根以及因它帶來的六塵、六識。就是密咒也不例外,如《大悲咒》的最後六句,就是這個內容。
“南無觀世音菩薩!”這句名號,就表示菩薩是觀察著、傾聽著這個世界上苦難眾生的呼叫聲音,而趕來“尋聲救苦”的;這代表著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大無畏精神和作為的境界。“南無”是梵語音譯,它有皈依、歸順、忠於、救我、度我等等意思。
人類社會經過漫長歲月來到今天,自然科學的日新月異,促進了物質文明的快速發展。它固然給人類社會帶來了許多物質生活上的便宜,與肉體生理上許多新奇舒適的享受。但恰恰相反的是:生存在今天的人們,所遭受的精神與心靈上的痛苦和壓力,並沒有因為自然科學的發達而得到緩解。由此可見,“南無觀世音菩薩!”這句名號的內涵精神,正是我們急需效法的宗旨。而佛教文化的精義和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精神,也正是濟世的良藥。
另外,還有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就是慈悲與博愛的區別:
許多人有這樣的觀點,就是把佛門的“慈悲”和西方國家某些學派或者說是提倡的“博愛”等同。甚至有些佛門大德也說慈悲和博愛一樣,在人性本具的善良和悲憐沒有太大的差異,甚至還有許多互相吻合的地方;還說博愛與觀世音菩薩化身千百億的意義,只略有程度上的深淺不同而已。
我認為:佛門的慈悲和博愛有著質的區別。博愛這個許多人常用、而且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詞匯,在佛學中根本不言及;佛學中有一個詞語叫“愛別離苦”,屬於“八苦”之一;愛是苦的因,苦是愛的果,這是超脫之根本,棄之還唯恐不及。因為既然稱愛,就必定有能愛和所愛;有能所,必定就有人、我,即是認我為能愛,彼為所愛。愛我勝於愛他人,這樣的俗見世間人都有,這就是人、我相;有人、我相的存在,就會同時產生不平等的分別心。但是如果說愛他人勝於愛我,這未嘗也不是偏見;因為既然說愛,就必定有可以去愛的條件,比如說是面貌美麗、身材魁梧、學識淵博、品行高尚等等。但反過來一想,美麗、品行這些東西都不是固定的,不是絕對的。因為一旦人老了,變得不好了,沒有先前好了,或者說與其他人一比較就顯得不如他人了;到這個時候,你是不是不愛了?更進一步說,不論是人或是物,我所愛的人家亦愛,我所愛一占有就變成我所有,他人必失所愛;而如果他人一得所愛,我就必失所愛。諸位好好地想一想,這樣一來的結果會是怎麼樣?結果不外兩種:一是佛學中所說人生的三種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整個身心都將陷在這無有窮盡的痛苦煩惱之中。二就是起嫉妒心、嗔恨心,付之於行動就成為社會不安寧的根本——殺、盜、YIN;這樣一來,清淨世界就變成了五濁惡世。所以佛學認為愛是生死輪回之本、憂患苦煩之因,這就是佛學根本不言及愛的理由。
另外,試問一下:對一個有殺父之仇的人,你能夠去“博愛”嗎?當然,西方國家還流行一種說法,也就是某些人或者說某種宗教提出來的“愛我仇敵”:這種說法,用佛學的觀點在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既然稱之為仇人敵人,心中就已經生起了仇相敵相;而起了仇相敵相的心中能夠存在的自然只有仇恨、憤怒、嫌惡,絕對不會有好感、有歡喜、有愛。但你如果勉勉強強的去“愛”,也不外乎是欺世盜名之談,因為這種愛是虛偽、是作假。
而佛學就不是這麼說的,佛學是教我們要平等對待這輩惱怒我們的人,不要把他們作為仇人敵人來想;同時也用不著去愛他,而是生起同體的大悲心去慢慢的消除他的仇恨心,使他自然的轉變敵對態度主動地來接近我們。這才是真正的佛法,無人相亦無分別心。
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慈是與樂,悲是拔苦。這種慈悲不是以我為中心而產生,而是建立在一切眾生絕對平等這一截面上的。從物質方面來說,一切眾生皆同一體,絕無差別;從精神方面來說,一切眾生皆同具心識,絕無界線。所以佛門教理教義稱慈為無緣慈,悲為同體悲。不論眾生需要什麼?我們都隨分隨力的施予,使他們獲得滿足與快樂。但在施予時切不可以作我為能施,彼為所施之想:不求名譽與報答,則不起我慢,則不緣於一切相,這才是真正的無緣慈。如遇眾生有痛苦時,應當想彼受之苦即是我受之苦,沒有他和我的分別為一同體,並遂願而生悲憐心而隨分隨力的解除他的痛苦。同樣,在救護時要不可住一切相,即是真正的同體悲。當我們明白了這些道理以後,自然就不會因為貪美色而起邪念,不會因為貪口福而殺害眾生,同時也就不會去取非分之財物來供我揮霍了。這就是佛學的觀點,也就是博愛和慈悲的區別。
總的來說,在社會道德定位失范、人生價值取向失范的今天,發揚觀世音菩薩慈悲濟世的奉獻精神,用以補救社會道德教育的不足,既是菩薩的願望,也是我們共同祈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