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慈善家,他的慈悲,不僅止於人類,就是飛禽走獸等六道眾生,也都是他救濟的對象。《大智度論》雲:“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佛典中慈悲助人、護生救苦的思想與事例,比比皆是。佛陀於過去生中捨身飼虎、割肉喂鷹,於現世為徹底解決眾生生老病死苦,出家證道,弘化十方;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度眾生;藥師佛為眾生除病消災;觀音菩薩救苦救難;地藏菩薩教化地獄等等。諸佛菩薩的慈悲願力,深深影響佛教的慈善事業;千百年來,佛教團體或默默住持普施,或積極救世濟苦,實不亞於慈善機構,尤其佛教更注重文教事業,以佛法義理救度眾生饑渴的心靈,這才是最究竟的慈善事業。
佛教對慈善事業的貢獻
諸佛菩薩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胸懷救度一切眾生,以“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悲願行化於世間。《梵網經》雲:“菩薩應生孝順心,救度一切眾生。”高僧大德在學佛修道的歷程中,廣學菩薩行,有捨身成仁者,有拯濟災難者,有行醫救苦者,有放生護生者,更有入世教化,福利社會者。歷代以來,佛教在慈善事業的表現,成績斐然,茲以四點說明:
赈災:中國的天災與戰爭是導致人民生活貧困的主要因素。每當旱災來臨,國家則舉行公開儀式,祭天祈雨,帝王往往延請佛教高僧主持儀式,以期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在民間,僧侶也常為災區百姓舉辦祈雨法會。佛教諸經典,如《大方等大雲經·請雨品》、《大雲輪請雨經》、《大雲經·祈雨壇法》等,都是以說明佛教對旱災拯濟的重視。不唯祈雨,就是蟲害、水災、地震等天災的發生,佛教也加以關心救助,解決民生的困苦。
尤其是寺院,不僅僅在災區布施,更定期施食,普度貧民。隋末唐初,正值戰禍,路有餓莩,京都會昌寺法素上座,特為難民設置萬人粥會,甚至將寺內金佛熔化,換成白米以濟災馑;唐朝的昙選法師在山西興國寺門前設置大鍋,親自施粥;四川開照寺的鑒源和尚,每於講經後,設千人粥布施;元朝佛光大師於饑馑之年,必定親自煮粥濟民;日本鐵眼道光禅師,自寬文九年(西元一六六九年)起,在黃檗山創刻藏經,巡游諸國,廣募有緣。當時適逢年荒饑馑,禅師遂以所募淨財悉數赈濟救急。刻藏經費由是必須再度重新勸募,刻藏工作也因而歷時十余年才告完成。禅師的慈悲深深地感動日本社會大眾,黃檗藏也因而著稱天下。其他如唐代的志寬、元代的志德、明代的德清等,都是歷史上有名的赈災僧侶。
濟貧:天災、戰禍及苛政使得農民普遍貧窮,奉行佛陀慈悲理念的佛教徒對於濟貧事業,向來不遺余力。東晉令宗尼常常以自己的財物,分贈窮人;法相和尚將福德淨財全數布施貧民;南朝宋僧铨、道猛、法恭、陳法朗等法師,在修行、講經之余,不忘濟窮施貧;隋朝昙延和尚因好施聞名,許多流浪者、貧民都聚集在其門前,寺院曾因此一度斷糧,但終因慈愍而感動皇帝贈糧,後來被隋文帝立為國師;大興善寺的法純法師以勞役做工所得,捐助貧苦;唐朝德美、慧震、法雲、靈潤、代病法師等,長年固定布施,或成立悲田基金,或設立施食道場,都是為廣大的貧窮者所作的善行。
此外,佛教帝王經常舉行大規模的無遮大會,供養僧眾,普施有情;直到現在,佛教寺院依然存在齋會,供應齋食。
佛教的濟貧事業,還包括有僧只粟、寺庫、解典庫、無盡藏院,都是基於救濟貧民、災變所設立的福利制度,其性質類似現代的農會、合作社等,在當時受到廣大農民的肯定,甚至帶動社會各階層布施供養,存財於寺,以利濟貧。
救病:佛陀是大醫王,救治人類的一切病苦。他除了演說心法,教導眾生如何去除煩惱外,也講說許多有關身體結構與保健的知識,讓弟子們能充分自我了解,安心辦道。因此,僧侶中也有精通醫術,從事行醫救人者。東晉的佛圖澄、竺法調、單道開、竺法曠、於法開、於道邃、耆域、诃羅揭、安慧則等法師,是來自西域與印度的醫僧;南北朝的寶象、昙衍、靈裕、昙鸾等法師研究醫術,救護貧病;隋唐的智顗、灌頂、法進、波頗、法喜、昙榮、代病、僧伽、神智、杜順、豐干、智廣、道開、行滿等法師,於醫療救病方面,皆有貢獻。其中,代病法師發願一生代人受病,以救眾生之苦,故名“代病”,其悲天憫人的胸懷令人感動。醫僧盡心盡力醫治病患,並未索取醫藥費,而是本著為社會服務的精神,從事治病利人的慈善事業。
醫院的起源與佛教有很大的關系。佛門的醫僧醫術高明,而且救人如救己。患病者往往聞名前往求治,遠路去的甚至就在寺院中住宿,一直到痊愈時為止,寺院如同醫院,也提供醫療住宿。早在北齊時,那連耶捨就在寺中收容麻風病患者,施以醫護與療養。唐朝年間所設置的養病坊,則是在寺院內施行救治,並收容病患的療養所。日本聖德太子所建造的大阪四天王寺,設有敬田院、悲田院、療病院、施藥院等四院,其功能如同今日的免費診療所、養老院、孤兒院,以貧困、孤獨、病患為對象,施以免費治療、收容、救助的慈善設施。台灣目前也有許多由佛教團體成立的慈善機構,如醫院、老人院、育幼院、功德會等。過去佛教寺院內的醫療慈善機構,多半由國家設立,委托僧侶管理,國家慈善事業若能與佛教結合,當更具教化福利之功。
護生:“保護動物”是現代最前衛的環保意識。其實,佛教自古以來就倡導護生的觀念,如戒律中的“不殺生”戒,佛教儀式中的“放生”,乃至基於慈悲心的“素食”等。《梵網經》雲:“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應作是念: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若見世人殺畜牲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薩戒,救度眾生。”因此,佛教戒殺護生的對象甚廣,小如蚊蟻,也盡量驅逐而不輕易殺害。
許多人在信仰佛教後受戒不殺,更有進而終生茹素,乃至影響廣大社會群眾者。譬如,梁武帝曾诏敕天下:“嚴禁取用生物以合藥,郊祭祀天所用的供品,牛、羊、豬等,皆以面食代替,祭祀宗廟的牲禮以果實代替。”隋文帝則诏示天下:“正、五、九三月為長齋月,每月有六齋日,即: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禁殺一切生命。”
放生是佛教護生事業的典型代表。高僧大德悲天憫人,民胞物與,每見命在垂危的牲畜便生救拔之心,或出錢買回放生,或帶回寺裡豢養,因此寺院裡開始有放生池、放生園的設置。信眾受到感化,逐漸效仿,上至天子,下及庶民,都知道放生是慈悲延壽的象征。
除此之外,佛教在社會慈善事業的積極努力,還包括:倡導禁酒,減少犯罪;至監獄弘法改善人心;提供住宿、齋食,指引游子旅人;植樹美化環境,注重水土保持;鑿井開渠,開發落後地區;義冢義葬,憐憫孤魂窮子等等。總之,佛教寺院本身就是慈善事業。
其實,佛教二千五百余年的歷史,善男信女對於法力無邊的佛陀已經具足堅定的信心,任何失意困厄,沮喪潦倒的人來到寺院,無不虔誠膜拜、頂禮,祈求佛菩薩加被;也有許多人在度過難關後,回到寺院供養、奉獻以為還願,並成為不退轉的佛教護法。佛教寺院本身的莊嚴肅穆、清淨祥和,諸佛菩薩的慈眉善目,在在給予世人心靈的安慰。
慈善並非宗教的全部
很多人誤以為慈善事業就是財物的救濟,其實,佛教將布施分為三類:財施、法施、無畏施。財施僅能救急,不能救窮,只有治標而不能治本,真正的慈善事業必須能徹底解決受難者的痛苦。佛教基於世人迷昧因果,在煩惱苦海中輪回不已,因而廣說緣起中道、因緣果報的道理,期望眾生在正知正見下,轉煩惱為菩提,化悲怨為力量,建立幸福快樂的人生。
佛教倡導“慈悲”,因此佛教致力於社會教化事業,為弱勢團體求平等,為社會大眾謀福利。北魏時,昙曜代表寺院向朝廷奏請收容犯罪者及官婢,名之為“佛圖戶”,從事清掃寺院環境或耕作寺田的工作。此項制度不僅令長期被拘禁的重犯成為社會的一股勞動生產力,也讓他們有被教化,痛改前非的機會。
佛光山幾十年來,集合所有信徒的力量,從事對社會貧苦大眾的冬令救濟、施棺施茶、施醫施藥,這一切都肇因於佛光山有慈善的性格。其意義不但是對他人的救急救難,也是對自我慈悲心的培養。然而在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中,“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慈善僅是其中的一部分。目前佛光山的慈善事業范圍甚廣,包括佛光診所義診、雲水醫院下鄉施藥、冬令赈濟、急難救助、友愛服務隊(義工組織)、觀音護生會、器官捐贈會、社會教化處(監獄布教)、大慈育幼院、仁愛之家(老人院)、佛光精捨(養老院)、萬壽園、老人公寓等等,並且以寓文化、教育、淨修於慈善之中的理念,興辦各種慈善活動。慈善事業固然重要,但教育、文化更重要。
除了財物的布施,我們還要協助教育受難者的道德、品格,從旁輔導他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幫助他們重新站起來,努力創造幸福美滿的生活。所以,希望今日的佛教徒,凡事不要一窩蜂,扶輪社可以去救濟,獅子會也可以去做好事。而我們更應該發揮宗教淨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的功能,救急不救窮,做好佛教六度圓融的慈善事業。
佛教徒要興隆佛教,淨化人心,福利社會,必須要有普濟社會的願心,本著佛陀的慈悲胸懷,“貧窮者教以大施,病瘦者給予醫藥,無護者為作護者,無所歸者為受其歸,無救者為作救者”,做慈悲濟世的事業。
最好的慈善事業就是與教育合而為一,以文化、教育來培養人才,宣傳教義,從思想見解上改造人心,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希望大家在從事慈善救濟時,也能兼顧文化、教育,發揮宗教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所謂“諸供養中,法供養第一”,期盼佛教能從文化、教育方面提升社會的道德水平,改善國民的生活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