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寧鉑，是中國大學少年班的“第一人”，非常聰明伶俐，又很聽話。中國人心中一個完美兒童的種種要素，他都有了。1978年3月來到中國科技大學，開始在第一期少年班學習。也成了記者們追逐的對象。他們讓這孩子出名，讓這孩子成為“神童”，讓這孩子放射出一種既神秘又熾烈的光彩，讓這孩子成為全國兒童學習的榜樣，也成為父母們教育子女的新模式。但是在校期間，寧鉑很少做物理學科的研究，卻把大量時間用於圍棋、哲學和宗教。1988年結婚之後，他練習氣功，與常見的生活習慣漸行漸遠。
2003年，當年家喻戶曉的“少年班第一神童”寧鉑出家為僧了。
出家是一種悲劇嗎？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的才子寧珀到五台山出家了。出家當和尚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古往今來不勝枚舉，可是社會上仍出現了許多的議論，不少人替寧珀表示惋惜，覺得他的出家完全是逃避現實的困苦。這讓我想起九十年前李叔同出家的事來。
1918年夏，深受杭州一師學生們敬重和喜愛的現代中國藝術開拓者李叔同出家，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他的同事夏丏尊，當得知出家後的弘一自述出家是得益於夏先生的助緣時，“不禁面紅耳赤，慚悚無以自容”，感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若干年後，這位現代科學文化教育的提倡者和實踐者，不僅沒有感覺到當初李叔同出家的不幸，更隨了弘一法師的緣，成了弘一的“虔誠地盡護法之勞”者。
李叔同的學生豐子恺，是李叔同出家成為弘一法師的親歷者。當時的豐子恺年方二十一歲，雖然還不完全理解老師李叔同為什麼要出家，但他已經明白李叔同出家並非平常之舉。十年後，他很虔敬地拜弘一為師，正式成為佛門的皈依弟子，得法名嬰行。豐子恺雖然不是出家當和尚，但是，他從此成了一名大力弘揚佛法的著名佛教居士。更重要的是，他在以藝術弘揚佛法的過程中，不僅促進了佛法藝術化的傳播，而且極大地提升了他自己的藝術境界，使《護生畫集》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藝術的傑作。
正是因為李叔同的出家，影響了許許多多的社會各階層的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改變對佛法的偏見和成見，護持佛法，甚至參與佛法的弘揚和佛教文化的創造。
有雲：“出家是大丈夫之事”。在古代，出家當和尚雖然不是一件很難的事，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佛教歷來有重出家的傳統，並以出家的和尚為住持佛法的僧寶。僧寶是佛教的三寶之一，是佛法常住的象征和引領者。因此，嚴格意義上的出家人，除了有正式的剃度、受戒之儀式外，更要有相當的佛法義理和修行的基礎。
古代的中國文化，是以儒、釋、道三教為主要代表的。佛教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主要不在於它有多少信徒和多少寺院，而在於它擁有博大精深和輝煌燦爛的文化。中國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輝煌燦爛，離不開佛門中的大批文化精英的勞動創造。翻開歷代的高僧傳和居士傳，我們都會感覺到，中國佛教文化是中國古代的先進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古代的佛門高僧大德，則是中國古代社會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古代的中國文化正是這許許多多的佛門先進知識分子努力創造的智慧的結晶。
可是，宋代以後，中國佛教逐漸式微而走向衰落。特別是清代雍正皇帝廢除度牒和戒牒制度以後，什麼人都可以出家為僧，以至於有的佛教道場成了藏污納垢之地。宋以後佛教文化的衰落，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出家寺僧素質的大幅下降，而宋以後的明末清初和近代的佛教文化之復興，都得益於明末清初和近代一些社會知識分子如明末四高僧、清初遺民僧澹歸、法幢和近代寄禅、太虛、印光、弘一等進入佛門、出家為僧，並努力振興佛教文化。
這也就是說，現代佛教文化的振興，需要現代社會中與佛法有緣的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出家為僧本就是人生的一種選擇，毋須大驚小怪，只是宋元以後佛教的衰落及近代以來的科學主義思潮和二十世紀以來的世俗化浪潮，使人們對出家有異樣的感覺，甚至瞧不起出家。重要的是，出家不是消極地逃避世俗，也不僅僅是個人的解脫，而是要有大悲心、大勇氣、大智慧，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恆順眾生、救濟苦難、發展文化、普渡眾生。如果只是逃避世俗，追求個人解脫，就遠離了釋迦創教的本懷。
末法時代的佛法弘傳，需要越來越多的文化人的參與。正在崛起的中國需要佛教文化的復興。和平安寧的世界需要佛教智慧的滋養。
